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与艾略特理论评析

摘 要：济慈和艾略特在对艺术和诗歌创作的探寻中，不约而同地以“失去自我”为起点，分别做出了“消极的才能”和“非个人化”理论。两种理论都是在针对浪漫主义泛滥的主观情感的思考下产生的，因此，在内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归结点上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就二人的理论加以系统的比较，以新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两种理论。

关键词：济慈 艾略特 消极的才能 非个人化

济慈和艾略特是18世纪和20世纪英语诗歌创作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为后世留下的不仅是不朽的诗篇，更有对后代文人影响深远的诗歌理论：济慈的“消极的才能”，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以否定自我，避却个性为前提的，并且艾略特在他的著作中有多处提到济慈的作品和理念，因此，之后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在涉及这两种理论时，或绝对地认为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borrows（借用了）济慈“消极的才能”理论，或简单地概说在济慈“消极的才能”理论影响下，艾略特产生出了“非个人化”理论。而对于这两种理论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并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本文就此为立论，对二人理论的同与不同进行比较，并以此作为新的角度来解读这两种新的理论。

一、“消极的才能”与“非个人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济慈的“消极的才能”及相关理论，出现在多封书信中，“一些事情开始在我思想上对号入座，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种品质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像莎士比亚就大大拥有这种品质――我的答案是消极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约翰•济慈：59） 。“消极的才能”说明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使人与晦涩和矛盾共存，能够容忍和保持来自个性冲动产生的压力而不鲁莽做出反应，或是使行为与外界的情感和经历模式统一起来，来得到“一种声音或意象；来传递一个信息，忠诚地翻译它，使之成为通俗易懂的语言。”（Symons：1627）。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来源于他的第一本论文集中的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的自我表现，“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T•S•艾略特，1934：58）作品与作家无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一个艺术家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牺牲，继续不断地个性消灭” (T•S•艾略特，1934：53)，能不断地进步，成为不朽的传统的一部分。

二、“消极的才能”和“非个人化”理论与浪漫主义

很明显，这两种理论存在许多共通之处，这与它们都是作为对当时浪漫主义反思的结果而出现的有很大关系。浪漫主义的美学倾向可概括为：一部艺术作品本质上是由内向外、产生与激情支配下的创造过程，是作者的感受、思想、情感的综合，或者说，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流露、倾吐或表现(M•H•艾布拉姆斯:34)。浪漫主义到了后期，已有了情感泛滥的颓废趋势。纵贯济慈一生创作指导思想的，是他对“美”与“真”的追求。而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过分夸大了主观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能力，强调想象力可以脱离现实，主宰一切。而求真的济慈更在意的是想象本身或其反映的事物的真实性的问题，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分的主观宣泄使得他的思想在主客观的分裂中失去了方向。他不断地在想象的功能及其效果之间做出比较，最终在莎士比亚、密尔顿等文学巨匠身上找到了答案，就是诗人通过失去自我，让主观的经验渗入到客观事物的内部，并作为意象将客观事物的性质真实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消极的能力。济慈的“消极”是一颗平常心，使诗人静静聆听轻轻讲述，而不是被浪漫主义喷射的激情遮蔽了双眼；是融入自然等待灵魂重塑的耐心，而不是华兹华斯凌驾于自然之上无所不能的精神；是感受未知，疑问和不确定中“真”的勇气，而不是柯勒律治在一知半解时退而求全的作风。这一发现使济慈摆脱了浪漫主义的束缚和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凝定下来，成就了自己细腻敏锐，雕塑般质感的诗作风格。艾略特对待浪漫主义情感泛滥的态度，则要比济慈强硬许多，他将这类诗歌称为“情感喷射器”，认为这种未经加工和规范的情感暴发和未经统一的意象堆砌是缺乏艺术“集中”和“提炼”的。他针对浪漫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感情崇尚，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论点：“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T•S•艾略特，1934：53)。诗人有的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结合了印象和经验的“媒介”。诗人只有在不断的个性消灭中创新，才能融入历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而对于华兹华斯他也给与了强烈而直接的抨击，认为他的“在平静中被回忆的感情”“是一个不准确的公式。那是因为诗歌既不是感情，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除非把平静的含义加以曲解。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诗歌把一大群经验集中起来……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T•S•艾略特，1934：58)）很明显，艾略特认为诗歌的创作所依靠的是不受个人意识干扰的客观体验而非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

