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征程

“恩格斯从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也没穿过的确良。”邓小平30年前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被官方视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起点。他的讲话意味着理论退出历史舞台，实用主义开始盛行。2008年正是中国戏剧性变革的30周年纪念。

目前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诸如：2亿多人口脱离贫困，1978年中国GDP值仅占世界GDP的1.;8％，这一数字现在已上升至6％，粮食产量增长了近70％。

邓小平一直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中国过去30年的巨大变化都是由他规划的。邓小平对自己的改革方法做了精确描述：“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努力解释这一概念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邓小平曾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意味着，还将有更多的摸索过程。

共产党喜欢将他们的英雄塑造得富有传奇色彩，将30年前的那些会议定义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6年去世后，废除毛派体系的活动便悄然开始。会议举行前，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经济重建早已开始一段时间了。“开放”的一个关键点是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向好，这在毛去世前几年便已经初露端倪，动因是中国和西方都对前苏联没有好感。

审慎原则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公报上并没有出现过“开放”一词。“改革”仅被提起过一次。一份被当时领导人采纳，并在第二年公布的农村政策草案，明确地否定了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农村改革一个重要标志的主张――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自由耕种。“灾难性的”政策反而受到赞颂。

1978年年末，正值北京召开党代会之时，安徽农村的悄悄开始了。

一个公社的农民秘密分配土地，并且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这一行为，很快得到了当地省委书记，也是邓小平盟友万里的支持。其他省份纷纷开始效仿。1984年正式废除，那时大部分公社已经名存实亡了。

30年来，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两大改革举措是：几万家国有企业倒闭和城市住房私有化，而这两大举措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实行。在国企大量倒闭的情况下，数百万人遭受了失业的痛苦。

草根的声音

公共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改革进程。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抱怨国内一直缺乏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

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对换，因此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是可控的。包括电、煤气和水的价格都是受国家控制的。2008年1月，政府又强制性地对某些食品价格实行了管控。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都产自于非国有企业，但对国家经济有一定支配作用的主要部门却都划归国有，诸如：银行、电力、能源和媒体。2001年至2006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万家下降至12万家，但国家依然控制着高达1.3万亿美元的资产。

以和为首的领导班子比上界政府更担心，公众对于结构改革的反应。他们有十足的理由谨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约3000万工人下岗。香港人权组织劳工通讯在2008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腐败盛行和缺乏明晰的指导方针，大批失业的工人几乎无法供养家庭。

与提出了带有他们烙印的口号――“建设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他们希望给与民众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具人文关怀的印象。他们感觉到，要应对公众的激烈反应，就必需要改变行动方针。

2004年，中国媒体知名评论员、香港学者郎咸平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对管理层购买国有企业时发生的资产倒卖现象。这挑起了许多中国的人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工厂老板(实际上是官员)通过上述方式聚敛了惊人的财富，而工人却一无所有。官方以暂停这一行为做为回应。两年后，为了阻止郎咸平挑起公众的情绪，他们取消了郎咸平的电视节目。

经济学家曹思源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协助起草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现在自己经营一家破产顾问公司。他说：“现在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几乎已经停止了。”

他表示，80年代鼓励私人进入所有优势产业的说法已经被抛弃，在政府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给与国有企业优势地位。曹思源预计：2008年，大约有3000家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会办理正式的破产程序，比2007年减少200家。“具备破产资格的公司数量高出了10倍，并且正在上升。”他说道，但是当地的官员却阻止国有企业申请破产，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政府的声誉。

落后的国度

中国由于解散公社和农产品产量大幅增涨，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但农村权力结构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即使土地被租赁给个体家庭耕种，但仍然公有。过去几年，城市居民享受着自由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繁荣，而农村人口却被这种土地制度隔离在外。

以为首的本界政府，仍然担心任何土地制度的巨大变革都将导致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使城市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资源更加紧张。尽管农民迁移到城市居住是过去30年迅速发展的关键点，但政府希望对这一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中国部分专家指出，即使十分羡慕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也盛于中国。2008年5月，经济学家高尚全在官方杂志《改革内参》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要远远大于越南，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也多于越南。”

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来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然而国有企业的倒闭和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一努力化为泡影。共产党官员们派出上千个小组来劝说私营公司建立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

然而他们的努力却遇到了一些阻碍，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拥有大约100家分店的美国零售连锁商沃尔玛就是其中一员。2006年，中国官方与沃尔玛之间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沃尔玛勉强同意建立工会。随后，官员们按照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的指示，要求建立党委会。然而，400名员工中仅有6名党员，他们认为不需要在沃尔玛建立党委会。但是，该公司还是屈服了，其他公司也是如此。截至2006年年末，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型非国有企业建立了党组织。

2008年年初，部分官方报纸发表了有关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文章。一些中国学者公开呼唤一个更加关注政治改革新阶段的到来。但是不料危机却发生了――3月的暴乱，5月造成几万人死亡的地震，这些负面的因素一定会消解北京奥运的正面影响，在奥运期间官方要竭力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官员们对动荡的社会日益感到不安。

编译：符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