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3 04:28:39
如果不是因为难以计数的死猪在上海黄浦江松江段水域缓缓漂浮，引发全国舆论的关注，新丰镇的人们还将如同往年一样平静生活。上海官方表示，部分死猪来源于嘉兴市，这座“养猪大镇”自然也就因此迎来了多家媒体的造访。
身负“中国百强镇”名号的浙江省嘉兴市新丰镇，位于黄浦江上游，平塘湖从小镇中心穿过，支流河道四通八达。
《人物》记者联系上了一艘捞猪船的船长，申请跟他去捞猪。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明早6点，在竹林村南面”。
3月16日早晨6点，《人物》记者到达了船长指定的地点仁桩桥。桥下的水面很脏，黑得深不见底，但桥下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静静地泊有一条捞了半船死猪的大船。
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船长的船驶来，他的手机也打不通了。仁桩桥东边200米便是一个养猪村，这里有好几个猪舍，都是六七个窗户的长排房子，猪舍的墙基边，是连片的猪粪池子。
猪粪曾经被直排河浜。政府三令五申整顿后，明目张胆的直排，改成了早晨和傍晚的偷排。而新丰镇境内水域的鱼，也从2005年的“80%的水里没了鱼的影子”，到前几年“捕不到鱼，偶尔捕一条也是臭的”，到现在的“再也没有鱼了”。
猪多了，鱼少了。而渔民们的际遇，也随着鱼儿的命运改变。上世纪90年代，新丰镇上最高的楼，是渔民盖的，渔民年收入达10000元。2003年开始，渔民年收入不足3000元。现在，还在捕鱼的渔民徐玉妹说，她每天只能捕到几斤鱼，卖二三十元。而且，她是在与别人的水面交界处偷捕的。
渔民唯一能做的，就是上访反映水污染问题，要求政府整治河道。而在政府看来，环境在“按部就班”地整治，渔民需要钱吃饭，才是根本问题。2012年，渔民与政府就这个根本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把河道清洁的工作承包给渔民。渔民承包一公里河道的保洁，一年可得2000元，一般三四个渔民合伙承包20公里，这样每个渔民的年收入又可以上万了。
渔民终于不再说鱼儿的事了，死猪成了新的焦点。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介绍，当地猪的正常死亡率约为生猪出栏数的3%。每年冬春交接之际，是死猪数量的高峰期，乃是气温变化较大所致。
河道一般一周或十天清理一次。原本，渔民只负责打捞河道里的垃圾，用杀虫剂杀死水草，让河道表面看起来整洁，顺利通过政府人员验收。但漂浮在水上的死猪却成了难题，因为岸上的地是农民的，不准摆死猪。农民只能把死猪丢进河里。渔民们只好把死猪藏在水草里，遮掩督查人员耳目。
一旦死猪藏多了，也藏不下了，这时，政府就会租船长那样的大铁船来打捞。
等了一个多小时，船长终于来了。他坐一辆摩托车过来，还带着几名船工，直奔那条生锈的捞猪船去。他向《人物》记者解释不接电话的缘由：“50多个电话，接不过来。上面有条船沉了。”3月是死猪比较多的季节，船长有七八条捞猪船同时在运作。有船沉了，他自然心急如焚。
说着，这条看起来很久没有动过的船开动起来，船上两名船工，手持带齿的长竹竿，摆好了捞猪架势。这时是早上8点多，刚才还静悄悄的河面，突然就热闹了。
渔民们捞猪时，需要组成一个小型的船队：一条十几米长的大铁船，两条乌篷船。乌篷船轻巧地行走在河浜，把死猪钩到水中央，大铁船上的船工再挑到船舱内。
站在大铁船的船头，看着这水路四通八达的水乡，几条乌篷船轻摇慢摆地穿行于水面，渔民们俯身打捞，本应让人顿感诗意。但空气中弥漫着的腥臭气时刻在提醒着来到这里的人们，渔民们寻寻觅觅的，不是他们本应寻觅的东西。
一条乌篷船缓缓驶到铁船的前方。两个身穿橘色救生衣的渔民，分别立在船头和船尾。他们像平日捕鱼那样，戴着帽子。船尾那人，均匀地摇着桨，小木船在水面优雅地划出一道弧线，与岸边拉开，船头那人，伸出长竹竿，钩拉着水草旁的一只仅露出粉色背部的死猪。
死猪落到靠近铁船附近的水面，铁船上的渔民用钩子把猪钩到船舱。铁船在乌篷船的后面，保持十码左右的速度行驶。每走五六米，渔民便能钩到一只死猪。有时死猪太小，几次都从渔民的二齿钩下滑落，他们也只好放弃，铁船惯性大，不能即停即走。
与往年相比，今年江面上死猪数量明显增加了。“因为政府对卖死猪的打击更严了呗。以前猪死了可以偷偷卖了，现在不好卖了，那只能扔。”
死猪散发的气味极为浓烈，《人物》记者戴上了口罩。而不停打捞死猪的船工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死猪的气味。他们各忙各的，似乎没有闲心搭理记者，也不对记者来看他们捞猪显示出一丝好奇。
如今，渔民已经不是无拘无束、依水而生的捕鱼者了，他们是政府的雇员，由政府对他们的保洁工作付费。几天前，《人物》记者去租渔民的船，希望去拍摄捞猪的场景，所问到的4条渔船都拒绝了，“怕政府的人看到了不好”。
不过，得益于这位性情豪爽的船长，《人物》记者终于得以了解捞猪的详细过程。船经过新丰镇时，他还几次特意提醒道：“这是镇上，新丰。”河两岸的楼房倒映在河水里，一派水乡风情。船长深吸着宽阔河面的股股江风，丝毫不顾眼前这一船大煞风景的死猪。“捞猪好还是捞鱼好？”船长笑着说：“赚钱就好。”
当大船的船舱内又增加了几十头死猪，加速向死猪填埋处驶去时，《人物》记者试探着向几个渔民发问：“嘿，你捞猪多少钱一天？”一个皮肤黝黑的渔民露出朴实的笑容，“有时100块，有时150块。你看，是不是太少了点？船的油钱还是自己出”。
在这些改行捞猪的渔民眼里，100块钱的确不算多，但跟每天捕几斤鱼，卖二三十元相比，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更何况，捕鱼得在凌晨2点出船，赶在早市前卖鱼，但捞猪不用起这么早—天黑是看不清猪的。而且，今年的死猪数量多，收入自然也跟着往上走。
但死猪的气味也令少部分渔民望而却步。徐玉妹去年3月也曾试着参与捞猪，可是只捞了4天就回归了捕鱼老本行，腐烂到流出肠子的死猪让她无法忍受。“实在太臭了，受不了。”
但大多数渔民已经习惯了早起捞猪的生活。四十多岁的陈巧根唯一的担心是，村委会能不能按照事先约定的每天150元来支付报酬。他满脸兴奋地回忆几天前的捞猪场景，“你们知道吗，前两天电视台还在直升机上拍我们呢”。
下午4点，一天的捞猪工作结束了。渔民们在靠省道的一座桥边停下，上岸搭车。一位的士司机对陈巧根身上的猪尸味面露难色，但陈巧根毫不在意。对于从渔民改行捞猪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都是为了生存，捞鱼与捞猪，有那么大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