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医疗范文

公费医疗范文第1篇

放眼全国，内地31个省市区中，已有25个取消了公费医疗制度。广东、湖北等6个省份，尚未完成改革的，也仅存省会城市和省级机关等少数单位。此外，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巡视员张大发披露，33万在京的中央单位公务员或也将于2013年纳入城镇职工医保。

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福利待遇相差甚大的医疗“双轨制”有望走向历史的终结点。在执政党高扬 “公平正义”价值、不断弥合城乡二元体制差距的大背景下，先行一步的医保“并轨”改革，也将为其他领域的类似改革提供某些镜鉴与启迪。

革自己的“命”

“南京的公费医疗改革不仅落后于全省的12个市，在全国也是落后者。”提起目前正在推进的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建宁对《南风窗》记者坦言，这次改革没有创新之举，完全是按照相关规定、借鉴外地经验而做的。

不过，当2012年12月初，南京市向外界公布这项改革时，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全市会议上说，推进公费医疗改革“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必答题、不是‘可选项’，是硬任务、不是软指标”。他还说，这次改革就是要改变少数公务员身上存在的特权思想，以此凝聚全社会对改革的信心，“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也难以取信于民”。

南京的压力在于，它在当时是江苏全省13个地级市中唯一还在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的城市。而早在1998年底，国务院就下发过《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均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当时，这项改革，仅在国企中得到了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落实并不积极。

实际上，效仿前苏联、起源于1950年代初供给制条件下的公费医疗制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最近10多年，该制度遭受了外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它不仅将公共医疗服务与身份挂钩，使“医疗特殊化”制度化，且加剧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和低效浪费。由于看病几乎不需自掏腰包，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小病大看、动辄住院”、“一人生病、全家买药”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诱发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加剧了财政负担。

由于无需或仅需极少个人支付费用，医院也倾向于对公费医疗群体开大处方、做大检查、大治疗。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统计室张柔玲在对某三甲医院2004年4个常见单病种住院病人实际发生的住院费用进行比较后发现，公费医疗的花费明显大于社保医疗和自费病人。比如，同样是脑梗塞，公费医疗人员的总费用是14205元，远远高于医保病人的总费用（10284元）和自费病人的总费用（仅5900元）。

公费医疗带来的高额财政支出，窥一斑而知全豹。新华社援引某省会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数据称，2011年，该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花费近1.5亿元；而该市258万多名普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为1.3亿多元。粗略计算可发现，政府财政平均为1名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医疗费用，大致相当于50名普通城镇居民的支出。

也难怪，自1998年国务院推行城镇职工医保制度改革以来，尽管已逾14年之久，公费医疗改革仍是步履蹒跚、艰难推进。这种改革之艰难，从取消公费医疗的“路线图”上也可看出端倪：每个省份的改革都是从普通城市开始，最后“收尾”的则是省会城市和省级机关；总是先从职务较低的区县公务员身上“试点”，然后再逐级向上推进，过渡到向市级、省级公务人员“开刀”。

留有“尾巴”的改革

实行公费医疗，个人无须缴费，且看病费用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可报销；而一旦加入了职工医保，不仅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扣掉需上缴的医保费，连看病报销的规矩也多了起来，譬如，设置了“起付线”（起付线内的费用由个人负担）和“止付线”（最高报销数额）以及严格的报销比例等。这两笔账一对比，不少人对公费医疗改革难免会产生抵触心理。

也正是为了化解改革的阻力，各地在推进公费医疗转轨职工医保的过程中，均对原本享受公费医疗的群体给予了充分的政策倾斜与利益照顾。不少地方甚至明确提出，改革后的医疗福利待遇不仅不会低于，甚至还会略高于此前“公费医疗时代”。

其中，被普遍采用的政策就是，给“被改革群体”配置了额外的“补充医疗保险”。比如，北京市的方案就明确提出，市级公务员等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后，先按照基本医保政策进行报销（这一点与企业职工大致相同），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同时享受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待遇，也就是“二次报销”制度。在经过两次的费用报销后，在职人员的门诊报销比例达90%、住院报销比例达94%；退休人员的门诊报销比例达95%、住院报销比例达97%左右，“和改革前相比，待遇提高了5%左右”。其他各省市的改革方案也大抵如此。

按照法律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需要累计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保费（如南京市男性缴满25年、女性缴满20年），这样，退休后才可继续享受医保待遇。对于缴费没有达到规定年限的，需要补缴。不过，对于参加医保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各地均作了“变通处理”。

各地改革方案多规定，公务员在参加职工医保前的工作年限或连续工龄，可视同 “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换句话说，公务员并不需要像其他公司职员一样补缴所差年限的医保费，仍能在退休后享受相应医保待遇。也就是，这部分改革的成本其实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的。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吃小灶”的情况，各地“公务人员并轨职工医保”的改革又被外界批评为“留有尾巴”的改革。

不过，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教授看来，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改革的正面价值仍值得肯定，因为将机关事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后，公务员群体就与其他职工在医疗保障平台上不再有了“制度上的分割”。“我们做决策的人都是公务员，如果他们不在我们广大国民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里面，很难想象，他们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完善上，会非常主动、积极、长远地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仇雨临教授认为，公费医疗并轨城镇职工医保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将长期在体制外循环的公费医疗资金“注入”城镇职工医保基金的统筹账户内，这样，城镇职工医保的筹资水平提高了，自然也增强了基金的支付能力和抗风险承受能力。

