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发展位”视角的当前农民流动解析

内容提要:“发展位”理论为分析当前农民流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发展位来看,农民流动与环境之间存在双重变奏。“发展位势差”是农民流动生成的重要动力。农民流动遵循“限制性规律”、“竞争性规律”、“共生性规律”的发展位规律。当前农民流动发展位包括“基本发展位”、“理想发展位”、“优势发展位”和“关键发展位”四种类型。

关键词:农民流动;发展位;环境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5-0100-04

社会转型以来,农民流动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畅通农民流动渠道、拓展农民流动空间是改变“农民在人口基数中比例较大”状况的重要途径。从宏观上看,农民流动是在“生态”、“社会”、“经济”等因子构成的网络结构中进行,这样的网络结构实际构成农民流动的“环境”。“发展位”理论的核心着重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发展位”理论解析当前农民流动,有助于清晰地分析农民流动与“环境”之间的双重变奏关系,探讨农民流动重要动力,分析农民流动遵循一些基本规律以及对当前“农民流动发展位”进行初步探析。

1.发展位的提出

“发展位”的产生渊源是生态位理论。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英国的动物学家埃尔顿(C.Elton)首次提出“生态位”概念。他认为,在生物社群中,营养物质通过植物、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一级一级地流动,每一个物种在生物社群中处于特定的地位,即生态位[1]。生态位作为生态学最基础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有许多下位层次的概念,比较重要的包括生态位的重叠与竞争、生态位分离、生态位宽度、生态位压缩与释放、生态位移动和生态位动态等[2]。

1998年,王黎明博士从人地系统视角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依据生态位理论提出了“发展位”的概念。他提出“所谓发展位是指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所提供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可利用的各种生态因子、经济因子和社会因子,以及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集合。”他认为发展位是一个多维向量,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因素及功能关系,它不仅具有空间概念,而且具有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和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对于人类活动的适宜程度,反映了环境的性质、功能、作用和优劣势,从而决定了它对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的吸引力和排斥力[3]。王黎明博士提出的“发展位”理论不仅看到了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经济”、“社会”价值,更加突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价值,从而为全面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2.农民流动与“环境”的双重变奏

“发展位”理论认为一方面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相应的生态因子、经济因子和社会因子;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环境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双重变奏关系。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活动,农民流动与环境之间同样存在双重变奏关系。农民流动是“生态、社会、经济”等相关因子交织的网络结构中进行,这些因子对农民流动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随着农民流动规模的加剧,农民流动对“生态”、“社会”、“经济”又产生了重大的反作用,农民流动呈现出一定的“生态”、“社会”、“经济”效应。

2.1 当前农民流动的“环境”状况

正确评估当前农民流动的环境因子对农民流动是否具有吸引力关系到农民流动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农民流动的环境因子(生态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进行综合判断。

首先,当前农民流动的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反映的是最根本的基础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流动的重要保障,恶劣的生态环境将直接制约农民流动的规模和空间。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一些生态危机给我们提出警示――农民流动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在受到冲击。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到2008年初南方雪灾以及五月份的汶川地震对流动农民的心理、农民流动的数量、农民流动的空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未能充分重视自然生态规律,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存在一定偏颇,过度地汲取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关系一度偏离和谐的轨道,从而使农民流动的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令人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及时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可以相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农民流动的生态环境也将得到更加优化。

其次,当前农民流动的社会因子。农民流动的社会因子可以细化为“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整个社会对待进城农民的态度”两个方面。从国家的宏观政策上看,流动农民的制度资本得到不断地提升。突出的表现在国家政策近年来对进城农民倾斜,国家不仅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保障进城农民的利益,而且不断降低农民流动的成本。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明确提出了“取消城乡二元结构”的目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使农民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尽管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歧视进城农民的现象,但是从整体上看,“尊重农民,感恩农民”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因此可以说当前的社会环境是有利于农民流动的。

最后,当前农民流动的经济因子。农民流动受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发展处于蓬勃景气期间,农民流动的空间相对比较充足。经济发展处于衰退萎靡期间,农民流动的空间将会缩小。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纷纷裁减人员,缩小生产规模,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进城农民无疑成为失业人群的主流。这一点从2009年大量民工的提前返乡就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对农民流动来说,当前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当前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农民外出流动。如何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农民流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2.2 当前农民流动的“环境”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农民流动和“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环境为农民流动提供必要的“环境”因子(生态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另一方面农民流动对环境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具有一定的“环境”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第一,农民流动的生态价值。农民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紧密相关。从深层上看,农民流动触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农民流动的生态价值充分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资源是耕地。耕地是大自然恩赐人类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由于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再加上人口惯性的作用,使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生存发展,农民不得不向有限的耕地资源过分地施加压力,不断地冲击着整个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尽管通过运用现代科技和其他手段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不要忘记恩格斯对我们的提醒:“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客观上要求必须把相对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以缓解有限土地过度使用的压力。因此可以说农民流动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

