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0 06:38:44
金元珍老人早已习惯呆在那间昏暗破旧的老屋里，坐在烧着水的炭火旁，抽着不到两角钱一支的红梅烟。这家不足三十平米的老店，寂寞地立在北京市宣武区的一个胡同里。店门口那块字迹剥落、以胡同名命名的招牌，显示着它过去拥有的地位：西砖胡同付（副）食商店。
小店曾经是周围几条胡同里惟一有资格供应副食品的地方，它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身份：国营，即使在今天，承包者金大爷提起它的时候，还会有意抬高声调说：“它不是私人的。”
小店早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就有了”，十来岁的金元珍常常和小伙伴们滚着铁环欢快地从它门口经过。喜欢喝酒的大人们会用几分钱去那里打上一两散装的二锅头，酒味浓烈刺鼻。那时的胡同里，经常有妇女或老人挎着篮子，挨家挨户地推销鸡蛋或冻柿子。像唱歌一样悠长的吆喝声，从早到晚，飘进每一户人家。解放后，小店被改造成了国营商店，归属牛街联社，有了现在的名字。金元珍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它的“掌柜”。
二十多年前，他响应号召前往新疆库尔勒，在那里开荒地、种果园、修马路，有过一段漫长的支边生涯。这期间，距离他千里之外的国营“西砖胡同副食店”由盛而衰，发不出五名职工的工资，有一阵它由几位退休老太太打理，还是无法重新焕发生机。
1992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金元珍接手这家副食店。最初，每月只需缴纳五百元租金，还享受免费供应的电和煤炭，但必须支付一位联社女职工每月四百元的工资。一年后，租金提高到每月一千元，因为联社看到了小店红火的生意。
只有回忆起那段光景，老人脸上才会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奶粉、杏仁露、糖果、板筋、泡泡糖、乌梅，什么都有，柜子里都满着呢！”他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西砖胡同，附近还没有超市和商场，成片的胡同依然可以穿通。
“干吗去呢？” “去小铺买点东西。”
街坊邻居在胡同里碰面时，常常这样一问一答。小铺的主人金元珍，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却不曾感到寂寞。那时候，胡同是热闹的，从未改名的小店尤其热闹。
哪怕是三更半夜，还会有人笃笃地敲门，高声喊：“金大爷，金大爷，快开门，来几瓶啤酒。”喊话的是刚下夜班的工人，他们兴致勃勃，要喝啤酒吃烤串。有人饿了，也会在深夜敲开这扇沧桑木门，接过一包方便面，扬长而去。经常有人赊账，但“没什么不放心的，人家过几天就送来了”。老店里的炭火成天烧得通红，家里熄火的街坊随时可来这里更换煤球，顺便喝上一碗开水。
那些带给老人无限成就感的数字，已经成为历史：一天可以卖掉三四箱啤酒、一百块泡泡糖、二十块口香糖，一个月能供应四百斤黄酱、八九十袋卫生纸、一百多斤挂面。到夏天，需要准备两个冰柜，才能应付放学归来的学生。
而今，小店一片惨淡。屈指可数的商品散落在空荡荡的货柜里，原来摆满二锅头、京酒和红星御酒的三排柜子只剩下几瓶酱油和料酒。装口香糖的两个塑料桶已被灰尘烟雾熏得发黑，几包一年多前进驻的潘婷洗发水倒在一张发黄的报纸上，从未被挪动过。老人多年来只卖五元一条的“北京十一厂”卫生纸，最近两个多月，店里只卖出十四条。
金大爷说，生意不好是从“非典”之后开始的，“大家都跑去附近新开的超市买东西了，我还能卖什么？”但在老人看来，是另一场运动毁了他的生意，那是大规模的胡同拆迁，“很多人搬走了，连小孩都没几个了”。附近原有一所小学，几年前因为招不够学生，被撤销了，从那时起，金大爷不再卖冰棍儿。有时，会有老太太从临近的小区里找过来，问金大爷：“有大盐卖吗？”“国家不让卖，卖就犯法。”金大爷粗声粗气地回答。他告诉记者，大盐就是没有加工的私盐，颗粒很粗，用它腌菜化得慢。
如今，小店每月的利润不足以支付房租，但金元珍希望一直守下去，那样“心里踏实”。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这个卑微的梦想成了奢望。沿着西砖胡同一路走去，是早就刷在墙上的一个又一个的“拆”字。 【选自《中国网・读书》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