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中国改革话语中的“万向节”

摘要中国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系统考虑社会转型的多元复合特征，全方位、多视角地制定政策，完成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实现中国社会工业化、知识化的双跨越。要警惕中国现代化发展陷入“拉美陷阱”、“西班牙幻影”及“日韩困境”这些先发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对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现代化转型 多元复合 发展陷阱 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当今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根据历史经验，横亘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有新的“三座大山”：“拉美陷阱”、“西班牙幻影”、“日韩困境”。我们需要群集智慧，顶层设计，系统集成，义无反顾，完成历史使命。

深刻把握多元复合特征，确立现代化路向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史，不乏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挫折与断裂乃至陷入社会混乱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断裂可能出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甚至可能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暴露出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把握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我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避免踏入挫折与断裂充斥的现代化陷阱。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社会向工业和知识社会跃升、社会架构从立体科层转向扁平网络、社会形态由封闭内卷转为开放外拓、产业结构由产业依赖转向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切换、文化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变迁。这八个方面转型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甚至有时又相互锁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是多元复合转型的出发点和核心环节，城市化是其主要内容，以快速推进城市化为中心形成辐射，其他七个转型在其发展轨迹下不断推进和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知识化社会转型，它们是复合转型的两大支柱，关系到经济体制的确定和生产要素的变革；由立体科层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转型、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产业依赖向产业创新转型、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由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转型，分别从社会结构、内外关系、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文化类型等更加具体且关键的领域支持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顺利运转。

所有这些对我国现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制定政策的思路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系统考虑社会转型的多元复合特征，综合性、全方位、多视角地制定政策，以城市化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动力、以产业先导为引领，向知识经济跃升，完成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实现工业化、知识化的双跨越。

审视转型路上“三座大山”，警惕中国现代化发展陷阱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综观全球发展历程，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竞逐富强，渴望赶超别国，但结局却是天壤之别。有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起步早，可至今仍难以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还有一些国家启动现代化很晚，却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好到了确认未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回顾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兴衰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无裨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矗立着“三座大山”，即“拉美陷阱”、“西班牙幻影”及“日韩困境”，这些都是先发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加以研究，未雨绸缪，顶层设计，化阻碍为动力，翻越“三座大山”，走出发展困境。

统筹城乡发展，严防“拉美陷阱”。南美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产业升级失败、政治腐败低效等，至今仍然挣扎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这种现象称为“拉美陷阱”，也称“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陷阱”的关键在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成果，从而阻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在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而城市阻隔了新生力量的融入，许多人被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吸纳，城市被贫民窟包围，人们被人为地分隔为城市、贫民窟和农村三个集团，城里人心理恐慌，贫民窟被边缘化，农村赤贫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社会失序，政局动荡，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帮助拉美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没有解决其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贫民危机之中，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前车之鉴。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居民人均GDP的不断提高，我国也步入了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如何运用机制手段实现“农民终结”的问题，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我国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口逐渐从乡村向城市积聚，越来越多的农民同土地剥离、涌入城市，大量的人口流动同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世界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少，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怎样实现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城市互动，防止少数群体被边缘化，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寻找城乡统筹的新机制，创业园、安居园、培训园“三园互动”机制是其中有益的探索。实施创业园工程，搭建就业平台，支持农民返乡创业；兴建安居园，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创办职业培训园，提升劳动力素质，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速度。基于市场机制，促进“三园”互动，使资源、资金、技术在城乡之间、在不同产业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动态融合，推动城乡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突围富而不强，提防“西班牙幻影”。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不过，西班牙只是扮演了“过路财神”的角色，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因此西班牙被称为“黄金漏斗”，这一现象即为“西班牙幻影”。

“西班牙幻影”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政府政策，尤其是经济、产业政策的严重失误。缺乏自主产业，工业原料大量出口、国内所需产品单纯依靠进口的政策，沉重打击并逐步摧垮了西班牙农业和工商业，进而动摇了西班牙国力的根基，使西班牙的强盛成为昙花一现。当时的“西班牙幻影”，是在固有权力保障下的财富积累，既定技术文化条件下商业模式的简单复制，而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保持不变，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和社会动态化发展能力。“西班牙幻影”说明，只积累财物而没有进行相应的产业升级、政府创新、文化精进、社会进化，任何财富的拥有都是昙花一现，不激发和维持人们的创新力，一个国家的繁荣就不会长久。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是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基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避免落入“西班牙幻影”的窘境。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以知识创意和技术为主导生产要素的阶段，营造创新文化、推动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保持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运用社会资本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进行产业的动态升级，形成国家内在的生产、研发、创新能力，是消除富强幻影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旧式工业化已经取得一定成就而世界正在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要求中国的产业发展既应坚持原创产业，又要注重传统产业升级，在积极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的基础上，通过对原创产业的直接促成以及对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夯实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关注社会创新，谨防“日韩困境”。20世纪70年代，日本、韩国的飞速工业化让世人震惊。但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创新技术不足，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日本、韩国从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一路走低，经济增长放缓。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日韩困境”。