第二,农民流动的社会价值。农民流动既在社会中进行又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农民流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流动推进社会制度完善。例如长期以来农民流动不断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樊篱,直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2)农民流动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农民流动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推动中间阶层规模加剧,为我国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创造了条件。(3)农民流动促使国民素质提高。著名学者景天魁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中提出:国民素质是指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下,一个国家或群体所具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状况的总和[5]。在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除了传统的教育和培训途径之外,农民流动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路径。(4)农民流动增进文化交融。农民在流动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传播角色。广大农民从乡村流动到城市,把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文化传统带到现代都市,使得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能够在宽阔的空间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第三,农民流动的经济价值。农民流动的经济价值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流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低廉的劳动力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历程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明这一点。其次,农民流动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经济学上认为“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增加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核心内容,而消费市场兴旺程度取决于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在中国,如果看不到或者忽视农民群体的消费作用,那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从实践中可以看出通过流动,农民的消费资本得到提升,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从整体上拉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再次,农民流动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30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农民流动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流动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的人员不断增加,直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终使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扩大。

3.农民流动生成的重要动力――“发展位势差”

对于农民流动生成的动力,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从“发展位”理论视角出发,可以深刻认识到“发展位势差”的存在是推动农民流动生成的重要动力。

“势”从物理学上讲是事物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所具有潜在变化的内在能量。王黎明博士从人地系统演化的角度阐述“发展位势”。他认为“发展位势不仅存在与不同的区域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区域的不同人类活动之间,既包含空间尺度上的发展位势,也包括时间尺度上发展位势。人地系统的有序演化总是有低的发展位势向高的发展位变动,由于发展位势的存在,导致资源的流动与重新配置,这是人地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负熵流,是自组织系统的一大特征。人类活动变动的结果,使发展位发生新的变化,又形成新的发展位势[6]。这就是说,处于不同地点和不同阶段,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位势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把这种差异称为“发展位势差”。“发展位势差”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发展的内在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一个地区的发展位势都处于变化之中。“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开放系统,需要与外界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就保证了系统有不断“负熵流”输入,从而是系统能够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态势演化。因此从时间维度上看,一个地区“过去发展位势、现在发展位势和未来发展位势”不会完全重合,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既“发展位势差”。时间维度上的发展位势差对农民流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因此这里主要分析空间维度上“发展位势差”对农民流动的导向作用。从空间上看,农民流动的“发展位势差”有两个向度,即农民流动的“纵向发展位势差”和“横向发展位势差”。农民流动“纵向发展位势差”主要存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市的发展位一般远远高于农村的发展位。农民流动往往是指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这说明为了生存发展,城市的发展位对农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位势差”是触动农民外出流动的重要动力。横向上来说,不同城市之间同样存在发展位势差,城市之间的“发展位势差”对农民外出流动的去向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近年来,农民向“东”流动的趋势比向“南”流动更加明显。我国的珠三角地区、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重点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对农民流动的发展位已经落后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位,也就是说,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位对农民流动更有吸引力。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位势差”是造成当前农民流动去向多样化的重要原因。

4.农民流动遵循的发展位规律

“发展位理论”认为寻找良好的发展位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共同特征,也是人的心理和心理需求的折射。发展位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时遵循限制性规律、竞争性规律和共生性规律[7]。农民流动同样遵循这三个基本规律。

4.1 农民流动的限制性规律

正如王黎明博士指出的那样,资源环境系统有其量的规定性。从整体角度和长远观点出发,资源和环境系统在数量上是相对有限性和绝对无限性的统一。但在特定的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总是以一定的量具体存在于一定的地域内。就农民流动环境而言,同样有限制性因子的存在。农民流动的限制性规律在实践中有个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一是针对流出地(农村)而言,农民外出流动的“量”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不能危及粮食安全。这就是说,农民流动是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而不是让所有的农民弃“农”做“工”。因此这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鼓励农民有序流动的前提条件。其二是针对流入地(城市)而言,在一定时间内,农民流入城市的“量”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上线――不能超过城市最大的承受能力。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城市的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接收量”有一个最大的限度。超过了这个最大限度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负效应。为此,政府要适时对城市的最大承受能力进行欲估。同时,应该构建一个全国性质的城市用工供需信息平台,及时相关信息,为农民外出提供信息参考,以便农民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

