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传奇杂剧情节淡的表现形式及原因探析

摘要　情节在传奇杂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奇杂剧中出现了无情节，或仅有极为简单的情节，或有情节但不连贯、有情节却不完整的淡化趋势。综其原因在于创作者首先把作品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夸大了戏曲^的作用，或出于议论时政、抒感和考证学术问题的需要，这使得传奇杂剧缺少最基本的情节性和戏剧审美性，以及生动有趣的关目设置。

关键词　近代，传奇，杂剧；情节，淡化

传奇杂剧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结晶，在其文体结构方面有着突出特征，正如王国维评价的那样，以“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与其他抒情性、叙事性、说唱性文体相比，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特点。情节在传奇杂剧中的作用与其他叙事性文体如小说、说唱等有较大的不同，作为戏剧的要素之一，在传奇杂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戏曲史上的著名作品，几乎无不具有完整而精彩的情节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脉络，这是它们能使读者爱不释手、观众流连忘返的重要内因。因此，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无论是传奇还是杂剧，“情节”一直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

一、近代传奇杂剧情节淡化的表现形式

1　无情节的传奇杂剧。

在近代传奇杂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情节的。戏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于传统戏曲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或通过连贯的情节构成故事，塑造人物，营造艺术空间，实现理想的艺术效果，而主要在于以比较简洁直接的方式抒发感情，发表见解，宣传主张，呼唤理想，宣扬民主。这种倾向在许多近代传奇杂剧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抒情议论短剧，就是近代传奇杂剧情节淡化的最典型的代表。柳亚子的《松陵新女儿传》仅一出，女主人公一人上场，讲述妇女形式与精神之双重不自由，女权蹂躏，女界沉沦，鼓吹学习西方，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发扬爱国精神，扶植文明。该剧可以看成是近代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没什么情节。人物语言虽然犀利流畅，感情充沛高涨，但缺乏戏曲应有的审美情趣与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这类作品篇幅短小，出场人物很少，表现形式上的限制，当然使它们难以构成曲折的情节、有趣的故事。出现这种形式的传奇杂剧，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戏曲家的创作动机与追求的戏剧宗旨。剧作家之所以要离开戏剧艺术本身，情节也不在他们关心重视的视野范围之内，是因为他们在进行戏曲创作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戏曲之外――政治的需要，把戏曲当作改良世弊、唤醒民众的投枪匕首、灵丹妙药了。近代传奇杂剧中情节淡化的情形，在篇幅较长、人物较多的戏曲作品中同样存在，如杨子元的《新》。

2　仅有极为简单的情节。

近代还有一部分传奇杂剧，篇幅较短，一般只有一两个角色上场，不能说完全无情节，但其情节极为简单，缺少波澜起伏、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在这部分传奇杂剧中，不仅事实上情节在剧中已经不重要，出现明显的淡化趋势，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作者也只是将情节作为一个凭借依托，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的内容、表现的思想，并不重视情节在传统戏曲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近代传奇杂剧非情节化的倾向。俞樾《老圆》杂剧有三人上场，讲述老将李不候因感于征战武功，老妓花褪红因感于年老色衰，两人心怀垒块，备觉惆怅凄凉，感叹人生易逝，光阴难留。遇一老僧以佛法相劝，言英雄儿女，事异情同，世间之事，无有好收场，皆如梦幻，两人遂消却不平，顿觉释然。作品重在抒发人生感慨，重在对于人生的理解、认识与评介上，同时也寄寓了剧作家强烈、浓重的个人思想、情感，正所谓“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填词”，情节极为简单。

这些情节简单的传奇杂剧，客观上受到篇幅较短，人物较少的体制的限制，不易展开曲折动人的情节，难以演述精彩的故事。这当然是造成它们非情节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但是，要从剧作家的政治文化观念、生平经历与主要事迹等方面追寻采取这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也许才能对这类传奇杂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才能解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3　有情节但不连贯，有故事却不完整。

