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也是“诗史”

我曾发议论,说杂文是“喊痛文”,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杂文家就喊声痛,一以反射感情,免得自己被憋死;二以引起注意,请求社会去就诊。杂文一旦问世,除了我的短见所述的那点作用以外,它本身就为社会留下了可贵的历史记录,这个作用不可低估。刚刚得到的这部《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就是一个证明。

“二百家”的杂文,选自1949年到2009年六十年间的书报,其出版也正逢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大庆六十年是喜事,从政要讲话、学者座谈、媒体言论、影视表演到各色广告,说的都是讨吉利的喜庆话儿。惟有刘成信先生们呕心沥血编辑的这本书,既说吉利又喊痛加批判!批判什么?批判六十年间所有吉利话儿避开了的、“辉煌的六十年”间并不辉煌、很不辉煌甚至绝对荒唐的那些事。它们和全社会都在颂扬的辉煌加在一起,就是比较全面比较真实的六十年历史了。――顺便说,“片面性”往往是一些人士诟病杂文的一大辫子,其实把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面观察,没有杂文才出“片面性”呢!仅举一例:假使大家对于“六十年”都只说辉煌了,那么1966到1976年的,已经被中共中央定性的“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也被娃娃们理解为辉煌业绩,那会是怎样严重的“片面性”啊!亏得有了这本书,亏得它收编了杂文《是什么》,当然更亏得杂文作家陈丹燕写了那篇文章,我们才可以放心于许多年以后的后代,相信他们能够至少从这本书中找到探访二十世纪下半叶全面的真实的中国史的途径。

自古以来,中国都有史官记录历史,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三千年间未曾断绝。记官家“辉煌”的多,记民间灾难的略。所谓中国独特的“史官文化”,其利其弊,都在这里。幸好与史官文化并行的,还有“史民文化”,举其彪炳者,如被放逐的屈原,受肉刑的司马迁,《史记》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古代信史,《离骚》也是有韵的史记。到了杜甫,他更不写史,但是他反映内战时期草民生活的诗章,成为古代中国社会史的经典。一句“有吏夜捉人”,把专制社会的官民关系军民关系阶级关系形象地再现于中国史册,至今读来犹读时事,宜乎被称为“诗史”也。而随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杂文,由于她的批判品格和独立意识,也由于她多彩的风格和雄辩的逻辑,自然地成为“史民文化”里光辉的一支,她为民族留记忆,为后世存信史,“诗史”之名,她当之无愧!

(黄一龙,杂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