“日韩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迅速转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大企业、大银行与政府之间形成铁三角，生产要素的锁定难以激发社会潜能，导致一个个缺少创新、创业激励的“大企业和超大企业”，技术多停留于模仿层面，无法形成企业核心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使得原本迅速发展的日韩经济在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陷入泥沼。“日韩困境”表明，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一个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国家，将难以主动地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并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分工中陷入被动。同样，在技术领域着重跟随模仿，将难以越过跨国公司严密的专利壁垒，使得跟随发展的技术在市场上的实际应用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延续引进技术并加以改造吸收的技术发展策略，引进的技术不少是国外产业结构调整后淘汰下来的，这些技术的特征是“四高一低”，即高污染、高资源、高消耗、高人力、低附加值。长此以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难免也会遭遇“日韩困境”。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还是必须要靠本国自己。因此，我们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大力发展创业型经济，积极鼓励创业活动，努力营造创业环境，借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催生新产业的产生，真正依靠科技、知识和教育来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实现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创业社会的快速转型，避免陷入“日韩困境”。

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助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纵观历史上的崛起大国，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都要经历一个平台期，都需要一项具有“万向节”性质的经济社会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并将各项政策系统予以集成。18世纪，由于设立了财产权的保障体系和自由贸易权，英国战胜西班牙成为世界强国。19世纪，由于赋予了国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法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19到20世纪期间的德国与美国，由于设立了一套社会保险制度，人们能够共享文明成果，从而两国分别占据了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制高点。

基于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多元复合特征，如何翻越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三座大山”，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通盘考虑前文所述的八个方面的转型，否则，政策就会互相抵触，出现偏差，阻碍现代化进程。另外，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需要在吸纳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设计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以迅速突破在后发国家持续几千年的乡土“文明”自锁和互锁陷阱。因此，中国同样需要有一个具有万向节性质的战略政策平台，将各项政策予以系统集成，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社会普遍服务是指政府向公众提供具有均等性、全覆盖、可获得、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就是要使国土范围内的任何人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平等的人文基本权利，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分享现代化的成果，避免出现弱势群体边缘化，避免出现落后地区边缘化。它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安全底线，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平台，避免出现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地区间的失衡、思维和道德伦理的割裂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断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与和谐转型，促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一个能够肩负国际重任的现代化强国，圆大国的强国梦想。

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产业社会普遍服务和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三个子系统。

构筑人文社会普遍服务，避开“拉美陷阱”。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与均衡稳定，保障国家发展的动力及持续竞争力，防止群体间、区域间和人的内在心理出现失衡与断裂。保护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的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避免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使社会各阶层共享现代化的成果，避开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陷阱”。

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保障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和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保障机会均等的基石。目前在中国构建人文社会普遍服务的进程中，至少应当建立健全食物保障（低保）、基本住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基本养老五个项目以保障民众的生存权。这是一个国家保持其竞争力的基础。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适应了现代世界潮流新时代的要求。促进发展权实现而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实施的各项政策，其目的都必须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保护人民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等。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保障人们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权，是充分发挥要素潜能的保障。在中国，受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较小。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自由流动，这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一方面可以保障人追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如从自然环境恶劣的区域迁徙到相对较好的区域中，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人追求自身发展的权利。

建立产业社会普遍服务，驱散“西班牙幻影”。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产业文明共享、创业生态培育、产业创新和企业价值导向的问题。解决我国富裕后如何强大的问题，防范出现既定技术文化条件下商业模式的简单复制，固化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和社会动态升级能力，避免陷入社会自锁和静态社会的“西班牙幻影”中。通过基础产业社会普遍服务实现网络产业化、产业网络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助推强国之路。

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网络产业的社会普遍服务、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网络产业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使人们共享工业文明成果。网络产业的社会普遍服务，所涉及的行业通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既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能源和生产资料，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产业升级要求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可以发挥联合作用的群体，产生集成效应和范围经济，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顺应了这个要求。产业网络化提供了不同行为主体的平台，降低了成员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加快了组织间信息扩散和学习速度，达到资源和信息互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构建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将引起产业的新革命，激发国民的创新力，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经济开发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是新时期的企业价值导向。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要求企业承担起提供相应产业服务的责任，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部门作为提业服务的主体。

共享知识信息社会普遍服务，跳出“日韩困境”。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知识和信息的集成、交易、扩散及国民普遍化享用问题，保障社会发展所需信息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当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坚持理性创新，迎战知识社会中知识和新技术的陀螺式扩散效应的冲击，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多元复合转型，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快速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注重依附于知识和信息的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的活动顺应市场规律，防止出现工业化阶段发展迅速、但是迟迟难以进入知识经济的“日韩困境”。

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信息的社会普遍服务、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和知情权的保障体系。信息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社会低成本运行的耦合器。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公共物品，相关行为主体有权获取应该得到的公开信息。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扩大传播信息的网络覆盖面，使之得以迅速扩散，实现其价值。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形成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石。知识本质上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因为存在着产权问题，在传播与扩散中会存在一定的阻碍。知识虽然拥有产权，但是不能垄断，应该采取一定的补贴措施，扩散为社会所有。这种知识的普遍服务可以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营造人们共享知识和财富的氛围。知情权保障体系是公民寻求、接近、获取、传递和使用公共信息的制度保障机制。知情权的权利主体十分广泛，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经有关部门同意也可以成为知情权的主体。知情权是一项集合性的权利，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权利主体对信息的获得、复制、传播、处理加工及司法请求等过程，涉及民事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

责 编 / 樊保玲

A Universal Social Services System: the "Universal Joint" in China's Reform

Xu Zhengzhong

Abstract: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of all work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to systematically consider the pl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formulate a full range of policies by adopting various perspectives, complete all-r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fulfill the great goal of building an industrialized and knowledge-based society. China should guard against problems that have appeared in some countries when their economy took off, such as "Latin American Trap," "Spanish Phantom" and "Japan and South Korea Predica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al social services system would be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plural, development trap, universal social services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