虽然都是以“失却自我”来对针砭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弊病，济慈的反驳正如他的“消极的才能”理论一样，是消极的，柔和的，接受的。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批驳则以明确的目的，豪不留情的态度，和摧枯拉朽的作风，彻底地粉碎了浪漫主义个性化的梦想。

三、“消极的才能”和“非个人化”理论内涵的相通

基于相同的文学批评思考，二人的理论内涵势必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二人的理论都是以摒弃自我为基点。济慈的摒弃自我，是对“消极的才能”的延续和补充，是对于诗歌艺术的尊重和对于自然知识的谦虚，“一名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约翰•济慈：214）。诗人只有感知到个人在这浩瀚的未知世界中的渺小和微末，才能走出自我的桎梏，低头去感知世界的美好。艾略特的摒弃自我，则是他“非个人化”理论的核心和前提，他认为“个人感情可能简单、粗糙、或者乏味”，而“诗歌中的感情却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与“生活中具有非常复杂或异常的感情的人们所具有的感情”不能等同(T•S•艾略特，1934：57)。因此，诗歌创作过程就是消灭个人感情，以“普通的感情”即冷静的创作态度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济慈说世界是铸造灵魂之谷(约翰•济慈：330)，他通过自我失却得到自我回归最终再造自我。艾略特也说：“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 (T•S•艾略特，1934：53)。诗人失却了自我，却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意识与经验的统一，来为诗歌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其次，诗人媒介说。济慈对那些不朽巨匠所具有的消极的才能做过这样的比喻：“天才的伟大在于他们像某些精微的化学制剂，能对中性的才智群体发生催化作用――但他们本身并无独特性，也没有坚决的性格。”(约翰.济慈：50)。艾略特则将这个比喻更加形象化。他认为诗人的头脑是一种媒介，一种像白金一样的催化剂。“它保持惰性、中性，无变化。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这个头脑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人的经验上进行操作。但是，诗人的艺术愈完美，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完全分离，即一方是感受经验的个人，另一方就是进行创作的头脑。头脑也就会变得能够更加完美地消化和改造作为它的原料的那些激情”(T•S•艾略特，1934：53) 。艾略特的“作为原料的激情”正是济慈所说的“微妙的化合物”，是个人对世界的整体经验，是包括思想、情感、感觉和意识的综合体。“理智”或是“头脑的消化”就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二人都认为这个思考过程是必需的：“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即靠感觉也靠思想生活，年龄渐长，他们就需要好深思的心情。”（约翰•济慈：52）“在诗歌写作中，有许多东西必须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事实上，拙劣的诗人在他应该有意识的地方往往无意识，在他应该无意识的地方却有意识”（T•S•艾略特，1934：58）。这个思考过程是惰性的，它不应受被特殊事件所激起的个人情感的影响，因此它是无意识的，但在诗歌创作中又应该主动去进行这种思考过程，所以它又是有意识的。在这一点上艾略特的确借用了济慈的观点并将其明确，深化。

第三，客观对应说。“客观对应物”这一术语是艾略特在《圣林》中的《哈姆雷特及其他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T•S•艾略特，1989：98）济慈虽未提出过类似的说法，但这一概念对济慈来讲并不新鲜。他可以分享窗前一只麻雀的存在，与它一起啄食。他可以感知一粒麦子的存在，在雨天同它一起腐烂。他的理想是成为“变色龙诗人”，变成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具有它们的特性，体会它们的境况。这正如莎士比亚的“举镜照自然”之说，艺术作品的目的仿佛是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要求真务实，忠实于生活，反映自然规律。