通往更加公平的福利社会

不管怎么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将其并入城镇居民医保的改革，又向着“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的方向上迈出了艰难一步。不过，即便国内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均完成了医保“并轨”，距离全国意义上“医保并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共有三个子系统：在城镇，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工作的在职职工为参保对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向无工作的城镇居民，如老年居民、学生儿童等）；在农村，则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面向三个不同群体的三大医保制度之间，存在着给付水平的巨大差异，在管理上也分别属于社保、卫生等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因此，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呈现出城乡制度分设、管理分割、资源分散的“三分”格局和“碎片化”现象。

制度“碎片化”暴露出的弊端也日渐显现。比如，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医保待遇，在实际操作层面，通常无法有效接续，无论你是农民工、城市工薪族还是高管、技术人才，哪怕换个城市，其此前所缴的医保也基本上打了水漂，需要在新的城市“从头再来”。

这不仅增加了医保的管理成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引发待遇攀比、群体矛盾。在中国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当下，这不仅遏制了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有序流动，也加重了那些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或具备发展潜力的年轻人群体的生存和安全的压力，给他们造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全状态，进而导致其对未来抱有更保守、更悲观的预期。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他们不敢消费、过度储蓄、难以对自身进行教育投资，在将来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竞争中，逐步丧失竞争优势，从而，一系列恶性循环开始接续。

事实上，目前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国内消费不振等，在病根上都与我国没有及时更新社会政策、没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肇因相关。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只有当人们满足了“生存”和“安全”的基本需要之后，才会考虑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而作为“社会安全网”和“减压阀”的社会保障系统只要阙如一天，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就会匮乏、飘离一天。

公费医疗范文第2篇

秦汉以来，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

医药界黑幕重重

往细处寻思，高官势要们因有特权可予回报，医官们格外尽力悉心，曲意奉承，一般的官吏有病求医，能不体会彼此厚薄?这又是衙门式公费医疗的一个弊端。

还是拿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一个专门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凡一剂成，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癸辛杂识・别集》)。就是说，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都被大大小小的京官和“有力者”私分了。据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权宦童贯后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紧俏药品。其来路，无非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各有关部门和长官们的孝敬，正好暴露出公费医疗千疮百孔的漏洞。

宋代法律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由此又折射出诸如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医德问题，当然受害者多是小人物。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按规定，在此进入“公务”范围的特定时期，他们也得享受公费医疗。如《唐律疏议》卷二九有一则《丁匠防人等疾病》的杂律说：“各类丁夫、匠人在劳作服役期间，戍边防守的人在镇戍边塞期间，官户和奴婢们在衙门服劳役期间，如果患病，该管官员不为他们报请治疗，或者虽然已报请，但主管医药的官员不予供给，以致他们缺乏救治医疗的，各处四十笞刑；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各处徒刑一年。”

所谓主管医药的官员，就是《金瓶梅》里的任医官之类，很难想象，清河县衙里的更卒马夫或三班丁壮，能够在他那里获得与西门掌刑一样的公费医疗待遇。又前引海瑞《兴革条例》“医官察病症脉理，识药性，以利一县之疾。近多纳银为之。图差遣取利……”花钱通路子买官办医院里的编制，再将本求利捞回来，这里面又该有多少黑幕呢?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笔者寡闻，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与北朝相对立，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公费医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费医疗改革;热点讨论;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93-02

南京取消公费医疗（副厅级及其以上干部除外）的新闻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公众对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和政府职能改革等问题议论纷纷。公费医疗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稳定政权、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各项改革的实施，其暴露出的浪费医疗资源、增加财政压力、阻碍医疗保险制度并轨等问题说明，公费医疗制度早就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但是“副厅级及其以上干部除外”体现出的公费医疗改革不彻底、公务员和普通民众待遇不平等等问题却让人疑惑，公费医疗何时才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基于以上几点，笔者将对公费医疗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费医疗制度的历史沿革

公费医疗（Free Medical Service）是指国家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而实行的、通过医疗卫生部门按规定向享受人员提供的免费医疗以及预防服务的一项社保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在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等方面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单位保障”的局限性也日趋明显，经费超支、不同单位因效益和疾病风险不同造成享受人员“苦乐不均”、单位关停并转制带来的报销问题等等，尤其是经费超支带来的财政压力，让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开始了公费医疗的改革。仅以北京为例，20世纪80年代，针对现行公费医疗制度存在的弊端，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采取试点与面上改革相结合的形式，在全国广泛开展;1994年，国务院确立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进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2001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标志着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实施;2009年4月1日，平谷区2.16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整体纳入基本医疗保险;2010年1月1日，西城区启动区属机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改革，全面实现参保人员持卡就医实时结算;2012年1月1日，北京市属机关事业单位22万人被正式纳入城镇职工医保;2012年2月3日，北京市医改办负责人表示，2012年市级公费医疗人员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将做好中央国家机关公费医疗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准备工作。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已有24个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还有山东、广东、江西、江苏、湖北、贵州、陕西等7个省份的公务员，尚未全部取消公费医疗。

