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上访”拆迁的重庆模式

城市拆迁,这是让整个中国都头疼的难题。因事故频发,而被喻为“引发的火药桶”。

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掐灭拆迁中那些“溅起的火星”,实现社会和谐、百姓安居?

1500万平方米危旧房动迁,无一例老百姓上访――重庆破解了城市拆迁的密码,开启了一道“零上访”的和谐之门。

未雨绸缪

从较场口景观阳台下行,沿石板路走五分钟,便能看见十八梯老街127号。

这栋一楼一底的砖混房建于上世纪50年代,外墙已因岁月而剥蚀。

74岁的武荣惠已在这栋房的底层住了47年。这间只有40平方米的屋子,最多时住了七口人――武荣惠把它隔成三个“盒子”,三个闺女住一个、两个儿子挤一个、她和丈夫占一个。

在40多年前,这样的房子已相当不错――到解放碑只需一刻钟,亲朋都很羡慕。随着时间推移,武荣惠渐渐发现,和上半城的日新月异相比,下半城已然老态龙钟。

“没通天然气,自来水管不出水。”武荣惠一脸忧虑,“最头痛的就是洗澡,房子没有卫生间,洗澡也要上公共浴室。”

“武荣惠们”的苦恼,揪住了市委书记的心。

“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要通过危旧房改造,切实改善老百姓生活质量。”2008年初,在调研走访中,动情地说。

三年完成拆迁――主城危旧房改造攻坚战应声打响。

一场涉及50万人生活起居的浩大战役,要在短短三年内结束战斗,这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美丽梦想。

在2007年里,重庆正因拆迁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横空出世,已让重庆尝到了拆迁之难。

如何将“难于上青天”的拆迁安置,变为群众拥护的民心工程?

沿用旧有模式?这只会制造更多“最牛钉子户”。

如何解码?给出一个很好的启示:“一定要让利于民。”

当好“第三者”

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两方,一方收益意味着另一方损失,双方得失相加为“零”。

零和博弈被引申为“快乐守恒”――有人快乐,就有人失落,即“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传统拆迁就是一种零和博弈。

开发商要求尽可能低的拆迁成本,原住民要求尽可能高的拆迁补偿――每一方,都想在博弈中最大限度地获利。

当利益诉求达不成一致时,一方便仰仗钱力,暴力拆迁;一方便上访、自焚,以命相搏――以暴力点燃暴力的拆迁悲剧便不断上演。

难道就没法平衡开发商与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天平吗?市领导苦苦寻觅答案。

寻觅的目光,最终停在香港身上――在香港,居民配合拆建异常顺利,其中有何诀窍?

内地迁建,一般是开发商看中某地块,经政府同意后,他就掏钱征地,安置居民。“但香港政府不允许开发商自己征地,政府认为哪块地需要改造,由政府和老百姓谈,政策很优惠。”市长黄奇帆说。

在两者之间做好“第三者”――这是重庆觅到的“香港经验”。

“先由政府把危旧房改造详规做好。”黄奇帆说,再由政府掏钱,在开发商没来之前,制订一个让利于民的好政策,把居民从危旧房里搬出,开发商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块没有居民的土地。

这时的土地边界条件已明朗,由政府面向市场招标,把让利于民的政策成本加进去,该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政策成本还是由开发商支付。

这样一来,开发商和原住民间针锋相对的矛盾,一下迎刃而解。

扮演“第三者”,“零和”变成了“双赢”。

让利于民

“等一个马桶,等了40年。”李明芬看着新房里光洁的马桶,眉开眼笑。

一年前,她还住在解放碑一栋危房内,“四口人蜗居在一间房里,中间用木板隔断,糊上报纸,儿子媳妇就住里边”。

楼里没有厨房,大家都在过道煮饭,最要命的是,整栋楼只有一个厕所,高峰期还要排队。“我孙子几次被耗子咬伤。”李明芬说,“这辈子最大的企盼,就是有一天能住进新房。”

