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母舰的时代已经来临?

世界进入导弹时代已有20余年时间，新一代武器的出现必将极大地改变战争的形式。经过二战激烈的战斗岁月洗礼，航空母舰这种昂贵的作战平台终于取代战列舰成为海军最重要的核心舰船，如今，自动打击系统（Autonomous Attack Systems，简称AAS）又预示着航空母舰也将在导弹母舰面前黯然失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航空母舰将从海军中彻底消失，而是说航空母舰将不再是海军力量投送的核心。

航空母舰超越战列舰上升到海战主导地位的原因在于其舰载机联队拥有在更远距离上有效投送火力的作战能力。当年的战列舰可在短时间内发射更多的弹药，但与飞机相比有效射程还是太短。飞机可在精确导航下飞到370千米或更远的地方，对敌军目标进行搜索、定位、识别和优选，然后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几十年来，美国海军的战略主要建立在航空母舰舰载机联队的高出动率上。虽然有人认为无人作战航空系统（UCAS）最终会取代载人飞机的中心地位，但这些系统毕竟只是由导弹时代进化到机器人时代的“前奏”而已。新式武器的出现可以免除飞行员繁重的飞行任务，使飞机成为更有效的火力投送平台。以往飞行员执行任务要驾机上天，UCAS出现后，飞行员只需坐在联通卫星和其他通信设备的远程操控站内即可完成同样的任务。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需外接设备和系统，UCAS自身就能完成战斗任务。

自动打击系统的崛起

能够见证AAS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荣幸，这是精确打击技术，或者说侦察打击系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步，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发展的必然。综合侦察打击模式的下一步发展就是武器成为系统的一部分，能够独立完成整个任务过程。在这个新时代，武器将在更远的距离上完成精确导航，对敌军定位、识别和目标优选，最终实施更精确的打击。

增强武器的传感器性能和芯片计算能力有助于实现AAS的搜索、发现和攻击性能。因为AAS能够对抗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海军毫不迟疑地据此研发了一系列远程防区外武器，包括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战斧BlockⅣ”型巡航导弹、远程反舰导弹、低成本自动攻击系统（LOCAAS）和其他防区外投放的武器。

对于空射武器来说，载机只是一辆装载武器的“卡车”，载机和飞行员不再对投放后的武器进行任何制导。实际上，面对先进的防空系统，载机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投放武器并转身撤离。现代武器的多光谱传感器十分复杂，红外成像、合成孔径雷达、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反辐射传感器以及其他功能的寻的器等等，都是先对目标进行定位，再将目标特征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最后完成识别。而且，大多数现代化武器都装备有不止一种传感器，其他国家的武器也大致相同。

在不久的将来，配备不同类型传感器的武器将大量出现在战场上，并通过信息互联，协调取得最佳攻击效果，甚至可提供战场毁伤评估并实施后续波次攻击。比如选择对舰船的最佳攻击位置，并选用最合适的弹头（爆破杀伤型、穿甲型等），对舰船最易受损部位造成最大毁伤效果（如相控阵雷达阵列面板）。最初这些武器可能在海上使用更有效，因为海平面相对来说是均匀的环境，但组合式传感器武器对地面目标实施有效攻击也是迟早的事。如果预定目标的特征和辐射明显，要想使用诱饵有效地欺骗这类武器将极为困难，因为诱饵等干扰手段必须能覆盖极宽的电磁频谱且技术上十分成熟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开始阶段，AAS主要体现为低速和高速巡航导弹。低速巡航导弹如“战斧”式改进型，适用于远程长航时任务，而在高速冲压喷气发动机巡航导弹方面，俄制“日炙”和俄印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将继续在高速攻击、突破敌方防御系统和对付坚固目标方面进行发展。弹道导弹也将越来越多地进行类似发展。

为了进一步获得优势，美国海军目前需要解决后勤保障方面的局限性，为AAS的部署铺平道路。当前，航空母舰和舰载机联队的关键优势之一是海上重新部署能力。而随着动态定位和铰接式起重机等现有技术的新发展，可保证海上行动时垂直发射单元的重新装填，这将使导弹母舰成为具有极高效益成本的火力投送平台。