4.2 农民流动的竞争性规律“发展位理论”认为发展位的占用使一些短缺性资源成为限制因子。不同的人类活动对资源的竞争,使得彼此间以及对外来者产生排斥抑制作用。竞争的结果,或者迫使竞争两方提高对发展位因子的利用效益,从而减少对其占用;或者优胜劣汰,迫使人类活动改变资源的利用结构[8]。农民流动过程充分体现了竞争性规律。农民流动过程中对发展位的竞争主要存在于两个范围之内。一是流动农民之间。由于当前农民的整体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决定其就业空间相对狭小。大规模的农民进城遭遇发展位相对不足的局面,因此在流动农民内部往往已经开始对发展位资源的竞争。二是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之前,一些城市居民歧视进城农民是因为他们担心农民进城夺取了城市人的“饭碗”,即担心进城农民与其展开“发展位”资源的竞争。但是有人认为农民进城不但没有抢城里人的饭碗,反而送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武国定、方齐云、李思杰通过研究表明,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使第三产业增加1.7个岗位。截止2003年,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了7 000万名农村劳动力,诱使第三产业产生了12 315.8万个岗位,扣除转移的第三产业1亿农村劳动力之外,还剩余2 315.8个就业岗位[9]。为此,政府部门应该从长远出发,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增强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拓宽进城农民就业空间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农民流动的共生性规律“发展位理论”认为不同的类型的人类活动具有各自的最适合的发展位,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资源利用结构。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存在着生态、经济社会方面的内政联系,使得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在人地系统中既占有一定的发展位因子,同时也为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在区域人地系统中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并促使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的利用,不留空余的发展位[10]。农民流动的共生性规律就更加明显。农民进城不仅提高了城市发展位所提供因子的利用效益,而且与城市居民之间也存在共生互利的关系。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给进城农民提供一定的就业空间,同时,进城农民的辛勤劳务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大多从事体力型行业,在二、三产业里就业,例如建筑、零售、修路、餐饮、保姆等。城市居民都不愿意做这些行业,但他们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城市建筑为例,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目前建筑企业约10万个,其中,乡镇集体建筑企业和农村建筑施工队占总数的2/3还多。可以说每座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都凝聚着农民工的心血。可以想象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没有农民充实到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去,那才是真正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11]。为此,政府部门应该着力构建和谐的交流平台,培养进程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换位”思考能力,使其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提供发展位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5.农民流动的发展位类型

“发展位理论”认为发展位是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提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因子及关系的集合。因而发展位不仅包括空间区位,而且还包括其他经济关系,如资金循环、横向经济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比、产业演替链中的地位等等[12]。农民流动离不开“环境”因子的作用。从现实来看,当前“环境”提供给农民流动的因子除了常规的“生态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之外,至少还包括“科技因子”。这就是说农民流动的“环境”是一个“人口因子、生态因子、社会因子、经济因子、科技因子”等多方面因子构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而成的“环境”为农民流动从“无序”向“有序”或者说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创造了条件。按照这些因子在“环境”集合体中的优劣程度可以把当前农民流动发展位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农民流动基本发展位、理想发展位、优势发展位和关键发展位。

5.1 农民流动基本发展位农民流动基本发展位也可叫农民流动现实发展位。它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农民在流动过程中实际上占有的或利用的发展位。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上不同地区农民的人口构成、科技文化素质、生态环境以及区域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农民基本发展位存在差异。

5.2 农民流动理想发展位农民流动理想发展位是指农民流动过程中“环境”提供各种因子都处于最佳的状态。之所以强调是“理想状态”是因为这样的发展位可以为农民流动提供最佳的“环境”。这是一种拥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态良好的氛围中实现有序流动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充分和谐。

5.3 农民流动优势发展位农民流动优势发展位是指农民流动过程中,“环境”提供的因子集合中,与其他因子之间相比,某一方面因子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是农民流动优势发展位。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内,农民所占有的优势发展是不同的。当前,就整个社会而言,农民流动的优势发展位主要体现在“社会因子”的作用。这就是国家对农民流动政策的不断倾斜,农民流动的制度资本在不断提升,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当前农民流动的政策优势,积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

5.4 农民流动关键发展位农民流动关键发展位是指在农民流动过程中,能对农民流动进程产生重大促进或者制约作用的发展位因子。如果这个因子发挥的是重大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优势发展位”。如果这个因子起到的是强大的制约作用,那么就成了农民流动所需的关键的“环境”因子。一直以来学界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制约农民流动的关键因素。但是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进程的加快,这一关键因子的作用在逐渐地消退。依据发展位提供的“环境”因子集合,从长远来看,对农民流动有序发展进程真正起到“瓶颈”制约作用的是“科技”因子。因此,立足于长远目标,应该把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经济创造条件增强农民的科技资本,为农民有序流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从“发展位理论”来看,农民乡、城流动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生态效应。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位势差”的存在是农民乡、城流动生成的主要动力。农民乡、城流动遵循着“限制性、竞争性、共生性”的发展位规律。当前,在利用优势发展位的同时,应该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解决农民流动困境的关键突破口,提升流动农民的人力资本,促进农民乡、城流动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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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俊生, 余谋昌. 生态哲学[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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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259.

[9]武国定, 方齐云, 李思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4):68.

[11]李保东,李全喜.进城农民受歧视的根源分析与对策探究[J]. 西北人口, 2008, (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