二、公费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特权不利于社会和谐

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提到公费医疗就会联想到是公务员群体长期拥有的特殊福利待遇，是“医疗特权”，也是一种典型的“超国民待遇”。公费医疗制度的存在，是对原有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成员既定利益的一种肯定。公务员无须像企事业单位职工那样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却享受着报销范围广、报销水平高的公费医疗，由此引发“一人生病，一家人吃药”为代表的过度医疗，更是对医疗医院的极大浪费。而在公务员群体内部，普通科员和高级公务员享受的待遇也是不可相提并论，各大医院豪华的干部保健病房，也不时刺激着普通群众的神经，不禁让人怀疑，难道人命也分等级？由此引发的公平和争议的讨论时时见诸报端，在“仇富”心态之后，又引发了一股“仇官”的畸形心态，不利于社会和谐。

（二）过度医疗和过度报销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顾名思义，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享受者不用缴纳医疗保险费，却享受着报销范围广和报销水平高的医疗服务。在过去的公费、劳保体制下，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医疗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分别包揽，缺少机制去有效地制约过度消费;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明显地超过了社会经济承受能力。“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小病大看”“一人公费医疗，多人共享”和倒卖医保开的药品牟取暴利的现象屡见不鲜，极大地浪费了医疗资源，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尤其是各大公立医院的豪华甚至奢华干部保健病房，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助长了奢靡之风。

（三）加大政府财政负担

中科院200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其中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并且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政府有关部门人士所说，公费医疗彻底取消并入医保，是财政压力逼出来的。一组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 179.87元，平均个人负担比例为26.2%，而2010年北京市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元，比2009年增长6.27%，以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的22万人数来计算，人均医疗费用超1.1万元。仅从这组数据就能看出，公费医疗带来的浪费到了何种地步及其对政府财政的压力。所以各地公费医疗改革首要目标都是控制医疗费用、减少财政浪费和缓解过重的财政负担。

（四）阻碍医疗保险制度并轨

在公费医疗制度下，我国长期实行医疗保险“双轨制”的制度，即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制度，而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缴纳医疗保险费，相当于“吃皇粮”，二者实际享受的医疗服务待遇存在巨大差距，造成劳动者间的不平等和享受权利的不公平。此外，公费医疗不并入城镇职工医保，造成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监督上漏洞百出，也不利于控制公费医疗的财政支出。

三、目前公费医疗改革引发的讨论热点

（一）补充医疗保险使公务员与平民医疗待遇仍不平等

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轨后，根据国家和各省相关规定，各参保单位可在参加职工医保外，另行建立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大概有以下一些内容：一是由财政出资设立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二是由本级医保中心开设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户，三是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以及全年自付超过一定数额部分，进行“二次报销”。由此不难看出，补充医疗保险仍让公职人员拥有一般性医疗保险以外的福利，享受“超国民待遇”。公费医疗本是权力系统内部成员的福利优惠待遇，因而对此改革往往困难重重，利益的调整会带来多方的争议和抵触。然而，深入推进公费医疗改革，在三年改革过程中，甚少传出与改革震荡相伴的博弈之声。这到底是改革力度的印证，还是如民众所担心的，改革并未触及公职人员医疗利益的核心，形式上的并轨无碍于医疗福利优越性的延续？

（二）高昂转轨成本终将由普通纳税者承担

以北京为例，据推算，北京市的公费医疗改革，政府至少要拿出2亿元以上，为这项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校教职22万人的改革埋单。以此比例估算，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左右。换来的是，2012年以后包括北京在内的24个省市，再不用担心公费医疗这个无底洞，政府的责任将仅限于缴纳参保人员工资总数的10%到医保统筹基金，如报销费用不够，原则上不再增加，由医保基金支付。公费医疗改革初期需要政府支出额外的转轨成本。以北京平谷区为例，涉及公费医改的有2.16万人，并轨医保当年增加支出2 200万元，如果以改革的人均成本推算，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涉及22万人，支出可能增加2亿元，约为2010年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的8%。以此比例乘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估算的五六百亿的公费医疗开支规模，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公务员取消公费医疗并入医疗保险，使中国的保险制度走向一体化，意义重大。

（三）改革不彻底引人担忧

补充医疗保险可谓是公费医疗保险改革的“尾巴”，让实质上的不公平在形式公平的外衣下继续变相存在。南京公费医疗改革对象除去了副厅级以上的公务员，未在公务员系统中引起应有的波澜，从1998年到2013年，经过了15年，公费医疗改革的公平性依然为民众所诟病，这些都是改革不彻底惹的祸。实际上，在很多权力系统的福利制度改革上，受缚于利益群体施压而陷入泥潭的情形并不少见，即使勉强有所推进，也多半是在妥协下换一个形式，改革的真正作用被大大削弱。以公车改革为例，目前最具可行性的方案，是以补贴方式，促进公车数量的减少。福利改革所针对的权力主体的超国民待遇、特殊福利，并没有因为制度变化而消除，反以另一种形态得到了延续，而改革内核的公平价值更是无从触及。即便如此，当下的公车改革仍处于僵局。相对而言，本轮医疗改革的情况稍显乐观，但它有没有从根本上与国民福利的公平目标一致，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公费医疗改革的未来展望

