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长安,品牌中国

1862年，清同治元年，这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在此两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告一段落，英、法、俄殖民者闯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他人，中国的半殖民格局初步形成。两年后，席卷神州大地的太平天国运动随着起义军首府天津的陷落而宣告失败，大清王朝虽然保住了最后的一点命脉，然而已经气如游丝。

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际，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倡导下，清政府内部一场被称为“洋务运动”的自救运动日渐走上历史的前台，从而在弥漫着浓郁腐朽气息的大清帝国内部掀起一股清新之风。这一年，李鸿章为董事长的“上海洋炮局”在上海松江诞生――这便是长安集团的前身。

乱世注定了长安多舛的命运。“上海洋炮局”成立的第二年，就被迫搬迁苏州，更名为“苏州洋炮局”。1865年，又迁往南京，更名为“金陵制造局”。这样频繁的搬迁如同当时的局势，在其后的几十年里， 长安的搬迁与更名成为常事。一直到1937年。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长安迁厂于重庆――这一年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长安的最后归宿也因抗日的大后方建设而定型。

洋务运动早结束了，它没能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上海洋炮局”也搬迁了，它生产的枪炮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但是，它是中国最早诞生的军事工业之一，在其后上百年的时间里，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军工行业的发展水平。而且，一直是中国军事生产的大本营。

然而战争还是结束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旋律之后，长安已经不可能仅仅还只囿于军工的生产了，转型成为时展的需要。1983年，时名“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的长安试制微型汽车，次年投入生产。从此一发不可收，1991年，由长安试制的长安奥拓微型轿车投产。1992年，国家批准长安为“奥拓轿车定点生产厂”，并纳入国家“八五”重点技改项目。1998年，正当中国国企改革成为社会最热点的时候，长安汽车集团获国家正式批准成立。这是中国传统的军工行业部分民营化的开始。

而今，长安汽车集团已成为国家机电产品出口企业，是全国500家、机械行业1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一，现有员工23700余人，机械设备7890余台(套)。资产总额39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占用超过5亿元人民币。2003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57.2亿元，实现利税26.9亿元,。

而且，长安凭借它多年的打拼，在汽车产销上都在行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2年产销汽车超过30万辆。2003年生产汽车40.7万辆，销售汽车41.1万辆，而今年将突破50万辆。长安的利润也由2002年占微车全行业70%，到2003年占到全行业的80%以上。

然而，从九八年就正式任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的尹家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大叹其气。因为，中国微型汽车，没有自己独立的品牌。

品牌问题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颇有点类似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中国现代工业的建立，无不是以学习西方为前提。超越是几百年的梦想，然而至今仍然只能谈超越自己，因为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技术差距是明显的。长安也慨莫能外。1958年，长安试制柴油机、机床、“长江牌”46型轻型越野吉普车成功并投产，1980年，试制三牙轮转头，摩托车发动机投产，1983年生产微型汽车并投产，一直到1998年，SC6350新车型试装成功，“长安之星”投产，长安如同呀呀学语的孩童，始终只是在学习西方一些早已经成熟的技术。即使是后来在全国轿车行业里响当当的“长安福特”“长安铃木”，那后面的附坠无不表明一个隐藏着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支撑。

当然，学习别人本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就是否学这一点，我们不就在几百年里反反复复的好多次么？不是有好几个学了之后也许就能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被我们错过了么？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民国肇造……历史的玩笑总是那么血腥，好在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也终于成为了我们的共识，学习西方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也才有了我们今天得之不易的建设成就，才有了终于能生产汽车的长安。要知道，长安的学习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长安试制并能够生产“长江牌”46型轻型越野吉普车，但四年之后，吉普车等产品就停产了。生产永远不光是个生产的问题，它总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也正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上，长安开始了自己大踏步向西方的学习，那便是一个字――借。

1998年下半年，长安集团高层人事变动，42岁的尹家绪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尹家绪，这位有着工业工程硕士学位的年轻掌门人很快就被员工们认为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尹家绪提出了“战略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等一系列开拓市场的新思路，不久，尹家绪用“四借战略”为这些思路奠定了可操作性。长安汽车的腾飞之路也才自此开始，这“四借战略”是借脑明智、借梯上楼、借水养鱼、借船出海。所谓“借脑明智”，包括借外脑与借内脑。借外脑。是请国内外知名咨询公司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战略发展、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诊断，理清发展思路，调整战略目标；借内脑，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被采纳者重奖奥拓轿车，由此来激发员工潜力，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所谓“借梯上楼”，一方面是加强厂所、厂校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所的优势科技资源；另一方面，与国外著名汽车企业联合，借鉴其先进技术开发理念、手段，培养企业技术人员。“借水养鱼也很重要”，在国内，长安虽然小有名气，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是一条相当弱小的“鱼”。加强对外开放、对外合作是缩小长安与世界汽车工业差距的最好办法，因此，借鉴他人的先进管理、营销开发经验，是一条最为便捷的发展壮大自身实力的可行之路。由此，长安集团开始分批将长安员工送到国外进修，并积极引进外资，为企业培养现代化人才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借船出海旨在让长安走出国门”，在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之后，再走出国门。

