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妇女身份的探索研究
时间：2022-06-19 06:32:27
摘要：为了探索中国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身份地位，本文通过DQ县的田野调查，访问了女性64人，男性19人，从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出发，阐述了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中国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方面的身份地位状况，分析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对育龄妇女身份地位的影响，发现了育龄妇女虽仍处于计划生育“客体”的地位，但其主体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最后，为确立育龄妇女的主体身份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17-06
Study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vestigation in DQ County from a Gender Equity Perspective
ZHANG Ying1 LI Shu-zhuo2
(1.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Province,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gender equity;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role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women at Child-bearing age in family planning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ow women are treated in birth delivery and birth control during the drive for quality service in family planning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64 women and 19 men in DQ County. It adopts a gender equity perspectiv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and realizes that women started to acquire awareness of their subjectiv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rive for quality service in family planning though they still stand as "objects" of family planning.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in the end for how to establish women's subject position in family planning.
在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尤其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1995年国家计生委所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县区活动，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理念出现了新的变化，[1](P132-135)在妇女权益的保护和计划生育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育龄妇女也存在着许多的困惑。[1](P25-29)比如：传统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把育龄妇女看作生育、节育的工具、客体的地位，而目前，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县，优质服务所体现出的理念是让育龄妇女成为生育、节育的自主者、主体，而非工具，这种传统文化、政策与优质服务的理念的冲突，就表现为妇女身份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妇女在面对家庭的各类事物，尤其是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等方面出现了角色的困惑、身份之谜的现象。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基于社会性别公平（gender equity）理念，发现育龄妇女在生育、节育过程中的身份冲突状况，从而提出改善育龄妇女身份地位的建议。
一、研究问题的界定
1.育龄妇女的身份
育龄妇女在人口学上是指15-49岁的所有女性，在这个年龄阶段，既是事业的起步、发展、鼎盛期，也是女性的生育期，都面临着生育和节育的问题。“身份”的语义对应于英文单词identity，在中国有时翻译成“身份”或“身份认同”，也有时译成“认同”。这是一个被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经济研究、日常话语等各种各样的复杂而纠缠的话语介入的概念，具有非常广泛的涵盖面和错综复杂的内涵。出于本文分析的实际需要，我们不会纠缠在这些话语中，而直接选择其最初身份概念涵义作为我们论述的基础。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3](P10)育龄妇女的身份（认同）包括自己对育龄妇女的确认，也包括公众（含男性）对育龄妇女的身份确认，这种确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观意识的能动性。由于目前没有成熟的量表来测试育龄妇女的身份，所以本文是采用行为分析来研究育龄妇女在生育、节育中的身份问题。
关于女性身份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角色理论中发现某些端倪。他们主要是从角色和地位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已经部分涉及和预示了身份问题。著名的“身份之谜”理论，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名著《女性的奥秘》之中，她认为：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长期以来是个谜，其“不可名状”的特征一直造成对女性成长的阻碍，或对女性成长的逃避。[4]在现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育龄妇女的身份状况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文探索之目的。
2.社会性别公平视角
社会性别公平视角，是一种社会性别分析工具，认为社会性别公平是在承认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习俗、制度和政策等社会文化因素所产生的差异要进行公正、平等的对待，不追求男女之间在结果上的绝对平均，而强调机会的平等性、过程的公正性、结果的公道和男女的合作性，从而促进由男女两性组成的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这个分析工具要求在男女两性的关系建构中考察问题，所以，在分析育龄妇女的身份过程中要采用分性别的公正、平等的对照考察方式，[5](P931-939)对女性或两性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在以前孤立研究妇女问题中难以发现的性别歧视。本文针对两性在计划生育中的角色分别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享有的权利和福利进行分性别的对照分析，根据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进行审视是本研究的分析工具。
