公费医疗变奏曲

据悉，1988年全国药品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

又据悉，1988年上海市公费医疗开支1.02亿元，比1986年的5400万元提高87％。

这惊人数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呢？

一

“您想得到一个新式磁力铅笔盒吗？请您去医院领取，别忘记带1毛钱挂号费和记帐单。”这绝非笔者杜撰的广告词，而是事实。

塑料磁力铅笔盒上印着“强力天府杜仲丸 ××市第一制药厂”。此外，金属香烟盒上铭刻着“咽喉消炎丸80粒×40瓶，荣获1985年国家医药管理局优质产品称号”，新颖的保温杯上贴的是山楂精的标签……

在某单位的食堂中，等候开饭的人们闲聊着，在纷杂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一番对话。

“兄弟，你这饭盒够意思的啊！”

“那是，不锈钢的。”

“哪儿弄的，给老哥也弄一个。”

“那还不容易，去医院开。”

一方面人们忙着制造、兜售、利用着包装，另一方面该有的包装却没有。据1989年5月30日《健康报》报道：在浙江的一些医院里，儿童用的输液缺乏，只好将成人用的500毫升大瓶抽掉450毫升，剩下50毫升给孩子用，而针剂也常只需用半支，剩下的只好扔掉。

过度包装的效益毕竟是医院、药厂利益均沾。何不独辟蹊径？于是某些医院又开创了再包装。

1988年北京某医院，以每个7元的价格购进一批保温杯，然后将4.5元一瓶滞存于院内的金盆草糖浆置于保温杯中，以每个16元的价格通过处方开出。以上药和杯的进价为11.5元，而病人却需花16元，每份净创收4.5元，真可谓生财有道了。

不能否认，由于许多药材定价过低，加之自50年代以来化工原料价格上调，而西药价格却8次下调，结果使我国化学药品的价格成为世界上最低的。两瓶静脉注射用葡萄糖输液的价格还抵不上一罐可口可乐。这给药厂的生产带来困难。但是以包装求出路，受损的是谁呢？

二

面对公费大亨们，许多医院成了特供商店。记帐单换回的不只是精良的包装，从药房的小窗口你能得到吃的、穿的、用的。1989年1月《法制日报》记者以《是医院，还是百货店？》为题揭露了北京一卫生所通过处方向“病人”们推销营养药、洗发液、花露水、饭盒等物品的行为。如果说这家医院能算个百货店，那么在创收风中它却有些小巫见大巫了，那些营业项目更为广泛的医院该叫“超级市场”了。在那儿凭您需要，可以任意选要。只要1毛钱手续费，前提是给予报销。1988年12月15日《经济日报》报道，武汉市汉阳区一医院不但能弄出瓶瓶罐罐，还能领到雀巢咖啡、永芳高级美容霜、18K镀金变色镜。更有甚者，高压锅、电热毯、运动服，直至珍珠项链、金戒指都能开出院门。

今年初春，笔者在一位朋友家上了一课。

到他家时，他正陪织着毛衣的妻子在看电视。望着他妻子手中的毛衣，我想起市场纯毛毛线紧张的传言，便问道：“嫂子的毛线从哪儿买的？”

“医院。”他们随口答道。

“医院？”我不禁愕然。

看着我们吃惊的样子，他们笑起来，“不信怎么着？你要是要说一声，我给你开点去。”

“开点？”我们有些惶惑。

“多了不好说，一、二斤问题不大！”

我再三追问也没能得到那家医院的名字。但朋友告诉我开毛线不算什么，还能开出冰箱来呢。我有些不信，又不敢不信。在半信半疑的时候，另一位朋友来告诉我们，他们厂（一家有2000多人的纺织厂）有两名退休职工，一个月竟要报近4000余元的医药费。我托其去打听那单据是从哪儿弄出来的，结果没问出来，因为厂里不同意报销，那两个退休职工已将单据拿回去了。此事便不了了之。