长安的“借”无疑是明智的，任何人从孩童到成人，都免不了要经过这个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尹家绪说，“我们自己连汽车的一个底盘都做不了。”

突破需要宏观政策调整

长安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和中国工业当前的总体形势是一致的。很荣幸，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我们仅仅也就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按尹家绪的说法是“我们存在核心技术空洞化”。我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肌肉丰满了，血色红润了，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心脏还靠别人的起搏器在支持。

好在尹家绪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就在我们采访后的一个星期，2004年6月的世界汽车展上，长安集团推出了第一款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长安镭蒙”。

尹家绪说，用人家的技术，用人家的产品，但是学生不会永远不如老师。今天的弱小，不等于将来的弱小，不一定非要加入别人的集团才能生存下去。而且，我们不想被人兼并，就一定要长成参天大树。

问题是这不光是个汽车制造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的问题。尹家绪说：在WTO框架下，国家要在政策上支持自主开发。目前，国家现行政策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对自主开发不利：

一、比如，在海关，我们在国外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车进关的时候要上增值税。这些在国外开发的实验样车，与一般的进口商品车完全不一样，并不是用来销售和消费的。即便把样车当成投产后的商品车来卖，也只有10万元左右，但海关没有通融的办法，只能按照现行政策办，将开发1000万欧元的合同金额除以30辆，每辆样车按照30多万欧元的价值上增值税！技术资料、技术软件按合同有增值税问题，但它们都没有进入商业环节发生增值。海关现有法规对此没有操作性，没办法执行。我们的海关宁可卡货也不愿出错，因为前几年走私相当严重。这里面有一个如何鉴别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进关，没有一个明确而且优惠的规定，这是政策欠缺。

二、国有企业领导人实施任命制，一般三五年一个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就是利润多少。这就导致短期经营思想的盛行。我们国家现行的工业会计制度将企业当年的技术开发投入计入当年损益或成本，而国外是在今后几年摊销。有的企业愿意预先提取技术开发费，预提在我们国家是不行的，预提的开发费用税务部门在年终调整时，反冲为利润是要上所得税的。这样，在开发上多投入、多下功夫的机制和氛围就没有了。大家竞相引进，因为方便、时间短、赚钱快，企业可以迅速红火起来，政绩也立马见效。甚至认为谁自主开发，谁就是在浪费时间、金钱，结果是出力不讨好。自主开发成了自我加压、自找麻烦！对于企业来说，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又要追求社会效益，当然，企业会把社会效益摆在后面。

核心技术需不需要自己掌握？我们不仅要引进技术和产品，还要建立自主品牌，这是关键。一个国家有多少著名品牌，就能证明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一个企业也是这样。汽车核心技术空洞化现象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是汽车生产大国，不是强国。我们是信息化产品组装大国，但不是强国。我认为日韩模式比拉美更成功，金融危机过后，日韩有自主品牌，支柱产业恢复得比较好。

难道中国不要技术、不要品牌吗？如果核心技术不靠自己学习掌握，搞组装，搞热闹，搞出短时间繁荣就够了吗？难道我们的国企负责人只考虑任期内的经济繁荣，给企业和上级一个好的交代就行了吗？要不要考虑5年、10年乃至100年后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1862年成立的长安就是为了民族工业而诞生的，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民族企业，第一任总经理是英国人，李鸿章是董事长。1932年，郭沫若给我们写了‘追求真理、追求和平、建设我们的国家’的厂歌，现在长安人仍然在唱着这支歌。应该扛着民族工业的旗帜走下去。”

那怎样才便于形成自己的品牌呢？“现行的国家政策对自主开发不是限制，是没有政策支持”。君家绪说，“企业走自主开发道路，在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方面，国家应予以支持。比如说减免试验设备税，把产品开发项目作为国债项目予以支持。”

对一些同行，君家绪就品牌问题也颇有意见，“我们一些主流合资轿车企业制造的轿车上竟然不打产地的中文字样。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迁就畸形消费文化的做法；这是企业自卑心理和控制权、话语权失落的一种典型表现。中国人付了技术转让费啊！数千万美元呀！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方块字上去？方块汉字并没有什么丢人的呀！在中国国土上制造和销售产品，难道产品上的方块字是一种耻辱吗？它有伤我们的自信和自尊吗？企业不应当把去掉汉字表示当做一种消费崇尚，否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在长安的两个合资企业中，我就坚持车上要有汉字。国家应当强行要求每个汽车厂这样做。”君家绪话语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