选择社会性别公平视角为分析工具，不仅由于这个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现象，还因为在健康领域，尤其计划生育方面，是以社会性别公平为政策目标的。[6](P649-661)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都讨论和强调了计划生育方面的社会性别公平政策目标和给妇女赋权的理念，[7](P197-206)对本研究来说，就是通过社会性别公平来评判育龄妇女的身份状况。
二、研究的分析框架
在现代中国，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主要经历是生育和节育的过程，传统文化的性别角色规范是把育龄妇女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不仅要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才行；[8]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把育龄妇女定位为降低人口增长的关键环节，甚至几乎是唯一的环节，[9](P3-9)所以是严密管理的对象；近年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项目县，优质服务又赋权于育龄妇女。这些都是男、女服务对象的生育、节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所以，基于国外社会性别公平视角的研究成果[5][10](P15-29)和中国计划生育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成果，[11]本文设计了如下的研究分析框架来探索育龄妇女角色中的身份之谜，见图1。
育龄妇女的身份与性别角色紧密相连。性别角色是一种以性别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角色，它“可以将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中的境遇加以准确的规定、标以明确的坐标、予以全面的概括。”[12]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知道，性别角色既注意生物学的基础，又强调历史和社会化对性别角色分化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是通过人类早期社会的分工而产生，又通过社会化一代一代传下来，[13](P183)与社会性别理念是一致的。
三、样本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2004年的6月和11月两次对浙江省DQ县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社会性别分析的田野调查。
DQ县是中国最早（1995年）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试验区6个之一，十多年来，他们大胆探索，总结经验，善于推广，尤其在公民权益、知情选择、规范服务和管理评估等方面的工作水平居全国先进水平，已婚育龄妇女的感受最为明显。为此，我们认为DQ县所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比较完备，在中国的各个县区级具有导航作用，所以，DQ县就作为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项目县。
本调查的具体目的是重点解决下列问题：在县区级水平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已婚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过程中同男性相比，都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男女两性分别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是什么？权力和福利又是什么？分别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为此，本调查提纲是无结构开放式的，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的文化水平，采用不同的交流语言和方式。
访谈内容和提纲的设计思路是：基于DQ县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状况的宏观背景，以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内容为研究范围，包括公民权益、知情选择、规范服务和管理评估等内容，采用社会性别公平的视角为分析工具，从服务对象在生育和节育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行为为分析线索，针对男女两性所承担的不同义务和风险、权利和福利两个方面对照设计访谈程序和提纲。不同的访谈形式有不同的访谈内容；不同类型的访谈对象（管理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和服务对象）又有不同的访谈提纲，但提纲却不因为不同的性别而有所不同，目的是考察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性别回答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调查对象的选择是根据调查的目的和内容确定的。从优质服务的提供层来看，包括从技术服务人员和基层的管理人员的角度了解育龄妇女的身份现状；通过优质服务的接收方来考察，包括男性对育龄妇女的身份现状的看法，以及育龄妇女本身所认识到的自身的身份现状。为此，我们开展了9次专题讨论组访（focus group discussion），每次8人左右，共有70 人参加，其中，女性54人，男性16人；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13人次，女性10人，男性3人。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研究人员在DQ县政府和计生协会的配合下，在选定的乡镇寻找调查对象，一般女性都比较愿意接受访谈，但男性接受困难，不是没时间，就是来了也不愿意谈计划生育方面的事情，客观上，很少在家，也比较难找到。本研究重视获取育龄妇女的心声与真实经历,使妇女成为叙述的主体，同时也极为重视男性的态度和叙述。“在访谈和研究中,强调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14](P175-176)另外，还强调描述育龄妇女生育和节育的具体细节经历,通过妇女生活中的“微小实践”揭示影响育龄妇女身份认同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在微观的社会结构中往往隐含着破解社会隐秘的真正要义”。记录的整理、编码、分级登录和分析都是按照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完成。
四、数据与讨论
通过与当地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各类人员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我们感受到，在DQ县，育龄妇女身份地位正在随着家庭计划生育中男女角色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地计在生育过程和避孕节育方式等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1.生育过程中育龄妇女的从属身份