彻底取消并入医保是公费医疗改革的必然方向，现在大多采取的办法是公职人员可以享受补充医疗保险，但是仔细揣摩又是禁不起推敲的。但由于公职人员本身是“双轨制”的既得利益群体，改革不可避免会带来很大的阻力，所以有专家表示，“公费医疗改革不是要降低谁的待遇水平，而是为了给职工提供更加充分的医疗保障，这是医保改革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如果这样公务员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而是推进力。由此说来，公费医疗改革是一项渐进式改革，在改革初期出现待遇不均等、转轨成本高昂等问题是可以谅解的，改革要看到并轨在制度层面的进步：第一，保证了制度公平，打破了以往制度分割;第二，便于机关和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第三，社会医疗保险更有利于风险转移，因为社会保险的基本概念就是互助共济，人越多，基金越雄厚，越能分担额风险;第四，经办管理更容易，现在医院的医生开处方时要考虑患者是什么保险，很麻烦，制度并轨后会简单许多。还有不少人认为，公费医疗并入社会保险，对于减轻财政负担有重要作用。不过，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仅是我国“双轨制”并轨过程中的一小步，未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可以这样说，取消公费医疗、并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取缔特权福利的开始，笔者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完善，补充医疗保险将逐渐淡出，“副厅级及其以上”取消公费医疗也只是时间问题，公费医疗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公费医疗范文第4篇

公费医疗始于1952年，是国家通过卫生部门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及预防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全部资金由财政负担，个人无须付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一组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179.87元，平均个人负担比例为26.2%，而2010年北京市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元，比2009年增长6.27%，以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的22万人数来计算，人均医疗费用超1.1万元。

在公费医疗时代，承担的病人越多意味着医院亏损越严重。

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住院部分费用超过包干费后，由医院承担20%，财政负担80%。以平谷区中医院为例，该院医保办结算员邢小姐2005年开始接手公费医疗，当时医院在公费医疗上亏损几十万，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上升到200多万。

由于财政负担过重，各地都对公费医疗先后出台过一些实施细则和约束浪费的机制。例如，北京市在2000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公费医疗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按保障人数定额管理的办法，以实现公费医疗开支总量控制，并制定了公费医疗享受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标准：年度门诊费小于等于3000元，职工个人负担20%，超过3000元以上部分，个人负担10%；年度住院医疗支出小于等于1万元，职工个人负担10%，超过1万元以上部分，个人负担6%；退休人员个人负担比例为在职职工的50%。

然而这些措施约束力并不强，并且由于公费医疗存在花费越高、个人承担的费用比例越低的制度设计弊端，使得“小病大看”等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医疗单位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经销贵重药、进口药，甚至经销营养滋补品、非医疗用品；盲目进口和使用CT、核磁共振等高档医疗设备。

这些体制性弊端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加剧公费医疗的改革。1998年1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此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文件精神，陆续取消了公务员公费医疗，对在职和退休公务员(离休人员除外)实行医疗保险。截至目前，内地31个省区市中，至少有24个已取消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费医疗。

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改革人群仍享补充保险。在先行改革的《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改革政策》中明确指出，公费医疗人员并入职工医保后，还可享受补充医疗保险，即市财政将为原公费医疗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自付费部分进行“二次报销”，其目的是为了使原公费医疗享受人群的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为了确保公费医疗改革后公务员待遇不降低，北京市为改革群体缴纳的3%补充医疗保险，全部由财政负担，粗略估算下来至少有数亿元规模。

2.改革人群内部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天津市在2008年12月起实行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中规定，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人员，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的待遇标准报销后，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予以补助，在职人员补助80%，退休人员补助90%，副司局级以上人员补助95%。

另外，国家为了缩小职工医疗福利差距，在统筹医疗保险时，会用缴费系数高的来补贴低的，从而制定统一的医疗费用保障标准，所以普通职工医保中，无论缴费系数高低，其报销标准没有差异，只是存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不同，缴费系数高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就多。

3.改革成本的问题值得关注。北京市早在2009年3月就开始了区一级的公费医疗试点，当时参与试点的三个区是平谷、海淀和西城。而平谷区的试点由于阻力小、推进快被公认为北京市区级公费医疗试点的“典范”。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平谷区为推行医保改革，安排财政预算6600万元，其中包括一次性“注入”医保基金5600万元，这笔费用是平谷区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工资总额5.6亿元的10%，相当于基本医保规定中，单位应代缴的部分，剩下部分是退休人员的统筹补偿资金。另外，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设立补充医疗保险基金560万元。

而平谷区2008年度财政公费医疗支出为3200万元，6600万元与之相比增加一倍多，即使以2009年医保基金实际使用额5440万元计算，也比2008年财政开支增加68%。

三、对改革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公费医疗改革需要总体性的设计和推进，破除体制性根源，在财政体制、监管体制等方面落实相应的配套改革，尤其是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提升企业、农村人员的福利保障水平。

2.要想实现改革形式和实质上的平等，应强调“透明公开”原则，坚持公众参与，赋予公民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方面的法定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更彻底清理各类特权，推进公费医疗改革在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均等化。

3.可以通过政府来确定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以此来降低保险基金的支出。

公费医疗范文第5篇

24和80%，这两个数字令人欣慰，这意味着，“公费医疗”这个无底洞的洞口越收越小；“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小病大看”等过度医疗的现象将得到有效改变；吞噬的财政也将更少——政府的责任将仅限于缴纳参保人员工资总数的10%到医保统筹基金，如报销费用不够，原则上不再增加，由医保基金支付；在涉及民众看病难、看病贵这一权利问题上，也将向公平迈进一大步。

公共财政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前提，其公共性决定了财政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普惠化、均等化。公费医疗本质上是特权医疗，是公共财政向特权倾斜，是官民不平等的一个显现特征。公费医疗改革应该直指社会不公，终结医疗等级、医疗特权，实现医疗公平。

