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惧源于未知

纳萨尼亚·霍桑是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他在《海德哥医生的试验》《拉帕奇尼的女儿》《胎记》和《红字》中分别塑造了海德哥、拉帕奇尼、阿尔默与罗杰·齐灵沃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四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描绘成“疯狂科学家”这种负面形象。为什么霍桑会不断的重复这一形象，这又体现了他对科学什么样的态度？

形象起源

根据Schummer在《疯狂科学家的历史渊源》中的研究，“疯狂科学家”形象来源于古代欧洲的炼金术士，早在十四世纪的但丁、佩托拉克和乔叟的笔下就已经出现。这些“走上歧途的炼金术士”为了实现贪婪的幻想花费了大量的经历与金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伤害了自己与家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讽刺对象从炼金术师扩大到了整个科学家范围。这种形象所表现的社会问题也从对物欲的批判转变为批评科学家依仗技术骄傲自大，挑战神灵与自然的权威。霍桑式的科学家形象由马丽·雪莱在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奠定。这一类“疯狂科学家”由于自身的狭隘观念与野心逐步走向自我毁灭也同时殃及他人，所探讨的问题集中在科学与人性的关系。

文学与现实

在本文所提及的人物中，通过霍桑对他们的介绍可以看出四位人物形象都是老气横秋，专于科学却除了学习与研究外不问世事。

德哥医生是科学的化身，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书房里收藏着成堆的古代手稿。他远离尘世，远离朋友，离群索居，一心沉浸于实验。阿尔默精通同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和发现，名扬欧洲。

对拉帕奇尼的描写凸显了他的衰老：“此人很快就映入眼帘，看样子绝非普通园丁，却是位身材颀长，形容憔悴，几分病态，身穿学者黑色长袍的人。……然而这张脸即便风华正茂，也绝不会显露多少内心热情。”

对四位“疯狂科学家”的描写都趋向将人物衰弱的机体和过剩的思维组成强烈对比。如果我们把这种典型与现实的科学家相比较，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马丽·居里就是一位符合所有条件的典型。《居里夫人传》记述，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这位公认的伟人竞连一位懒惰的家庭妇女都不如，“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玛丽不会做汤……”。生活也远离尘世，“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最后，暴露在比铀辐射强二百万倍的镭下，“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如果按霍桑的文学笔法，略去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辉煌，再把她的形象歪曲，浮现出的是一个肆意玩弄炼金术而导致自毁的老巫婆。

外在的残破与畸形只是衬托，内心的疯狂才是霍桑极力揭露的症结。霍桑笔下的四位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带有偏执的理性和非常有限的感性道德。或者说，他们片面的理性仅限于对客观自然真理的钻研，而不遵从人类最基本的幸福感。

“疯狂科学家”们牺牲他人的行径让人深恶痛疾。可令人困惑的是，现实人物为科学所做的牺牲既如出一辙而又司空见惯。诺贝尔兄长在试验中被炸死；狂犬疫苗的发明者巴斯德使用大量动物作为试验品直接致使部分动物死亡；连意识到核能危险性的爱因斯坦也建议美国政府研制核武器。如果这些科学界显赫人物的道德与理性都是健全的，为什么其行为与霍桑笔下的人物如此相似；如果他们的道德是有瑕疵的，又为什么在辉煌成就之下这些牺牲被掩盖，更少有人认为这与道德瑕疵有什么关系。

由此而看霍桑在作品中反映现实中科学家的形象，手法多是强调失败的恶果而略去科学成就。是霍桑个人的态度使这种形象被故意歪曲而带有更多的负面色彩。我们又该怎样理解霍桑的态度呢？

霍桑的态度

张国庆的《霍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形象及其反智主义倾向》认为“他对知识和科学抱着一种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既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实用主义风尚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也是他对l 9世纪兴起的‘伪科学’潮流的直接反应。”。第二种理解秉承十九世纪初对科学的批判思想，《霍桑短篇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生态阐释》的作者张慧荣认为霍桑“声讨了科学家们企图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而招致灾难的后果。霍桑认为科学家应为人类谋福祉，……他对于当时科学主义泛滥的批判，并告诫世人永远都不要依仗科学藐视自然。”