生育在家庭事物中显得极其重要，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生几个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都是家庭的大事，如何决策？如何执行？育龄妇女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体现了什么样的身份？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通过访谈调查发现，生育问题的决策基本由丈夫决定。什么时间生育、在哪儿生育和如何生育等决定权问题，女性也提自己的看法，但最后还是由丈夫决定，男、女访谈对象都认可这一点。关于生育的数量，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妻子一般听从丈夫的意见；一位放弃二胎指标的29岁妻子说：“我已有一个6岁的儿子，很想再要一个，最好是女孩，但我老公不要，说经济负担太重……，最后，我们放弃了二胎指标。”一位还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35岁的育龄妇女说出自己的苦衷：“我们都是二婚，没钱，都曾有过一个女孩，……，原来的老公总打我，现在的老公老实，不爱说话也没打过我，他喜欢男孩，我为了他高兴，想为他生一个男孩，但我不争气，又生一女孩……，不过有了我们共同的孩子后，他对我比开始时也好多了，我们就是穷……。”在是否生育问题上，大家普遍认为生育是育龄女性的天职，“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的观念比较盛行，不生育的育龄女性有严重的心理负担。在夫妻感情好、和睦的家庭里，女人即使有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要为了丈夫冒风险生育孩子。一位计生专干介绍一位结婚6年至今未育的妻子时说：“不生小孩，自己都不好意思，要花很多钱去看的。”在回答要男孩还是女孩的问题时，长辈们大部分都说：“都行，能有个孙子更好。”长辈们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认为“女人不生孩子是不行的，有个男孩祖上有光的”，只有生了孩子，家庭才会稳定，才有幸福。所以，他们对女儿和儿媳的期望，就是早生贵子，其他的都可以排在其后；而且长辈们甘愿辛辛苦苦地去照看。
生育过程中，育龄妇女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和风险。在访谈中，生育过程中女性的身体笨重、不舒服、疼痛、工作压力、妇科疾病等类似词汇大量出现，在心理上，担忧、恐惧、忍耐、尽责任和义务、郁闷等词汇也常常出现；而男性角色中出现较多的词汇是：幸福、自豪、压力和体贴。在DQ 县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让服务对象知晓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年龄大（基本上40岁以上）的夫妻家庭，女性教育水平低（小学以下）的情况下，女性在生育决策方面都是以男性的意见为主，但是女性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庭照料、护理和婴幼儿的教育义务；二是年龄小的夫妻家庭，在女性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家庭，在作生育方面的决策时，基本上夫妻双方商量，女性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来共同决定，照料、护理和婴幼儿的教育部分由奶奶承担，丈夫也会帮忙的，妻子的负担相对轻一些。在与计生专干们一起分析现状形成的原因时，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是习惯，一直是这样的，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嘛，苦、累、痛，哪个女人不都如此呢，生理决定的了；另一方面是育龄妇女开始有自主意识了，并且有工作、经济基础。”
从社会性别公平视角来审视，育龄妇女为了生活得更好，总是屈服于各方压力来履行是否生育、生育多少和什么时间生育的决定，个人的意愿服从于社会舆论、家庭的压力等，可见，育龄妇女相对于男性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和利益不足；同时，相对于男性，育龄妇女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过多，无论生理原因还是社会原因都使得育龄妇女在心理上的失衡和生理上的伤害经常出现，所能得到的社会和家庭给予的经济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补偿和护理都有一定的欠缺，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妇女。另外，我们还发现在生育问题的决策方面，年长的育龄妇女处于从属的身份地位，年轻的育龄妇女有一定的自主意识，但传统习惯势力又使得她们常常处于困惑之中。
2.节育过程中育龄妇女的身份冲突
在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以前，育龄妇女在节育问题上不存在身份冲突。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落在育龄妇女的身上就是生育工具，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又要求少生，严格执行“一环二扎（生过一胎后上避孕环，二胎之后执行结扎手术）”，落实到育龄妇女身上就是计划生育的管理对象，虽然传统文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数量上存在着冲突，但在对育龄妇女的身份地位的认同上却是一致的，育龄妇女是生育、节育的工具。节育过程中，育龄妇女在承担几乎全部的节育责任之时，历尽避孕、流产所带来的各种心酸和苦恼。在访谈记录中，“不舒适、调换避孕方法、出血、性生活疼痛、长斑、害怕”等词汇反复出现在育龄妇女避孕的描述中；在经历人工流产的描述中：“疼痛、后遗症、恐惧、性冷淡、痛苦”也频繁出现。谈起避孕节育，大部分育龄妇女都有一笔血泪帐，但她们却都默默承受。说起原因，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45岁, 初中, 个体户, 4年前收入靠种粮, 现在养虾）说：“用工具（指）丈夫嫌麻烦， 也有影响（指男性的性），所以我就避孕――失败――怀孕――人流――换避孕方法。”一位计划生育专干说：“在我们这里哦，计划生育就是女人的事，男人是不愿意参与避孕、检查和宣传的。”可见为了男性的性生活，为了减少男性的麻烦，为了男性的面子，女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大家都基本认同了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的客体、工具身份。