平台效费比

无论何种货物，运输多远距离，空运的费用都比海运高出50倍以上，因此与航空母舰和舰载机联队相比，导弹母舰具有更高的效费比。战术上来讲，在最后几英里距离中部队必须动作迅速，部署最好由空运来完成，但在常规战略和战役部署中，通过海运到达适当作战位置的效率要高得多。

通过对比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联队与驱逐舰的运行成本和火力投送能力，就会发现巨大的成本差异。为正确比较成本，有三点需要重点说明：

一是要确定每种平台的年均成本，即总成本（包括采购、使用和保障成本）除以平台预期的服役期。

二是需要比较相似类型武器由不同平台进行火力投送时的成本。航空母舰舰载机联队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联合空对地导弹（JASSM），而水面舰艇和潜艇将继续装备“战术战斧”导弹，这两种武器成本大体相同，弹头都为1000磅（454千克）级，精度也差不多。所以在对比不同平台的火力投送能力时，我们将引入“火力-距离”（Strike-Mile）这一标准，即对比各平台投送1000磅级别弹头的数量和距离。比如，投送1枚弹头到2000海里外即为2000“火力-距离”，在相同距离上可投送4枚弹头即为8000“火力-距离”。

三是必须比较这些平台在短期战斗（以天计算）或长期冲突（以月计算）中的效费比如何，考虑补充弹药、重返战斗需要多长时间。

把所有因素纳入分析中，可以发现“伯克”级驱逐舰和“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均比航空母舰有更高的效费比（参见表1）。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有油船的后勤保障、护航驱逐舰的加强导弹火力，航母战斗群的有效性仍处于下风。

水面舰艇等其他平台可通过海上补给完成武器重新装载而无需返回冲突地区外的港口，这比航空母舰或航母战斗群对战斗更为有利。驱逐舰可把更多的垂直发射单元投入到进攻作战中（50%以上），同时保留足够的防空自卫武器；“俄亥俄”级核潜艇虽然需要离开战区进行武器重新装载，但其几乎全部的弹药均可投入到进攻作战中，无需考虑对敌方巡航导弹的防御。但“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即便配有负载扩展模块，其效费比也不高，这一点在应对长期冲突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很明显，相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说，一些替代型打击战斗群具有更高的效费比。采购和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和保障油船的成本，足以部署8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13艘“伯克”级驱逐舰或11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参见表2），而且后两种平台较航母战斗群而言拥有更为强大的火力。

用炸弹还是用导弹？

在较为缓和平静的态势下，渗透型平台在输送大量武器方面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但防区外武器如巡航导弹，即使是在低烈度威胁环境下也具有同样的效力。虽然渗透型平台可以重复利用，如F-35战斗机每次任务可投掷6枚炸弹，在长期行动中会节约资金，但如果考虑到战机损失的可能性以及因此不得不支付的补充新战机的费用，那么F-35每个飞行架次的成本要上升2%，要比巡航导弹高很多（参见表3）。

如果只使用导弹或战斗机中的一种手段进行攻击，对手会采取适当策略进行有效防御。例如对手可能会努力禁受住防区外武器的攻击直至这类武器耗尽，而有了海上重新装填垂直发射系统的能力后，对手必然在持续打击面前崩溃；若只使用作战飞机，特别是载人飞机，对手就会集中力量提高防御水平，使攻击方的损失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变相地阻止作战飞机的使用。因此，在实际作战中，必须将导弹和炸弹结合使用，因为总会有特定的目标（机动目标或瞬时目标）或任务（跟踪监视、近距离空中支援、空战和电子战）需要由载人或人控平台来完成。但随着先进防空系统的扩散，飞机作为高效攻击平台的空优时代实际已经结束了。

作战效能和生存能力

分散部署的多艘导弹母舰可在短时间内投送大量火力，信号特征也较航空母舰要低，因此比航空母舰有着更高的作战效能和生存能力。航空母舰在二战中崛起的原因是其舰载机的快速出动能力，目前“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出动能力在逻辑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但仍达不到垂直发射系统的水平（参见表4）。航空母舰要实现大规模快速打击能力，就意味着在执行任务时作战平台需要反复出入攻击地域，另一方面，在舰载机联队多个放飞和重新挂载周期时，母舰必定处于极易被攻击的脆弱状态。

