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唱法中的“跨界”

近年来，很多“跨界歌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声乐舞台之上，原本从事西洋唱法的艺术家更多地热衷于表现民族音乐，还有很多从事美声或民族唱法的歌唱家开始涉足流行唱法领域。这种“跨界”尝试让之前泾渭分明的声乐舞台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也让观众感觉耳目一新。但是对这种改变也提出了很多质疑，有人说这种“跨界”为“四不像”“难登大雅之堂”，但也有人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它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跨界”？这种“跨界”又能否在声乐舞台上保持生命力，有它的立足之地呢？

“跨界”是歌唱者声音可塑性的表现，有实力的歌手能够掌握多种艺术作品风格，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修养。从歌唱人才成长的角度说，一个想获得独特表现力的歌唱学习者，就应该尝试“跨界”。“集百家之长，为我所用”，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不管专家对此持什么观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要听众喜欢，“跨界”的唱法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不同的唱法之间毕竟还是有“界”的，如果不同的唱法之间本无“界”，何需“跨”？歌唱者往往是要在掌握了某种唱法的精髓之后，才可尝试“鱼”和“熊掌”兼得，进而形成自己多样而独特的演唱风格。

一、跨界唱法的三种根源

跨界唱法，严格地说就是在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化的歌唱思维，将不同地域的音乐优势和文化特征经过取舍和变革，完美融合成新的演唱体系。

跨界唱法，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一种模式的唱法。先来看看几种唱法的界定是什么。

（一）美声唱法

美声唱法于17世纪发源于意大利，成形于欧洲，是目前世界上发展得最完善、最系统、最科学的一种唱法。与其他唱法相比，美声唱法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共鸣位置较高，一般在鼻腔以上，声音结实、明亮、有立体感。

2、气息深厚，上下贯通，音域较宽、音量较大、力度可塑性强。

3、口形较圆。由于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发音较靠后，即舌根与软腭的发音较多，所以口共鸣腔以圆形为多，这样可使发声通畅、共鸣充分，音量较大、音色较统一。另外口形向圆靠拢，可以使音与音、字与字的连接过渡较为自然、平稳、均匀。

（二）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也可以称为民间唱法或民歌唱法，是那些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形于民间的唱法。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相传久远的民间唱法，如国外的“印巴风格”“拉丁风格”等。我国有56个民族，也是各有各的民间唱法，可谓丰富多彩。我国的民族唱法虽然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大致发声位置靠前，声音亲切自然、清晰、纯净，另外多用真声唱法（即大本腔唱法），声音真挚质朴、优美高亢。我国的民歌素材十分丰富、特色分明，但大都包含在五声调式中，即以一级音为主音的称为“宫”调式，以二级音为主音的称为“商”调式，以三级音为主音的称为“角”调式，以五级音为主音的称为“徵”调式，以六级音为主音的称为“羽”调式。

（三）通俗唱法

通俗唱法也称为流行唱法或自然唱法，是一种大众化的歌唱艺术形式。由于在唱法上没有严格的要求，自由度较大，所以演唱者最多――无以数计。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不同的通俗唱法，但都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林立、歌手丛生。我国的歌手队伍也无比庞大，声音条件五花八门，演唱方法无奇不有，纵观这一中国特色，用万花齐放、万家争鸣、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来形容也不为过。十万丽音战歌坛，百万歌豪唱酒廊是其真实写照。当今通俗歌坛的超级繁荣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传统上的民族、美声和通俗唱法，如今看来大有融合之势，都在提倡科学发声就可见一斑。其实每一种唱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如能吸收三类唱法的优点，并根据一首歌的情感需要，将其灵活运用于演唱中，才应该是最好的，不过这太理想化了，而且对演唱者的要求也太高，另外在短短的一首歌中人的发声是否能实现自如转换可能也是个生理难题。

二、跨界唱法的两种指向

跨界这个词，原意是指不同领域、不同概念上跨越樊篱的合作。声乐中的“跨界”，是一个泛指，既包括歌唱者的能力兼容美声、民族、通俗多种声乐作品，也可以指歌唱者“反串”不同声乐角色等，跨越范围之广，大概是人们对传统声乐理论的界限限定得过于复杂，甚至产生了一些如“美通”“民通”之类的词汇。无论是古典音乐家帕瓦罗蒂、将“中西合璧”进行到底的吴碧霞，还是近期大秀另类风格的龚琳娜，“跨界”一直没有脱离大众的视线，这股跨界的风潮似乎愈演愈烈，由此引发关于“跨界”的讨论，谁是谁非，众说纷纭。