近代还有一部分传奇杂剧，具备了构成曲折离奇的情节、形成精彩动人的故事的基本条件，但是仍然表现出较明显的非情节化的倾向。如汪笑侬编写并主演的《瓜种兰因》是近代最早出现的外国题材的故事剧，也是近代涌现出的一部影响巨大、震动一时的“洋装新戏”。《瓜种兰因》写波兰与土耳其开战，由于国内投降派破坏，统治者妥协无能，导致兵败求和，丧权辱国。事虽取于外国，然而作者大声疾呼的恰是中国面临之危机形势，如果像波兰国那样，人心涣散，不思抵抗，必将遭致同样亡国：之灾。汪笑侬自己说：“取波兰遗事，内容甚富，表明不爱国之恶果，与无国之苦况。”《瓜种兰因》因是现实之剧，作者索性将舞台化作演讲之所，大段的时事评论、救亡之词，通过人物传递给观众。在近代局势中，它要达到的目的、引起的反响麸鸣就可想而知了。

近代传奇杂剧中情节因素的新态势、新走向，可以比较充分地认识近代戏曲与元明之戏曲对于情节处理的不同特点。说理大干艺术表现，作品过于快速、直接地反映现实和政治目的，出现简单化、图解化的剧作剧目，艺术上粗糙简陋，缺乏戏剧应有的故事性和戏剧冲突，也缺少耐人寻味的意境神韵，戏曲成为理念、认识的符号化身，扁平无趣，缺乏文艺作品需要的厚度与深度，终究难以沉淀留传。正如近代戏剧家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所说的，“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曲矣”。的确，传奇杂剧到了近代步入了它的有曲无戏的消退期了。

二、造成近代传奇杂剧情节淡化的原因探析

1　戏剧功能的扩大化。

强烈的时代精神，是要把戏剧作为直接对应现实、裨益时局、针砭时弊的有力工具。近代的激进派没有一个否认这种急切的艺术功利态度，他们号召更多的人为现实、为政治而创作。于是不论历史题材还是时事题材，都毫不掩饰其影射现实的真实意图。一时间，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便有意识地以小说戏剧为武器，鼓吹革命，为满清统治，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大声呐喊。戏剧的地位被大大拔高了，戏剧的教化力量、感召力量在一些人心目中甚至被放到了与宗教类似的地位。政治家借助戏剧以实现其社会革命为目的，是纯粹的功利选择。近代的革命家利用戏曲作为宣传教化的工具，这种热情诚然可贵，在革命高潮时期也能受到观众的欢迎。然而，对戏剧的社会功能的片面认识，必然导致对戏剧审美作用的忽视和艺术上的粗制滥造。它可能博得一时的赞誉，却难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事实证明，由于清末民初传奇杂剧始终缺乏自觉的、坚定的艺术追求，它的“如案头清供”的戏剧效果，犹如长年不见阳光的花朵，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艺术反映生活的基本规律，终于造成种种简单化、概念化、以政治口号代替艺术创造的不良倾向，使它几乎没有留下真正深刻表现时代精神的、有鲜明动人的艺术形象的优秀剧目。激进派渴望发挥戏剧的社会战斗作用，希冀以戏剧为横渡乱世、 到达彼岸之舟，这种心态决定了中国近代的传奇杂剧必然要承载过多的东西，这只吃水太深的船不可能轻松愉快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2　出于反映现实、议论时政、抒感的需要。

如吴子恒的《星剑侠传奇》，长达53出，为近代传奇杂剧中的奇构，人物众多，出场人物难以准确统计，内容十分丰富。20世纪最初20多年的国内大事、一部分国外大事几乎都有所表现，当时中国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面临的主要政治危机差不多都有所反映。为了适应这样的创作意图与内容需要，作者采取了相当自由的结构方式，在神仙带领下上天入地，遍历中外，不受情节连贯与否和故事完整与否的限制，在纵览世界的广阔文化背景下，展示了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图景，描绘了一幅幅中国人民苦难深重与不懈抗争的画面。这样以一个一个地“事件”与“问题”来构思创作的结果，就造成了全剧情节不连贯，大幅度跳跃，故事也不完整、不精彩的情形。从某一部分来看，不能说《星剑侠传奇》的情节不连贯、不完整；但是从整体上看整部作品的情节，就会感到明显的淡化、边缘化的情形。

