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研究,人类正在改造基因

所有天然生命的DNA都只有四个字母：ATCG。正是这个四个字母排列组合的顺序不同，造就了包括人在内每一个生物物种的千差万别。

现在，生物科学界出现了一种名为CRISPRCas9（或者直接称之为CRISPR）的基因疗法，这种疗法能够通过DNA剪切技术治疗多种疾病。虽然此前类似的生物技术早已存在，但CRISPR技术因更加“简单、快速而准确”名震全球医疗界。

不少研究人员开始将CRISPR技术应用到老年痴呆症、癌症和HIV等治疗领域。医生将可攻克癌细胞的基因植入到病人的免疫系统之后，CRISPR技术或将研发出新的肿瘤治疗方案。此外，CRISPR或许还能治疗家族性黑性痴呆（Tay-Sachs）以及囊性纤维化等遗传性疾病。

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后，CRISPR技术还能实现人工培育婴儿。尽管这些胚胎可能无法发育成熟，但是，终有一天，可生长发育的胚胎会为了治疗疾病或者非医学“人类增强”（指那些希望通过自然或人工的手段暂时或永久地克服现在人体局限的尝试）而被设计出来。

关于这个话题目前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在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它可以在婴儿出生前消除破坏性的遗传疾病。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工作跨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今年3月，一些研究人员在Nature杂志上警告说，由于对生殖细胞的改造是可以遗传的，所以有可能会对后代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一些研究人员还表达了对人类胚胎开展基因编辑研究的担忧，这有可能会推动人们不安全或不道德地使用这一技术。

很多科学家，包括CRISPR技术发明者之一，都希望终止人们对生殖细胞的编辑。美国国家科学院计划召开会议来深入探讨CRISPR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这场辩论是非常必要的：CRISPR是一个好技术，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值得人类思考的深刻问题。

CRISPR的反对声音主要体现在两个派别：实践派和哲学派。CRISPR目前所面临的直接障碍主要来自实践层面。CRISPR技术在实验室使用无关紧要，但如果临床操作起来则会对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对于重病患者，使用CRISPR技术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其他连带伤害。至于CRISPR在生殖细胞的应用，其副作用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细胞，所以监管应该更加严格。CRISPR是否安全至少需要一代人去检验，直到那时，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夫妻才可以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来选择健康的胚胎。

尽管基因序列数据纷繁复杂，但几乎所有有趣而复杂的人类特征都遵循生物学规律，可以通过简单的剪切和粘贴基因就能改变的人类特征少之又少。因此，距离人们随心所欲地改变基因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哲学角度来说，有些人反对CRISPR是因为它让人类扮演上帝。但纵观历史，医学一直以来都在干涉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治疗传染病、防止寄生虫等都是人类医学干预自然的例证。CRISPR如果可以攻克癌症、消除儿童遗传病或者帮助医生了解糖尿病，人类无疑将会推动其前进。

不过，CRISPR通过改写人类生殖细胞来改变遗传基因是否合理？关于这点，全球有40个国家持反对态度，其他很多国家也对此有相应的限制。理论上说，人们没有理由反对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或者用于医学治疗。有些国家允许科学家研究由体外受精遗弃的人类胚胎，只要它们的生长周期不超过14天。CRISPR之所以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主要是因为对生殖细胞的改变是不可逆的。

尽管如此，各国将CRISPR纳入监管还需时日。有些国家的法规出台后，真正执行还需时日，这就让一些私人赞助的科学家或者生育诊所开展CRISPR研究有机可乘。不仅如此，监管者还应该监管CRISPR在非人类物种上的研究。改变动物基因，例如让蚊子无法传播疟疾，这将有益于社会。但如果人们无法预料其后果则意味着这项研究应该被禁止，除非他们有能够逆转并且行之有效的对策。

假如CRISPR被证实对人类无害，那么政府也应该从民主和平等的角度上对此进行权衡。改写基因意味着父母显然没有站在孩子最佳利益的角度来做出选择。例如，聋人父母或许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同样耳聋，好胜心强的父母或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孩子的智力，即使这样做可能会给孩子身心带来负面影响。此外，如果可以改写基因让孩子更加聪明，那么这会不会仅仅是富人的特权，穷人根本无法奢望？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但种种问题也不能掩盖CRISPR的好处，阻碍其前进的步伐。我们生存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它让我们活得健康、活得长久、活得更有质量。因此，CRISPR应该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受人类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