另一家工厂—北京某修理厂厂长去年发现了一件怪事：该厂职工连日来排队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来。几百人的小厂一日付出医疗费竟达2000余元。而看病归来者却都面色红润，露出喜气。他大感不解，于是也拿上“三联单”去了医院，取得药来，看着手上价值80多元的洗发精等物才恍然大悟。当家方知柴米贵，如此开“药”，这个厂早晚真要被“药”死。于是果断下令，再去此合同医院就诊者一律不予报销，这才救了这小厂一命。

三

公费医疗为国家（或集体）职工本人所享有。事实上，一家只要有一个公费医疗者，全家便可一起享用。平日多领些常见、多发病药品，建个家庭药房足矣。谁有病谁吃，吃不了先存着。存的时间长了就一古脑儿扔掉再换新药。方便得很。

不只是人吃，动物也可以吃。养鱼的鱼鳞白了来点儿土霉素，养猫的猫儿停食来点儿酵母片，药到病除。还有花儿呢，花儿生了虫就来点儿“灭害灵”，四块六毛钱一瓶，医院满足供应。你家里凡有生命的，公费医疗全包。

有时候光吃药不灵，必须住院。那也不要紧，撕一张三联单就去。北京某医院收治了一名老年持三联单的患者，由于医治无效，患者故去。医院依照三联单上的姓名出具了死亡证明。未曾想，凭此证明却不能注销户口和火化，其原因是，该三联单上的名字是逝者仍健在的儿子的名字。

另有一种人更会玩花样儿。1989年4月3日《北京晚报》报道，住在中医研究院某病房的病人孟某，折价卖给来自内蒙古的患者魏某一批药，大活络丸、生脉饮、热敷散共收费55元。何以住院不吃医院药，却要一买一卖呢？原来盂某享有公费，而魏某却要自费。这么一来卖者将公费转成了零花，而买者落得个低价治病，如此双方受益。但住院病人如何卖得药呢？经查看孟某处方发现：仅3日内大夫便给这位公费者开了生脉饮、健脑灵各10盒，热敷散、大活络丸各2盒，为这位病人转售药品创造了条件。这么一来，住院治病不但不花钱，还有赚头。公费医疗的好处便被发挥到极致。

四

一些单位看到公费医疗的漏洞，也想了一些办法试图弥补。比较常见的是医疗费包干。即规定每人每年或每月医疗开支不得超过多少，超出部分自负，用不了也归己。且不说这种一刀切的规定是否过于简单生硬，即使一刀切，依然堵不住漏洞。因为，退休职工的医疗费并不受限制，独生子女也享有为楞剥夺的优惠政策，于是，这两部分开支便陡然大涨。

一位会计告诉我们，有时候报销小孩子发烧、闹肚子的医疗费让你看了能吓一跳。凭常识那么多钱换回来的退烧药，足够一个大汉发个十回八回烧的了。这些药真给孩子吃了要不中毒那算邪了。你说不清是孩子发烧还是大人发烧。

更有甚者，有人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开回了“男宝”！难道他（或她）真的认为一个人在这般年纪就需要增强一下么？

据1988年9月4日《哈尔滨日报》报道：该市1980年公费医疗人均支出38.40元，1986年已上升为126.84元，1987年又上升至150元。市直机关享受特诊的人员1553人，1986年支出医药费102万元，1987年升至166万元，年人均支出由639元升到了1069元。

而从北京一家小商店的统计数字里我们也能看到：该店共有职工29名，年工资总额为24361元，如此提取福利基金应为2679元，而医疗费不过是这2000多元基金中的一部分。可是当年该店却支出职工及家属医疗费9535元，这样即使将他们的福利基金全部充作医疗费用仍差6856元，为补上这笔开支只好挤占该店用于生产的流动资金，结果全部流动资金的24.72％被医疗费所占用。而今年仅1～6月份该店职工所报医疗费已比去年全年的费用多出了417元，上半年这个店职工工资支出和医疗费支出比已达10：7。

这就是我们的公费医疗的现状。一方面，是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维持这样一项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这项福利却被它的某些享有者所滥用以至践踏。而我们迄今为止的各项规定、措施又对此无以约束。

那么，最终受损的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