唱法的跨界大致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对某种风格的歌曲采用其他的唱法，用美声唱民歌、通俗歌曲。如男中音美声歌唱家廖昌永自2004年至今已出了两张运用美声唱民族歌曲的CD和两张利用美声唱通俗歌曲的CD；而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2007年也出了一张《我在长江头》的跨界CD；年轻女歌手谭晶因“成功跨界”而声名显赫；周杰伦与宋祖英2009年春晚的“跨界”合作之后，传出宋祖英也将尝试进行“跨界”演唱。或者在同一首歌里交替使用多种唱法，如莎拉・布莱曼中音区用通俗，高音区用美声，融合得天衣无缝。但这种“跨界”的主体是歌曲，唱法的运用还是泾渭分明，美声唱法就是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就是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就是通俗唱法。

第二种是唱法本身跨界，实际上是唱法之间融合出来的新唱法，介乎之间，如音乐剧唱法可算“美通”，费玉清、李娜、韩红的唱法可算“民通”。

三、“民”、“美”、“通”的三种调味

（一）民通唱法

民通唱法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唱法，它既有民族唱法的风味，又有通俗唱法的风格，是半民半通、既民又通的一种新风格。民通唱法的来源是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的结合，但不是两者的机械结合，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任何新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其内在和外在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歌唱方法也不例外。它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风俗习惯、民族语言、人文精神等诸多方面。

（二）美通唱法

美通唱法完美融合了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精髓，是以雅俗共赏为目的的新兴音乐艺术形式。迄今为止，美通唱法就国际上而言，安德烈・波切利算是走得比较成功的。听波切利的歌唱，他能够在美声和通俗之间自由转换，既能唱《军中女郎》那段9个high c，也能唱出如猫王那般低沉性感的嗓音。感觉他的嗓子已经成了某种乐器，可以自由拉紧、松弛，发出不同效果的声音。其实在美国，美通唱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百老汇的演出舞台上，每天都在上演的音乐剧大部分都是由这种美通唱法来演唱的，中国观众较为熟知的即是韦伯的《歌剧魅影》与《猫》等。

国内的一些歌唱家现在也开始尝试这种唱法，走得比较远的便是廖昌永，他于2007年出版了一张汇集多种音乐风格的专辑――《情释》，其中不乏《红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种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作品。他的这次尝试如前文所说，其实更大程度上是歌曲选择的“跨界”，或者说是歌者的“跨界”，而非唱法上的跨界。因为我们可以从唱片中听到歌者演绎这些流行音乐的发声方法还是和他的咏叹调相似，并没有像通俗唱法的发声区域靠拢。我们从专辑中听到的是较之前作更深沉、更内敛的男声，他给了这些歌曲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可以这样说，这种“跨界”更大程度上是在音乐的情感上，而非唱法上。

（三）民美或美民唱法

至于“民美”“美民”，现在流行的学院派金铁霖为代表的民歌唱法可以说是典型代表，此种唱法在我国的声乐教学与演出舞台上已然是主流，宋祖英、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正是此种唱法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种“民美”唱法是一种最早的“跨界”唱法，并且很多年以来都被称为“民族唱法”，可见这种唱法的影响力之深。

四、唱法应有界，艺术本无界

唱法是没有界限的，作品的风格决定你所需要的演唱方法，无论用什么唱法它都应该是为作品的情感服务的。没有技术的演唱是苍白而没有表现力的，没有情感的歌唱是空洞而没有灵魂的。灵活地运用合适的唱法，使其融入到情感与内容中去，达到感染人的目的，这才是歌唱的功能与意义。

追究某种唱法究竟从何而来是有意义的，但去质疑某种唱法是否正宗、是否有理论根基支撑，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歌唱是为人服务的，一种唱法，哪怕无名无姓、无缘无根，只要有它自身的市场，能被观众所接收，那么这便是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应该值得更多的学者、从业人员去关注、去研究，这也是为我国的歌唱艺术领域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张红霞.浅论声乐艺术中唱法跨界的问题[J].中国音乐，2008，（03）.

[2]鲁林.关于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思考[J].保山师专学报，2008，（03）.

[3]黄云莉.音乐剧中“嫁接”型歌唱――莎拉・布莱曼的演唱分析[J].时代文学，2008，（05）.

[4]韩莉.“三种唱法”的文化分析[D].河南大学，2004.

[5]刘瑛.试论民通唱法[D].武汉音乐学院，2007.

作者简介：

潘振新，江苏省溧阳市文联副主席、常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溧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