然而，在我看来，公费医疗改革是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的被动选择，是被逼出来的无奈之举，改革的最初动力并不是为了平权。因为公费医疗存在一个严重的制度性弊病，那就是花费越高、个人承担的费用比例越低；医疗单位越使用贵重药品、进口药品，越可以多获利，这必然对医疗的过度浪费缺乏制约，使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最后让财政无力承担。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为27亿元，1997年增加到774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约19%，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了6.6倍，年递增约11%。医疗费用增速远远超过财政增速，这种畸形发展最终成了财政不能承受之重，催生公费医疗改革。改革的动力可能在财政富裕的中央和省、市不是很强烈，但是在县一级、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县，医药费报销都将难以保证，就算不改革，公费医疗制度也会名存实亡。

这种被逼出来的改革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公费医疗人群参保后，各省均存在着不同名目的“补充医疗补助”，仍享受比普通职工医保更高的待遇，而且这部分超国民待遇还要普通民众买单；另一方面，公费医疗人群内部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同单位、不同行政级别之间悬殊很大。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公平，但建立基本公平的制度保障应是基本共识。

由是观之，公费医疗改革不是没有成效，改革确实降低了财政支出，提高了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但是由于特权思维的存在，离公众的要求还有距离。假如公费医疗改革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公费医疗人员享受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变化，改革就只能是将财政负担转嫁给社会。从根本上讲，公费医疗改革不只是为财政减负，也不只是让财政更具公共性，而应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转变职能的一场“自我革命”。医疗改革既是“自我革命”的一部分，就要在这场改革中全盘考虑，摆脱特权思维，确立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果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支付过多的改革成本，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会消耗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和共识，损害人心，而人心才是最大的成本，谁也支付不起。

公费医疗范文第6篇

的确，取消公费医疗制度是一项进步。但这一步迈得是否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大，却需要打个问号。

公费医改艰难，14年仍未完成

公费医疗是指国家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及预防服务的制度，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它与企业职工劳保曾共同组成计划经济年代的城镇医疗福利体系。

我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取向是取消公费医疗，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城镇职工的医保待遇纳入统一管理体系。这有利于增加医保资金覆盖面，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可谓是利国利民。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医保待遇相对较高，而城镇职工的医保待遇相对较低，因此取消公费医疗的改革一直步履蹒跚。

来自广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资料显示，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花费近1.5亿元；而该市258万多名普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为1.3亿多元。也就是说，政府财政为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人均医疗费用，远远大于普通的城镇居民。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仇雨临教授说，从国家财政支出看，如此沉重的公费医疗既不公平，也不经济。有人形容公费医疗是喂不饱的怪兽，吞噬着巨额财政资金。

北京市公务员陈卫华介绍，过去的公费医疗只能到单位定点的北大医院就医，还要先垫付医疗费用，之后才能凭票报销。“有时，开车的油钱都比药费高。取消公费医疗后，所有城镇职工医保的定点医院都可以就医，方便了不少。”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取消公费医疗，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医保资金统筹，不仅有利于财政部门集中使用资金，提高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减轻财政负担，对政府、医院、百姓皆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然而，14年过去了，我国31个省区市中，仍有江西、江苏、山东等7省的省会或省直机关等单位，迄今没有实现公费医疗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并轨，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城镇职工在医疗福利方面仍然差距很大。

才改“公费医疗”，又添“补充医保”

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在取消公费医疗、并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同时，还要建立“补充医疗保险”，这是该市此次公费医疗改革中的新规定。这种做法虽非先例，但也引起一些群众的质疑。

究竟什么是“补充医疗保险”？南京市人社局的解释语焉不详。记者反复了解后发现，大概有以下一些内容：一是由财政出资设立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二是由本级医保中心开设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户，三是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以及全年自付超过一定数额部分，进行“二次报销”。

北京市2012年取消了公费医疗。该市公务员小林介绍，取消公费医疗后，最大落差是有了“起付线”一说。“以前，哪怕是花一分钱，也可以报销；现在不到起付线，只能自己掏钱。”

但是，有了“补充医疗保险”，即使自己掏钱，也数量有限。以浙江湖州为例，该市一小学老师告诉记者，全年自付部分如果超过3000元，超过部分可以按80%到85%的比例进行“二次报销”。

据了解，天津、重庆、北京等地，“二次报销”的比例均在75%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补充医疗保险”或者说“二次报销”的做法，将公费医疗改革已缩小或待缩小的差距又拉开了。

一些群众评论说，“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好怪的名字，为什么又要贴上身份标签，以后会不会有“处级干部再补充医疗保险”以及“厅级干部再再补充医疗保险”？

专家认为，公费医疗并轨之所以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有关部门及干部以为这样会损害其医疗福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医疗部门面临的管理及改革压力随之加大，特别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改革。

如今，我国在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等方面的改革明显提速，取消公费医疗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此项医改也触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既得利益，因而阻力重重。“一些干部花国家的钱不心疼，抱着赖一天是一天的消极态度。”

“副厅级以上除外”：

越接近权力中心，改革越难

近日南京取消公费医疗的新闻引起关注，这项改革被称为“特权缩步”、“向既得利益开刀”、“传递社会公平好声音”、“零落的公平将重新拼接”。

但细心的人也看到，南京市政府中“副厅级”以上官员并未纳入取消范围。而且，同处南京市的部属机构、省级机关以及省级管理的事业单位也“置身事外”。

实际上在取消公费医疗的全国性改革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市快于省会、企业快于机关、下级快于上级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接近权力中心改得越慢。比如北京市，企业早改完时机关还没动、区县政府先改了才轮到市直机关：再比如山东省，15个地市都改完了，济南还没改。

