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思潮

摘 要：在革命运动中萌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这种不可抗拒的革命文学国际思潮，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进而有了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文学”的倡导运动。由于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在中国倡导普罗文学，引起论争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性和它的消极影响都不可忽视。

关键词：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普罗文学；革命文学论争；左联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91-02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人运动从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时期，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由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萌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种文学的先驱是19世纪40至50年代产生于英国的派诗歌。派诗歌的特色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继而有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页。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针对创作中提出来的问题，各自拥有理论建树，引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左翼文学的出现是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思潮。它兴起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风靡欧亚美非四大洲。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本土，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为其他国家的左翼文学带来曙光。苏联，正如在政治上它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旗帜和希望一样，在文学上，它是左翼文学真正的发祥地、指挥中心。各国各民族的革命文学者都以它为榜样。由此形成一股历史性的潮流，展示了一种雷同多于创造的现象。

20世纪兴盛于各国的这股左翼文学思潮，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特点有：其一，政治性强。这种政治性强的特点体现于文学和革命的联系。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无一例外地都受该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及其负责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其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现实性是由政治性决定的。作家们关心社会发展动向，注视阶级关系的变化，及时捕捉印象，搜集材料，加以反映。其三，没有精雕细刻，创作上显得匆忙。存在着不重视传统，轻视技巧的倾向，甚至片面地把作家世界观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太强调作家的出身，形而上学地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就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写。这些人一经进入文坛，握住笔杆子，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唯我独尊，把艺术创作看得很容易。创作如此，理论批评上又缺乏正确指导，往往以无原则的庸俗吹捧代替严肃的独立的对作品的再创造。

革命文学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国际思潮。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去之后，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如李求实、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文学表示了看法。他们不是文学家，对文学也没有专门研究，但出于革命运动的需要，他们希望文学能与革命保持一致，能配合革命。但当时许多的文学家，他们除了在研究室里丛书中埋头工作而外，休息时间仍不免是访胜、探幽、赏花、玩月，并没有去反映人生。还有些做新诗的人，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种病症的表现。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在一种什么环境里，应负什么责任。因此，他们的作品即使行之如何整齐，辞藻如何华美，结果是以祸害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因而，共产党人对文学现状不满。他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文学家脱离现实，不去着重注意社会问题，努力表现人生。他们认为文学家应该到民间去，到一切人到了的地方，去吃一切人吃过的苦。他们要求文学家应该走出书斋，深入民众，接触实际，经受苦难。要写出革命文学，仅仅从事一般的实际运动还不行，而必须是革命的实际工作者。革命文学需要参加过革命实际工作的人来写，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读者，才有社会效果，艺术感染力才强。

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当时所急需的文学是富于刺激性的文学，要使人读了能猛醒，心底产生波澜，而不是那些歌舞升平，讲自然，谈恋爱，安富尊荣，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的文学。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都不行，译品也次；新诗统统是矫揉造作，是变相的闺怨诗。他们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为社会功利性，可以不要文学性。认为文学是鼓吹革命、改造社会的利器，是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尊敬，否则，即使文学上有价值，也应该如反对八股文一样地反对它。这些共产党人都抱定一种求实用的文学观念。不谈作家的独立性和文学的独立性，仅仅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才想起文学；一开始就将文学置于从属的地位，把文学当成工具和武器看待。

早期共产党人从革命利益出发，对文学运动的现状表示不满，对文学运动的指向提出看法，希望文学能够与革命的进行同步，成为促进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但他们不搞文学，其言论在当时未能在文学家中引起什么反响。当时的文学家自有他们的注意中心。他们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了世界的潮流，也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殊途同归，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解决面包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问题，它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立开辟了新途径。沈雁冰在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还有郭沫若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口号等，文学家们这些意见出现于1925年前后，绝非偶然。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卅惨案”及其前后的工人运动，使现代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民众觉醒，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显示了生力军的作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空前突出。敏感的文学家，站在时代前头领导新潮流的文学家，及时捕捉信息，审时度势，提出变革文学的主张。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迫切希望文学能与革命同步，不要落后于时代。他们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密切注视世界文学思潮的流变。在苏联，在欧洲，在美国已经产生了左翼文学，他们感受到了，看到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新颖性、革命性，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中国的革命作家是一种吸引。中国要与世界同步，凡他们有的，中国也得有。沈雁冰、郭沫若等人的这些文章也初步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在实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

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在1927年夏天遭受严重挫折，继而“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大批文人由四面八方纷纷云集上海。这与苏联20年代初的情形类似。鲁迅从广州到上海；茅盾、蒋光慈等从武汉到上海等等。人才荟萃，思想杂陈。人要活动，思想要扩散。于是，在没有思想准备，未曾周密计划的情况下，便急于适应世界潮流和国内变化了的革命形势，凭着单纯的热情，匆匆忙忙地推出了一场热热闹闹、影响深远的普罗文学运动。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并非从天而降，它是中国革命发生转折之必需，是“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左翼文学思潮的一股分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倡导，顺应了历史潮流，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全国响应，人皆以谈普罗为时尚，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这个运动声势浩大。其范围不仅上海一地，连大西南都在配合行动，都以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分析当时普罗文学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其原因之一。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青年读者需要力的文学、叫喊的文学、动员的文学，作家们就得适应这种要求，以实现其创作的预期。欣赏者的要求和创作的心理预期的统一，促成了普罗文学的繁荣。

在中国倡导普罗文学，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它如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一样，来得突然，冲撞猛烈。引起论争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的问题较多，诸如文学和生活和时代的关系，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修养，题材问题，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既有文学与外部的关系问题，也有文学的内部规律问题。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场革命文学论争，和苏联、日本、德国、法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极其相似。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左翼文学是与世界左翼文学同步发展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不顾国情，盲目地亦步亦趋，连口号、理论、组织形式、手段都照搬照用，又是不可取的，必然会走入死胡同。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等国家的左翼文学运动本来就包含着许多错误；我们要引进和学习的，必须是正确的和先进的。其次，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完全不同于上述国家，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日、德、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虽有革命在进行，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被认为是非法的，在有文学活动的城市里只能处于秘密状态。因此，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在队伍的构成上，在性质、任务和服务的对象上，本来都应该大异于其他国家。一个口号、一种理论，在人家那里，即或全是对的，移之于中国，就不一定恰当。再次，中国的新文学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那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决，文学大解决。因此，在中国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如果将国外的左翼文学思潮中代表时代前进的那些因素，熔铸进“五四”文学传统中，有所继承，有所更新，必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正确发展左翼文学的路来。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结果，是扩大了普罗文学的影响，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物质条件。但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就是理论上的极“左”思潮。表现为从文学为政治服务，到文学从属于政治，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标语口号充斥于作品之中。还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排斥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学艺术事业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溯回从之，大概都能从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中找到根据。

左联的成立，是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是左翼文艺运动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标志。左联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它是一个局部，在国际革命作家同盟中，它是一个支部。左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从多方面吸收营养，不断扬弃，剔除旧的，补充新的，奉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使创作走向多样化，趋于成熟。

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诞生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萌发，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异端走向正统，从在野走向执政，从民间走向庙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革命文学成长的艰难过程，以及它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于它在成长中的不成熟性和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很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研究，从而我们肯定会得出很多有意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2]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