在以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为主导的进攻环境中，防御武器的数量十分重要。导弹母舰设计的分布式部署可为编队创造快速恢复能力并对对手产生强大的威慑。单个平台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即“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明显的作战弱点，这造成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生存能力的脆弱，对手都希望通过手握“杀手锏”武器来阻止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介入。在执行任务时，分布式部署还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深度，而航空母舰在执行救灾和人道主义救援时是无法起降舰载机的。

此外，导弹母舰的信号特征比航空母舰低得多。航空母舰是海上最大的军舰，其雷达反射截面、红外信号和电磁信号都非常大，更不用说搭载的舰载机了，“福特”级航母装备了新型双波段相控阵雷达，更是拥有世界上最为独特、极易辨识的信号特征。“伯克”级驱逐舰在设计时就注意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和红外特征。脱离备受瞩目的航空母舰“护卫者”身份后，驱逐舰通过有效的电磁辐射控制技术可降低被探测到的概率，对手探测发现驱逐舰的距离以及驱逐舰被制导武器攻击的可能性，都要远远低于航空母舰，而“俄亥俄”级核潜艇固有的水下隐蔽性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航空母舰的新旧角色

当然，航空母舰不会在AAS和导弹母舰的新时代里成为历史，但其角色将发生彻底的改变。正如二战中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的“海上霸主”地位，但并没有使战列舰就此消失一样，导弹母舰也将取代航空母舰但却不会使之消失。主攻波次将不再来自航空母舰，而是交由导弹母舰完成。这一作战上的变化或将极大改变航空母舰的设计理念，使之向着战斗侦察方向发展。

航空母舰最初的引入目的是作为舰队的“眼睛”来执行搜索任务，定位敌人的位置，帮助战列舰遂行打击作战任务。今天，这一源起作用再次变得重要。因为应用AAS并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的决策，实际上，人类决策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了。在侦察敌方兵力、AAS武器展开和直接攻击时仍需载人或人控飞机，AAS执行猎杀的最佳地点需要由人类决策来决定。有人驾驶飞机或者人工控制飞机将作为AAS的前沿控制器而发挥力量倍增器的效应。

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航空母舰的设计和应用将发生彻底变化。“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大小和飞行甲板主要是为了舰载机快速出动而优化设计和建造的，但再高的舰载机出动率也无法形成与垂直发射系统等量的快速火力投送能力。因此，未来航空母舰或者舰载机的设计或许不再是以出动率为重点，舰载机的设计重点将放在执行关键任务上，只需少量攻击型飞机，其余则集中在战斗侦察监视、先期预警和作战管理等功能上。未来的航空母舰发展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舰载机更高的适应性，以及在侦察监视和作战管理方面的质量优势。

既然无需满足迅速出动的需求，未来航母舰载机联队的规模可能会相应缩小，母舰体积也会小一些，造价也会随之降低，装备数量或将增加，可执行的任务将更加广泛。这种转变将大大增强海军和陆战队执行任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将大大增加部队分布部署的能力，增强地区存在、适应力和作战弹性。

毫无疑问，新武器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海战的模式。美国海军已经通过当前和未来AAS的部署计划含蓄地宣布了新时代的到来，虽然我们还未充分思考这些武器或将带来的影响，但“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我们必须完成这些新武器所要求的变革。

笔者认为，现在人类已站在导弹母舰新时代的门槛上了，对美国海军来说，现在正是继续前进并取得领先地位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接受导弹母舰概念，并为航空母舰退出火力投送主导地位做好准备。研发新式武器，开发具备重复装填新式武器能力的平台，建立相应的条令、战术、技术和规程，从根本上改变当前舰艇和武器的作战使用。新技术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对这些新武器概念视而不见，反被对手所利用，那么美国可能会经历另一场“珍珠港”式的惨败。

编者按：针对航空母舰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发展趋势，本刊2014年01期刊登了《美国还需要超级航空母舰吗？》一文，作为该文章的姐妹篇，目前就职于美国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的海军指挥官菲利普·E·波奈尔撰写了阐述导弹母舰概念的文章。该作者是一位水面战指挥官和业务分析师，文章就航空母舰的未来作战应用发表了看法，提出“导弹母舰的时代或许已经来临，未来的航母发展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舰载机更高的适应性，以及在侦察监视和作战管理方面的质量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