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一高士”王常月

王常月原名平，号昆阳，山西潞安府长治县人。根据《白云观志》记载，他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厂，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年)，享年一百五十八岁，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第七代律师，在清初全真道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后世道徒誉为龙门“中兴之祖”。

为了加快教派发展的步伐，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詹椿、邵守善等人长途跋涉，南下至江苏的茅山、南山、浙江的杭州、湖州金盖山和湖北的武当山等地开坛说戒，收得了大批弟子。许多原属正一派的名山，也陆续改易门庭，成了全真龙门派的丛林。在王常月的努力推动下，沉寂了四百年的全真龙门派，开始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景象。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九日，王常月“以衣钵授弟子谭守诚，留颂而逝”。徒众将他安葬在白云观西偏殿。康熙皇帝闻知，敕赠“抱一高士”之号，降旨筑飨堂、塑法像，每年忌日遣官至祭。

王常月宗教事业上的成功，是得力于他遇到了改朝换代的大好天时，得力于他占据了京师白云观可以依傍朝廷权势的绝佳地利，同时也得力于他本人灵活的处世能力和深厚的道学修养。而他的高寿，则得于力他的修道思想和修道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科学的精神，符合生命活动的规律。

王常月认为他的三坛大戒，就是佛家的戒、定、慧：初真戒讲的是个“戒”字，中极戒讲的是个“定”字，天仙戒讲的是个“慧”字。他批评世人五花八门的修炼方法，“或以存思观想，默朝上帝于三天；或以炼度济幽，超拔阴魂于九地；或以呼神招将、佩符篆以号真人；或以提气开头，运精气而称妙道；或讽诵经文而勤劳礼拜，或炮制丹药而救病医疮；或炼服食以望飞升，或效阴阳而行采取；或房中鼎器呼吸，以神运真铅而延生接命；或鼎炉砂火抽添，以烧炼茅银而布施立功；或以身体衰残，抱金丹之道而待传于有福……”，所有这些，都是“盲修瞎炼”，惟有戒、定、慧这“降伏身心意的工夫”，才是“无上至真妙道”。

他说，修真之法，归根结底是“要将六根六尘扫净，五脏五欲安和，使主人常住灵台”。(“主人”指神，“使主人常住灵台”，即《黄帝内经》所云“精神内守”之意。)“只要用志不分，凝神气穴，栽培祖气，温养先天，致虚极，守静笃，纯一不二，神藏无极，极而太极，自然智慧光生，元阳来复。”如此“常清常静”，“唯灭动心，不灭照心，则生可延；但囊空心，不凝有心，则命可保。”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都要面对一个环境，都有不可缺少的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怎样才能既人世又超然、既“全人道”又“修仙道”呢?王常月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著相”。他说，人们之所以常常“著相”，是因为常常真幻不分，受到“爱缘”的牵缠。爱名声，爱地位，爱钱财，爱风花雪月，爱歌舞美人，这些无穷无尽的妄心、爱缘，蒙蔽了人的真性，并由此而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要扫除所有这些遮蔽在心体上的浮云，重现明朗的性天，只有舍绝爱缘一个法子。“一切大小精粗之物，一切远近眷属之人，一切内外邪正是非之事，一切圣贤儒释道三教之法，一切经书文献典籍之理，一切天地阴阳造化之妙，一切神奇玄幻之术，一切清微灵宝全真道路，以至名山洞府、天宫圣境，以至七宝八珍、河图龟瑞，及自己身心五脏六腑，齿舌精气，山河大地，草木禽兽昆虫”，如此种种，永远都不可对它们心存丝毫的执著。他说：“《清静经》云‘上德不德’，是不执著也。”(按：“上德不德”，原出于《老子》第38章。)不执著就是不“著相”，就是舍绝了爱缘。然而舍绝爱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怎么办呢?王常月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要用“戒”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他把定比喻为家，把戒比喻为回家的路，把慧比喻为主人，把世间万物万境万事比喻为客。他认为，只有经过“戒”这条必由之路，回到“定”这个家，才能生发出“慧”的光芒，才能得到大彻悟，才能置身于世间万物万境万事之中而不被其缠绕，并且还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能应万物万事，不被万物万事粘缚了；能转世间万境，不被世间万境粘缚了”。

王常月强调的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以戒定慧为路径的修行方法，对于道家特别是龙门后学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道教胜地金盖山云巢支派诸师都遵循着王常月的学说，“不重法力神通、长生不死，唯炼性淳心净”。西竺心宗大师沈一炳说：“天仙心学，既无卦爻，又无斤两，彻始彻终，唯守‘无念’两字，得验与否，付诸东流，念始得一焉。……只从《碧苑坛经》入门。”《唱道真言》和《乐育堂语录》等著名丹书，也都深受王常月修性还虚思想的影响。如《乐育堂语录》中说：“上品丹法，以神人于虚无中，不着色，不着空，空色两忘，久之浑然融化，连‘虚无’二字也用不着。”即使现在看来，王常月高度重视心性修养的学说，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