要求取消公费医疗，正是国务院的决定。1998年12月，国务院发文《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但这个决定都颁发14年了，在全国各地都快执行完毕的时候，决定的制订者却还没有动静。

尽管很多报道援引北京市人社局官员张大发去年1月的话说“33万中央单位公务员有望于2013年纳入城镇职工医保”，但实际上张大发后来澄清说2013年并轨的消息只是一次讨论会上的提议。而有记者去年2月从多家中央部委了解到，中央单位的相关改革事宜尚未纳入计划。直到今天也再未听闻任何消息。

医疗福利分配仍旧重公职人员，在公职人员中又重领导干部。

狭义上，公费医疗指“实报实销”的国有单位医疗制度；广义上，公费医疗还包括公职人员享受到的种种医疗特权。如南京公费医疗改革的新闻中也提到，“副厅级”以上干部不仅享受公费医疗制度，其治疗地点也在各个规模较大医院的高级病房，如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等。

近日财政部公布一则消息——《每年将补贴央企离休干部医疗费用人均1.77万元》。实际上一位离休干部每年的医疗费用不止1.77万，根据《北京市离休干部医疗费用全市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京市属离休干部2011年人均医疗花费为39600元，而一些地方上这个数字甚至更高，根据《金坛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费首降一百万》，这个县级市的离休干部在2011年人均医疗花费达4.9万元。

中组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离休干部有百万人，每个人一年花4万医疗费，国家就得支付400亿。当然，离休干部指那些1949年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其人数一年比一年少，更值得担忧的是目前全国还有1500万退休干部，且随着老龄化到来，其人数一年比一年多（200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称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医疗费用可能会比离休干部更庞大。

中组部2008年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指出：“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保障退休干部生活待遇的落实。退休费要按时足额发放，在医疗上享受相应的待遇”。“相应的待遇”是指不同级别的干部在退休后有相应标准的待遇，以“正部级医疗待遇”为例：持正部级绿色医疗证看病，不用排队挂号，住院可享受单间病房，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

取消公费医疗先从官员开始

从2013年1月1日起，南京将取消公费医疗制度。这是江苏13个地级市中最后一个宣布此项改革的城市。但对在宁的部属机构、省级机关以及省级管理的事业单位，由于权限归属，本次改革并未涉及。至于“副厅级”以上，因其管理权限在省级，目前仍在执行公费医疗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特质是其普惠性，而所谓的“普惠”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普适性，即造福最广大的公众；其二是公平性，即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而当前医保制度提升普惠性的最大障碍，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享受公费医疗的特殊待遇。南京等地取消公费医疗，对于推进医保制度的普适性和公平性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然而，遗留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的例外，不仅是取消公费医疗改革的遗憾，还可能造成取消公费医疗改革的遗患。

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制度逐渐完善，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保形式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网络，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同样享有医保，城镇人和农村人同样享有医保。医保在“扩面”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偏低、医疗费用报销上限偏低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广泛“扩面”的基础上实现显著“提标”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公费医疗作为特殊待遇的存在，对医保基金没有贡献，还从有限的医保资源蛋糕中切走一大块，加剧了医保标准偏低的困境，同时，医保“双轨制”并存的割裂状态，不利于后续的医保“提标”整体推进。取消公费医疗，在回归社保制度普惠性的基调下，有利于现有医保资源的均等分配，有利于形成全民医保“一盘棋”的工作格局，有利于医保资源统一、协调的全面“提标”。

由是观之，取消公费医疗改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医保上取消特殊待遇，体现公务员和百姓的一视同仁。而副厅级以上干部被排除在取消公费医疗制度之外，不利于纳入改革的公务人员坚定拥护改革的决心，不利于普通百姓支持改革的信心，有悖医保改革提升普适性、公平性的取向，也有损医保改革试点的权威性、示范性和影响力，而公众对改革决心和信心的受阻，必然对改革的推进力度乃至最终成效造成消极的影响。

取消“公费医疗”，关乎公平与平等

倘若人类暂时还不能做到富同均、福同享，那么，人同尊、命同贵，则理应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准则。让平等从最基本的人道开始，这是南京这项新政带给民众最最真切的感受。它本不应是一种理想，但很多年来，这样的追求，却只是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被人为地敏感了。也因此，人们将南京新政喻为既得利益者的一次自觉革命，既觉得意味深远，也拭目以待。

人类社会，当物质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福利特权的享受者，应该是最不富裕的群体。但中国几十年来，它让给了权力，让给了既得利益者。即便在看病这类最具民生意味的基本保障上，人们眼看着双轨制，走了整整几十年。一边是无病大养小病大治，一边却是因病致贫因病无医。当一个社会能够出现同病不同命，生命便有了三六九等，生命的尊严碎了一地，公平的追求也碎了一地。

公医不废，民病难医。取消公费医疗，一个南京就涉及到20万享受“公医”的人群，放眼全国，就是几千万。倘若全国推广，并将投入“公医”的国家费用转化为民众看病的福利，其释放的，将不仅仅是得以全民分享的医疗资源，更是无数底层民众的看病治病压力，是无数困难家庭为生计愁苦、为亲人病痛而痛心的头顶阴云。也因此，我们宁愿相信，南京能做到，全国就能做到，也应该做到。