1995年，DQ县成为中国第一批优质服务活动试点县，随着公民权益、知情选择等活动的不断深入，鼓励育龄妇女去陈述、去选择、去争取、去享有育龄妇女所应有的各项权利，唤醒了许多育龄妇女在节育方面的主体意识，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女性，接受过较好的中学教育，有职业，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对男性的依赖度降低，对性生活、避孕和节育有了自我权利意识，她们价值观在变，她们已经开始对原有的育龄妇女身份产生置疑。所以，出现了育龄妇女在节育方面的工具身份失去平衡、面临冲突的现象，对于育龄妇女来说，“我是谁”作为一个身份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在复杂的经验中，属于两种或者以上相反的“参照团体”或“参照环境”的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心理冲突，产生身份冲突，表现为“一种因无法调和与分裂的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据此考察育龄妇女在避孕节育过程中，在处于不同价值观的要求难以平衡的冲突处境中，旧的身份认同（工具、客体地位）由于其歧视性，难以接受；新的主体身份的认同缺乏足够的中国现实文化基础，难以统合在育龄妇女的角色要求之中，产生“意识”分离倾向，陷入身份冲突，简单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通过DQ县在避孕方面男女承担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出育龄妇女身份地位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1995年DQ县开展优质服务之前，基本上执行的是“一环二扎”的政策，1994年，避孕率达92.5％，其中男性避孕的数量占4.15％，女性避孕的数量占95.85％；从1995年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到2003年，避孕节育率达92.72％，其中男性占避孕的16.2％，女性占避孕的83.8％。显然，男性在承担避孕责任方面逐渐增多。由此也说明，育龄女性在选择避孕方法上，正在改变那种不顾自身的生理等条件的限制而承担避孕的身份地位， 同时，男性也在改变女性在避孕节育方面的工具身份的认识，开始自觉承担起避孕的责任。
五、结论
通过对DQ县的两次田野调查，基于社会性别公平视角，对育龄妇女在婚姻、生育和节育过程中身份的确认问题，得出结论如下：
1.育龄妇女身份的状况
社会公众（含男性）仍认同育龄妇女的身份为生育和节育的工具，政府的政策认同正在从工具、客体的地位转向主体的身份地位；育龄妇女对自己生育和节育的身份认同还基本上处于客体、从属的地位上，但是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出现了身份冲突，标志着新的身份状态的开始。一方面，育龄妇女对自己的客体身份认同进行否定的认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与身份冲突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身份认同冲突是成熟了的身份认同的必然走向，是“认同”中否定的“种子”的发芽和成长。作为一个过程，身份认同总是在认同――认同冲突――新认同之间进行螺旋式的运动。为了引导育龄妇女新的主体身份的形成，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尤其是男性对育龄妇女主体地位的身份认同。
2.优质服务对育龄妇女身份的影响
目前DQ县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的开展，对育龄妇女的生育和节育等方面的主体意识的苏醒起到了诱发和引导的作用，为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过程中的主体身份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说，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不仅转变了中国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形象，提高了育龄人群计划生育的水平，而且在无意识间撼动了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客体、工具的身份地位，为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社会性别公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现在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还不够完善，仅能满足部分的现实性社会性别需求/利益，还缺乏社会性别公平视角，缺乏社会性别敏感的政策和活动措施的出台，更全面地满足育龄人群的现实性和战略性的社会性别需求/利益。
3.解决育龄妇女身份冲突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育龄妇女的主体身份认同不仅是育龄妇女的主体意识的提高所致，更需要全社会对育龄妇女的主体地位的认同，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基本场所――现代社区建设。人需要归属感，需要群体，需要特定的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人走出家门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就是社区，人活动最多的地方也应当是社区，社区是联系人与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社区中得到展示，育龄妇女身份的社会公众认同也可以在这个社区中得到培育。所以建议人口管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以社区为基地，通过具有社会性别公平意识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等活动，进一步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的认同。
第二，培育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必要手段――社会交往。所谓社会交往，是指在局部社会背景或微观环境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接触与往来。简而言之，是指育龄妇女与其他人（包括男性、家庭亲属和社会上的人）的交流与往来。由于中国的性文化的影响，育龄妇女对性生活、生育和节育基本上是沉默状态，她们羞于谈论这些，不是由于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连医生都很少看，她们对于有关“性”的感受和行为都是默默地忍受。社会交往的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整合、沟通、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功能，[15]所以，要确立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的主体身份地位，必须培养育龄妇女的社会交往能力。
第三，应对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途径――建立和完善有效制度。有效制度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对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制度层面上的思考。有效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的制度。具体到育龄妇女身份认同问题上，有效的制度最起码应该起到如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有效的制度必须严格保证育龄妇女身份认同的核心成分和重要关系的顺利运作，也就是确认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体地位，清除一切被歧视的现象，理顺育龄妇女同社会各成员，尤其是男性的关系。其次，有效的制度必须保证身份认同的核心和核心认同得到有效的灌输。育龄妇女主体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 一种社会性别公平的价值观及其作为价值观体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制度的保证。再次，有效的制度所具有的宽容精神可以确保育龄妇女身份认同获得健康发展的必要空间。
（致谢：李洪涛、冯媛、刘鸿雁和绍慧敏等专家对本文的研究给与了诸多的指导意见，在此由衷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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