3　出于表现纷繁史实、陈述复杂事件的需要。

特别是当所反映的内容时间、空间跨度极大、难以把握与驾驭的时候，这种需要就更加明显。如杨子元的《女界天传奇》，共八出，前加楔子，每出讲述一个故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情节，全剧由八个互无联系的独立故事构成：第一出《授书》，讲述玄女授黄帝兵书；第二出《饭韩》，讲述漂母以饭食韩信；第三出《戍边》，讲述花木兰代父从军；第四出《救种》，讲述秦良玉抗清保种；第五出《宗孔》，讲述美国总统华盛顿之母尊孔；第六出《医院》，讲述俄皇亚历山大内亲王亲任看护妇；第七出《救国》，讲述英国首相亚斯夫人救国危难；第八出《和议》讲述海牙万国妇女大会。显然，各出之间在情节上绝不相关，全剧当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全剧的情节已经完全被消解。但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将作品联系起来，情节的作用已经被思想主题所取代。作者自述创作宗旨时说得更清楚：“蒲江杨子元，新撰《女界天传奇》，以扩张女学，巩固共和为宗旨，援中西有关国家、有关世界奇女子，资红颜模范，期共享平权自由之路。”由此就更容易理解作者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创作策略了。

4　出于考证学术问题、追索正确结论、展示学术渊源的需要。

此类作品虽不多，但是非情节化倾向表现得非常充分，作品写意、写法、面貌、风格等均极独特，特别值得重视。如俞樾的两种传奇《骊山传》和《梓潼传》的情节处理就非常奇特。作者本人是一个全能型的学者，集经学家、史学家、小说家与文学家一身，赋予这两种传奇许多新的情形；作者的学问、兴趣、才能和禀赋在传奇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二者均根据古代经史文献，字斟句酌，语语坐实，旁征博引，考证精详。作者创作的兴奋点显然不在于情节，并不曲折的情节和并不精彩的故事在作品中明显处于可有可无的从属性地位，本来应当受到作者重视、引起观众和读者兴趣的情节，被浓重的学术色彩和深厚的经史考据所冲淡。正如《骊山传》第二出结诗所说：“骊山老母皆世知，世系源流孰考之。《史记》、《汉书》明白甚，并非院本构虚词。”作者不仅道出传奇创作的用意、方法，而且对得出的学术结论十分自信，可以与正史相参。作者最为关注的并非戏曲的情节，也反映得再清楚不过了。俞樾是近代戏曲家中“以学问为戏曲”的最杰出的代表。

上述分析表明，近代传奇杂剧已经处于戏曲文学的边缘，很难立足在舞台上引起人们注意。更由于创作者首先要把作品变成宣传维新、开启民智的工具，加上他们中绝大多数对戏曲舞台非常陌生，使得这些传奇杂剧往往缺少最基本的情节性、戏剧审美性，更不用说有生动有趣的关目设置了。这些传奇杂剧如果说还能够以新思想震撼人心、感动读者，也仅仅限于文化青年圈子中，成为可读不能演的案头之剧，吴梅曾批评《革命军》一剧：“邹慰丹上台至下场，坐也不坐，动也不动，耍也不耍。张着口，一口气唱到下场，仅叹了数口气完结了。排场之不讲究，如此其极。”近代传奇杂剧中，种种过远地离开戏曲本身艺术特性的外在因素，构成了对戏剧情节结构、故事线索的强烈冲击，带来的结果则是非情节化的戏曲史走向、泛滥的政治教化内容当然会让普通老百姓觉得过于遥远，与他们的审美情趣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回顾戏曲史上元明清三代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明清杂剧、文人传奇中，也有由于重抒情议论、重史实叙述而带来情节弱化的作品出现，但是近代传奇杂剧表现出来的情节淡化的倾向，从其深度、广度等方面衡量，都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戏曲史上的空前程度，成为传奇杂剧最后历程中一种新的创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