医民病，更需治心病。民众眼里，生命的尊严平等了，公平才是一种希望，但是公平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与旧的体制中带有特权利益的群体割裂，会有伤痛，会有埋怨，但带给社会的，是人的尊严和信念。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境界，必由之路。十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不等不观望，恢复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政不断。我们期待更多体现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

【链接】

中国公务员远比西方国家公务员幸福

我国退休公职人员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直接补贴，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按本人原标准的100%计发，而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本人原标准的一定比例计发。除此之外，我国的退休公职人员还享有一系列的物质待遇，包括物价补贴、房租等。

而西方国家退休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是由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大多数的国家采取的是投保资助模式的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金来源于用人单位、员工和国家三方，这种模式的资金来源稳定可靠，而且退休待遇比较优厚。一般国家公务员在职时待遇，相对低于社会上其他从业人员，但退休后，有的国家既享受全民养老保险待遇，又事有国家对公务员的补充保障经费。比如说英国就是如此。

为了保障退休公职人员的生活，我国增设了三种特殊福利待遇，包括：特殊贡献补贴费、护理费以及易地安家补助费。这种特殊福利待遇一般有严格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在西方国家，这种特殊福利待遇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的退休待遇直接由养老保险机构管理。

公费医疗范文第7篇

但是，如果出现医疗失误和事故，家庭医生的信用和声誉将被败坏，病人将不愿意上门，而其收入是直接由政府根据收治病人的数量来支付的。政府甚至建有专门的网站公开所有家庭医生名单让病人直接评论，只有口碑好的医生才会有好的收入。

看完病，我习惯性地拿着验血单和处方单四处张望在哪里验血和拿药，先生告诉我，诊所里根本没有做血液检查的地方和药房。而正是从这里开始，我才慢慢品味出加拿大医疗制度的好处来。

加拿大全民公费医疗制度世界闻名，但公费医疗制度要能维持下去，就要控制好浪费和滥用药物的问题。加拿大政府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来杜绝这一问题，其核心是――医生问诊、检验、药房三方完全分离独立。

比如说，我拿着医生开出的化验单和处方单，可以选择去所在省任何一家化验中心和药房，医生不会给任何推荐。化验中心和药房都由政府直接管理，根据前来检验和买药的患者数量拨款，不是盈利机构，因此不存在给医生任何回扣和返点的动机。

对于化验中心和药房来说，只有服务好、交通便利、设施齐全，才会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因此有时候药剂师还会因为发现家庭医生开药的剂量过大，主动告诉患者先购买一半的药量，服用完有需要再追加。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加拿大不是公费医疗吗？为什么药要买？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费医疗”即一切全包的概念，加拿大公费医疗范围是：除了非住院性质的个人用药，以及牙科、眼科治疗外，其他一切全免费。

这些自费项目，实际上也没有多少真的需要患者自己花钱，而是由各种商业保险覆盖。退休老人和学龄前儿童由国家出资购买附加的商业医疗保险，孩子上学后由学校出大头、家庭出小头的模式购买团体医疗险，工作后则由公司全资替员工和所有家庭成员购买。

我家半径一公里内，分别有两家化验中心和药店，其中一家是24小时营业。检验结果会直接送去家庭医生那里，若有情况，家庭医生会致电要求前去复诊。

让我感到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拿到的药。药剂师给药前，不厌其烦长篇大论地讲解了服用方法。总共三种药，除了喷雾剂有外包装外，其他两种都是“散装”，没有“瓶装”――头孢氨卡5粒、另一种气管解痉胶囊7颗，装在一次性透明小药盒里。

公费医疗范文第8篇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宫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 “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笔者寡闻,窃以为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收治贫困患者的国立公费医院。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 “悲田坊”和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公费医疗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公费医疗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必然性 改革

北京市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2012年1月1日起，北京市级公费医疗人员全部并入职工医保，公费医疗待遇相应取消。这一政策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校教职工22万人。2009年5月，北京市平谷区启动财政拨款单位进行公费医疗并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试点。此项改革在首都启动，标志着国家决策层开始考虑将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进一步全面推进的决心。

一、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一）过渡到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公费医疗制度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保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积极性。但是一些经费不足的基层单位可能存在财政困难，这是公费医疗制度所面临的一大局限性。

要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的医疗待遇得到必要的保证，公费医疗就需要采取社会保险的形式，通过筹集医疗保险基金来实现社会化管理。

（二）整合“碎片化”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取消“双轨制”

公费医疗制度是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而实行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自1952年开始，政务院，国家卫生、财政等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规定，公费医疗制度在全国建立并不断完善。

公费医疗制度除了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局限性外，在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目前，公费医疗只能到指定的一两家医院看，看病难问题突出；保险审批周期长，环节多；公费医疗资源的浪费都引起了社会的强大反响。从试点看，公费医疗和基本医疗保险并轨，有利于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方便就医。

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阻力

（一）缴费待遇差异

缴费待遇问题是公费医疗改革推进的阻力之一。北京市平谷区在试点时，这种阻力就已初步显现。

在平谷区，以一名70岁的退休人员为例：并轨前，门诊报销采用包干制，他能享受到的全部门诊报销为600元；并轨后，每月只需缴纳3元“大额医疗互助金”，便可享受每月门诊补贴110元，同时门诊费用在1300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可报销90%，待遇明显提高。此外，住院医院的选择范围由原来的1家定点医院，增加到平谷区内4家定点医院和1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并能够直接到北京市19家三甲医院、52家中医院和111家专科定点医院看病就医。另据了解，在待遇问题上，北京计划由财政出资，各区县通过建立公费医疗补助等措施，保障待遇暂不降低。