更进一步的评论指出了“疯狂科学家”扭曲的科学观， 吴兰香的《霍桑与现代科学观——读》认为科学“是绝对客观的，知识是第一重要的。为了获得客观的知识，人性、感情、环境等妨碍自己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因素都应该被剔除干净。”批评的矛头转向了“疯狂科学家”狭隘的思想和对人性的蔑视。《十九世纪美国小说中医生与科学家》里DeBakey的解释是，这些科学家“没有把握住人性这关键的一环”。他们之所以比其他人可怕是因为除了疯狂他们强大的能力增强了其破坏力。

虽然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但无论哪种解读都可以体现出霍桑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消极态度。他不理解科学家的付出，不承认他们在科学领域所做牺牲的积极意义，认为科学家的所有努力都是出于对一种片面理性的狂热与对狭隘知识的贪婪。这就是霍桑受时代与自身知识和宗教影响所限产生的对科学静止的认识。

霍桑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恐惧与普通民众相同，未知产生畏惧。以医学为例，DeBakey介绍，“从中古英语文学开始，医学专家就遭到讽刺。原因很简单：医学知识的神秘使了对他不了解的人产生恐惧、怀疑、抵制甚至愤怒；而人们得病虚弱无助又必须求助于医生；最后，病人自己无法客观评价那些以盈利为目的医生医术是否高超……当代小说中科学家形象更加崇高，这无疑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医学与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并且成果成功转化为对美国人实际的好处。对其的恐惧心理被报纸、杂志、书籍医学信息与电视和科教节目所消解。医学专家也不再遭受如此多的讽刺。”科学家遭受霍桑非议也是处于这一原因。

通过对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同样可以发现霍桑对同时代科学的态度处于因畏惧而回避的状态。与霍桑同时代的法国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就是一位科学的推崇者。他早年学习法律，后又对喜剧产生兴趣。为了写书求得生计，他在巴黎图书馆钻研地理、工程、航天等学科。在他的笔下，科学技术是让人上天入海的工具，科学家也并不是又苍老又偏执的怪物，而是如《海底两万里》中生物学家阿龙纳斯一般善良正直、年轻有为。凡尔纳对科学的热情与信心与霍桑的畏惧与逃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也就无法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更无法在作品中展现一种“英雄科学家”。

积极的科学观

按照霍桑的保守思想，如果说科学实验与实践造成的事故是由于对科学和片面理性的滥用导致的，成功的科学实践需要全面的保障，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学游泳”悖论：如果不下水就不可能学会游泳，而不会游泳就下水就有可能被淹死。矛盾在于，即使在现代科学家自己对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后果也是没有充分的把握。即使是将科学技术严谨的利用到和平目的上也不能保证绝对的无害。所有实验与应用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者负面影响要通过更过的同类实验与应用才能被了解和控制，而这一过程本身又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研究的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危害也是无法逃避的。奥尔多·利奥波特在《沙乡年鉴》中记述，“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不过，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由此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有待回答，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寻求理性和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又如何对待它们。

人类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有寻求更高生产力的意愿，而科技进步又是提高生产力的必备条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规律通过每个个体的意愿起作用。追求更高科技水平不但是科学家个人的追求，而是由无数个人的客观需求驱动的整个人类社会趋势。社会不能仅仅因为认识到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危害而可以的停止，而是要与时俱进，通过已知将未知的危害减到最小。所以霍桑对科学的谨慎态度可以作为对科学技术正面价值的验证准则，而不应该成为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

结论

纳萨尼亚·霍桑在上述的四部作品中继承了“疯狂科学家”的文学形象，严厉批判了科学界片面追求知识、对自然藐视和对人性淡漠的恶疾。但是这种批判来源于霍桑受到时代与个人知识限制而对科学产生的静止的认识，不能以这样的认识束缚科学发展。科技进步作为社会规律不可回避，它要求人们不断接近并认识未知，当然还需要能尽量降低科学研究中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