四、“消极的才能”与“非个人化”理论的本质不同

然而受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影响，二人对诗歌的思考是不尽相同的，这在“消极的才能”和“非个人化”理论中也有所体现。首先，济慈的“消极的才能”是对自我的否定而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却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有很多学者把济慈的“消极的才能”（Negative Capability）直接翻译和理解为“否定的能力”，认为济慈的诗歌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诗人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过程。“说到诗人的个性……它不是什么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是一切不是一切――它没有个性” （约翰•济慈：214）。否定了自我，没有了形或意的束缚，诗人可以是任何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他可以是夜莺，可以是花瓶，可以成为忧郁，也可以成为睡眠，没有了生和死的概念，也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界定，达到庄周梦蝶的境界，得到永恒。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虽然也是以失去个性为前提的，但他的消灭个性，正是为了得到个性：“反而往往会发现不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也就是他的先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T•.S•艾略特，1934：49）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即诗人要消灭那些对创作进行干扰的主观经验和自我意识，才能进行正确的艺术思考和艺术实践，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 正如韦勒克所说：“诗人的非个人化必须被理解成这样的意思：诗歌不是经验的直接再现。但是这种非个人化不可能意味着诗歌没有个人的、几乎属于外观上的特征：否则我们就无法区分不同的作者的作品，无从谈起‘莎士比亚的’或‘济慈的’特质”。（雷纳•韦勒克：204）实际上，艾略特的个性消失正是为了彰显个性，而这种个性经过艺术锤炼将属于完美的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二人理论的归结点是不同的。在济慈的“消极的才能”的理论中，无论是面对未定和充满疑惑的世界时的容忍和定力，还是消失自我，与天地合一的潇洒，都是为了实现他一生的艺术创作目标――美和真。济慈说：“任何一门艺术的卓越之处都在于具有那种动人的强劲――它能让一切不尽如人意的东西因贴近美与真而烟消云散。”（约翰•济慈：58）只有美和真才是永恒的，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意识，甚至人这个个体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所以，济慈的否定自我就是使自己的感情，意识，乃至是个性融入到客观世界当中，能够在未知或歧义中捕捉它的特性，使之成为优秀的艺术，得到美与真，得到永恒。而在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中，逃避个性，逃避情感是核心，寻求客观对应物是方式和手段，最终的归结点在传统上。对艾略特来讲，艺术情感是非个人的――而是传统的。因为，只有传统才是完整的，也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以求达成新的统一的。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只有“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他必须符合，他必须一致。”（T•S•艾略特，1934：49）所以，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这种对于过去的意识，而且应该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继续加强这种意识。结果是，诗人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值的东西。”（T•S•艾略特，1934：53）因此，诗人的逃避感情，逃避个性是为了融入历史，具有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寻求客观对应物是为了寻找一种传统认可的艺术创作方式。

济慈和艾略特都在试图寻找成就艺术最高境界的通道，二人在 “在艺术创作中首先要失去自我”这一点上交汇，然后又逐渐分道扬镳，走出了各自的艺术道路。济慈“消极的才能”选择的是从美的角度默默地感知和体现真理，而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选择的是以传统的厚重为依靠，对个性强烈地抑，热情地扬，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艾略特对济慈决不是简单地照搬或延伸，他早已把济慈融入他完美的艺术传统的一部分，为他引导新的伟大的艺术灵魂。

参考文献：

[1].A.Symons, John Keats, Monthly Review, 5, reprinted in C. Franklin (ed.) (1998). British Romantic Poets-The Wellesley Series, Vol. 4.(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01.)

[2].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3].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批评传统》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选》，傅修延译，东方出版社，2002。

易 明：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东校区外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