但李明芬很清楚,就凭她家那点微薄收入,要住新房,除非天上掉馅饼。

2009年,馅饼真就掉在她面前――因为危旧房改造,她将搬离解放碑。利用丰厚的拆迁补偿金,李明芬在南岸买了一套两居室,“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新生活”。

不仅仅是李明芬,很多人都因危旧房改造,告别了几代同室的尴尬。

“危旧房改造一定要让利于民,保证迁建房的面积比原来大。”这是的嘱咐。

嘱咐之下,重庆出台了“梯度转移”补偿政策:对人口在两人及以下、住房建面不足30平方米的家庭,按30平方米给予等值货币或实物补偿;对人口在三人及以上、住房建面不足45平方米的家庭,按45平方米给予等值货币或实物补偿。

让利于民,让原住民户均增加建面21平方米。

不仅屋子变大了,环境也变靓了。“危旧房改造,一半土地要用来搞绿化。”这是的叮咛。

叮咛之下,拆迁居民住上了绿色小区。

“儿子谈几次恋爱都吹了,她们嫌我家居住环境不好。”化龙桥拆迁户杨中华眼里发着光,“现在,我家也住上了处处见绿的小区,儿子终于要结婚了。”

建立“防火墙”

“决不能让大楼立起来,干部倒下去。”2008年4月,危旧房改造战刚刚打响,就提出警告。

这是一句及时警示――这些年,重庆工程领域一直是腐败重灾区。

警示之下,一个月后,渝中区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副指挥长詹先毅,收到一份特别礼物:廉政台历。

“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台历上的廉政语录,分外醒目。

詹先毅将台历摆在桌上,动情地说:“这是一面镜子,警示我用好手中权力。”

“要让暗箱腐败成本消失,需加强预警,让领导干部筑牢心理防线。”渝中区检察院检察长王冲说,“这是还利于民的第一道防火墙。”

2008年6月,渝中区各危旧房聚集区,来了一群陌生人,询问民情,事无巨细。

两月后,当《在危旧房改造中深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老百姓才知道,这群人来自渝中区检察院。

“要健全审计、监察制度,让领导干部无腐败之机。”王冲说,“这是还利于民的第二道防火墙。”

“在一年内,化龙桥片区就有一万多住户实现了和谐搬迁,速度为何如此之快?”詹先毅说,“就在于我们让安置方案、选房情况等十项内容全部上墙。”

“这次拆迁,没有采用过去那套‘背靠背’、‘分而治之’的做法,而是把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化龙桥居民罗强说。

“将危旧房拆迁办成阳光工程,这是还利于民的第三道防火墙。”王冲说。

渝中区只是主城建立还利于民防火墙的一个缩影,正如一位网民所叹:“原来我们怕拆迁,现在一切都是公开操作,我们打心眼里喜欢。”

保姆式服务

防火墙建立后,仍有“不满”火星溅了出来。

这是为何?市、区两级政府开始深入调研。

调研之下,一个深层次的症结凸显出来――拆迁居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谋生技能。

“以往危旧房拆迁纠纷不断的一大原因,就是拆迁居民60%以上是困难群体,缺乏谋生技能,搬离原址后,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居住问题,更多的是长远的生活问题。”重庆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许玉明说。

于是,“保姆式服务保障体系”应运而生――市、区两级政府组织劳动、教育、卫生等职能部门,构建起拆迁户就业、入学、医疗、低保等多方面的保障体系。

56岁的张大妈,曾是化龙桥地区多年的拆迁“意见户”。但在2009年危旧房改造中,她没有带头闹事,反而免费当起了拆迁宣传员,动员了不少群众主动搬迁。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次拆迁,政府解决了我的就业和孙女上学这两大难题,我总得知恩图报吧!”张大妈一脸感激。

打造这个“保姆式服务保障体系”,市政府将支付上百亿元“和谐成本”――但这个惠泽民生的价值取向,让拆迁户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们再闹事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500万平方米这么超大规模的危旧房动迁,竟无一例老百姓上访。市长黄奇帆说:“这正是重庆创新城市拆迁模式的结果。”

这个模式,将为破解中国式拆迁困局提供一个解题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