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性淋漓的世界中欢欣着的生命之歌

摘 要：汪曾祺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在“文学的启蒙”这一审美现代性文学传统的当代接续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少评论者都觉察到，汪曾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带有点 “泱泱的水汽”。本文拟从背景底色、人物性格、叙事结构和语言特点四个方面分析其小说的“水性”特征，从而感受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京派”文学；汪曾祺；小说；水性

一、漫漫水意，泱泱水汽――水乡的背景底色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江苏高邮的水乡风光，在潜移默化中濡染浸润着他，造就了他温和闲适的人格，也使他的作品中浸透了淋漓的水意。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中的故事都是在一幅幅清婉秀丽的水乡画卷中徐徐展开的。《受戒》里的芦花荡子是明子和小英子这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初遇的地方，更是两人天真无邪的感情得到升华的场所。《大淖记事》中，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的搭救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后来，十一字泅水到沙洲与巧云相会：水是两个人美好爱情实现的媒介。汪曾祺作品的这种水乡文化底色有些类似于其师沈从文的风格，《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故事同样也是在水边发生的，傩送的一句“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2]的玩笑种下了两个人细水微澜而又枝节错生的缘分。

二、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一样的人物性格

作品中的水乡风貌不仅滋养了人物的感情，还影响了主人公的性格。《大淖记事》中巧云的性格就明显带有水的特性。老子《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水柔和得可以随着各种器物改变自己的形状，在表面的逆来顺受中显示出对环境很强的适应性。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后，没有流泪，更没有想到自杀。她想的是“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而且马上想到自己还要照顾爹和烧饭。在她本能的、不自觉的“随遇而安”和“顺其自然”的意识里，展现了其对逆境极强的适应性。同时，水还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看似柔弱无骨，实则刀切不断、坚韧不拔，刚强得可以穿透最坚硬的东西，“水滴石穿”即是此理。在十一子受重伤之后，巧云毅然决然地担当起爱的责任，将他抬到自己家悉心照顾，并且没有太多考虑就去挑担挣“活钱”了。她实现了从一个姑娘到一个能干的小媳妇的转变。这个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在面对生活的重重挫折时，没有悲哀，没有哭泣，而是展示出水一般的韧性，内心里充溢着一种向上的信念，表现出一种健康的力。所谓弱能胜强，柔可克刚，此即“柔德”所在。水的风骨赋予了巧云外柔内刚的性格，她刚健的灵魂含蕴在秀美的躯壳里。而文中锡匠们上街游行和“顶香请愿”这一动人的场景也展现出一股沉默的韧性和威严的倔性，这正是“水性”品格的集中化表达。

汪曾祺在这里明显流露出道家哲学随缘自适、悠然任化的意味，由于人物所遭受的苦难而更增添了几分生命的重量。汪曾祺运用一连串的苦难挖掘出了笼罩在小人物身上的一种柔弱而刚强、宁静而浑厚的人世间最朴质的生活底色；挖掘出了这些小人物顺其自然的宿命主义深处，无时无刻不洋溢着的生命的激情和对命运非暴力性的抵抗。[3]而这种生存之态和处事之法，犹如流淌于民间大地上的河水一样恣肆随性而又连绵不息、藏污纳垢而又生机盎然[4] 。

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水一样的叙事结构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受传统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南朝《世说新语》、宋人笔记到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汪曾祺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中逐渐养成了一种闲适自然、恬淡从容的名士风范。而明代吴中散文家归有光的文章叙事风格更是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归有光文章的行文结构讲究“随事曲折”，不去刻意追求强烈的戏剧化情节，主张“直据胸臆、信笔写出”，不必专注于“绳墨布置”。这与“京派”小说对文体特征的主张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偏于古典审美趣味的田园牧歌风格的京派乡土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如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把小说当诗来写，促进了小说与诗、小说与散文的融合与沟通，强化了作家的主观情绪，从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抒情小说体式。[5]汪曾祺作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自然地承续了这一传统，形成了“散文化小说”和“诗化小说”的风格。其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使文章在整体风格上类似于传统水墨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在看似随意的勾斫和点染中，营造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气韵和意境。他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悠然的，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如汩汩流淌的小溪，既包孕着波澜不惊的安静平稳，又潜藏着生机盎然的活泼流动。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像小说的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6]这就接近了苏轼所说的理想化的行文境界：“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水一样的语言风格

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叙事结构方面，也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汪曾祺认为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 亲切而凄惋。这和他的气质很相近，并认为他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道理，倡导“用减法写小说”和白描手法，语言风格平淡如水、明白如话。然而“淡极始知花更艳”，其不事雕琢、看似平凡的语言却很有味道和品头。其文章继承了明清和五四散文传统，渗透了古代文言的元素；同时又多引入日常生活口语并以短句形式表达，朴实新鲜，像刚采摘的蔬菜一样有一股原野的清香与生命力。这两种看似不可兼容的“雅”与“俗”在汪曾祺笔下产生了神奇的“化合反应”，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每句若拆开来，则显平常；但合起来，却意韵全出。如《诗经》般朗朗上口、清脆利落，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悦耳动听。《大淖记事》中写女人们的场景就很好地展现了其语言的魅力：“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这种语言如一股活水似的绵延流淌着，展现出一种流动的生命力和美。

五、小结

汪曾祺执一支温情的笔，唱响了一首对深藏于民间的率真健康的人性及朴素人情的赞歌。他既有儒家入世的悲悯与深情，又有道家出世的恬淡与洒脱。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以博大包容的民间情怀来表现散落在凡间的至美的人情人性，对待俗世红尘是一种“涂上胭脂活在戏中”的自得自乐，尽情感受生之喜悦。他构筑了一个个水性淋漓的桃源世界，并像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那样向人们发出邀请：“慢慢走，欣赏啊!”这也体现了其作品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见《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胡迟：《迷惘•沉溺•升华――从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与苇岸的乡土文学创作看“诗性家园”的演变》，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4]吴朝晖：《一个似水若云、如诗如画的世界――赏析》，《名作欣赏》2007年第1期。

[5]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汪曾祺：《大淖记事》，见《汪曾祺全集》（第1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赵钟萍（1992.11-），女，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专业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