（二）利益之间的协调

很多施行公费医疗的单位，每月也会从工资中扣除医疗费用部分。但是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涵盖了多种缴费标准且各自的基金偿付能力也不尽相同。容易形成医疗保险待遇差距过大，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但是“公费医疗并入医疗保险体系后，公务员可以有补充保险，确保看病报销水平不下降。”这就容易引发普通职工的不公平感，如何保持制度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市构建新机制，就可以选择像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实施的原则——新老制度分离，改革之前的旧公费医疗制度下的人员不纳入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继续享受公费医疗。

总之，全面推进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可能遇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因此，需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误解，为实现覆盖全国的公费医疗全面并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打好思想基础。

三、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

2012年元旦开始，北京市22万市级公费医疗人员被正式纳入医保。2011年12月22日，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规划》，根据这一规划，5年内，城镇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将达到70%。

（一）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

对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实施真正的竞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化进程；完善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机制，确保医疗保险基金公平、公正、透明化使用。

（二）建立多元的医疗保险体系，构建配套的支持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立健全覆盖多种人群，采用多种方式，以保障基本需求为主、兼顾多层次需求，形成制度覆盖广泛、保障方式规范灵活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并轨多种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确保公平性和保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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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雪莲.《公费医疗退出历史，医疗保险取而代之》[J].载《广西金融》，2007（07）

【8】、罗照春.《公费医疗漏洞多，医保制度须改革》[J].载《计划与市场》，2000（04）

公费医疗范文第10篇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呈现出越发复杂的态势，而对于公费医疗管理来说，其面对的是不同形态的人，也面对降低公费医疗费用的压力，这更对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也只有从一线员工到公费医疗管理人员整体思想政治水平提升是解决公费医疗管理的重要措施，本文以下内容将对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供参考。

二、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分析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在公费医疗管理中应着重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及其跟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逐渐促使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高其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并能不断提高解决和分析实际情况的能力。第二，将单位的各项行为与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融合，并加大教育力度，确保广大职工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统一到单位中来，提高对工作的事业心，自然地为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贡献力量。第三，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使职工自觉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第四，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各方面着手提升职工的整体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措施研究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要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目前，不仅社会意识的传播规律、生成特点和表现形式产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所处于的设置条件、工作对象和外部条件等均和以前不同，广大干部职工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选择也产生了变动，其迫切需要满足心理和谐、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心理健康环境，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具体的工作中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工作，要不断摸索完成这项工作的合理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心理疏导的特征，严格按照规律，不断提高心理咨询服务的标准，建立人性化的流程，并定期组织谈心交心活动，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公费医疗管理中通过融合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工作，给枯燥的思想政治工作添加了更加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精神，注入了不竭动力，对促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加有效的实际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同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思想政治工作是为公费医疗管理这个中心业务工作服务的，业务工作检验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的标准之一。公费医疗管理队伍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职工队伍管理的基本要求，但最终要求是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促进业务绩效的提升。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建设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第三，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中树立优秀的职工典型并及时做好各种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过程中要能够善于发现和培养严格按照单位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就医的典型人物以及工作中的典型代表，并积极将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使单位中更多的员工受到鼓舞和激励，进而促进广大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引导职工规范就医。第四，建立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目标，也就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员共同的努力可以取得的预期成果，而各个成员在完成目标后能够得到其心理和生理上的慰藉和满足。可见，实际工作目标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管理人员可以带领全体职工朝着明确的方向努力，并最终完成目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这个目标确定以后，管理人员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带领广大职工顺利的朝着目标前进，这期间还需要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特别是要注意应用激励措施，全方位多举措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得全体人员团结在一起，在高凝聚力的作用下，就可以相互协作和配合完成共同目标。第五，培育管理文化，铸造管理核心价值观。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培育先进的管理理念、提炼优秀的管理精神、塑造良好的管理形象、造就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管理文化建设首先应当提炼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主导和支配管理文化的其它要素。公费医疗管理的特点是价值不能完全以公费医疗费用的控制标准来衡量，工作成果带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为职工群众良好的就医条件。思想教育工作应当通过大力宣传加强和规范管理对职工群众公费医疗的重要作用，让员工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加强和规范管理带来的好处，从而产生强烈的满足感，产生持久的维护这一措施的动力。第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提高如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在决策中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和规律，不能蛮干、乱干和瞎干。二是提高协调能力。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中的中心任务，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工作方针计划，而且要定期进行督促检查，提高执行力；要注意协调好上下级、同级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更好地形成领导合力。三是要强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到公费医疗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与广大职工谈心交心，从而掌握工作情况及其思想动态，找准存在的实际问题，并针对问题找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强化说教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尽力做到趣味性、理论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增强工作实际效能；要提高自身形象，在注重言传的前提下更要采取措施使得身教效果发挥到极致。五是要强化分析判断能力。要能透过普遍现象，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并针对具体的矛盾能够准确的对其质、量和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科学的化解。

四、结尾

本文以上内容首先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随后提出了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表达了观点，提出了见解。但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严格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