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的“全民政府”思想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摘 要：J?S?密尔的建设代议制的“全民政府”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全民政府”的支持性条件、“特权政府”批判与超越途径、实现普选权以建成“全民政府”。这一思想体现明显特点：主张民主发展的渐进主义、强调政府对民主发展的责任、赋予知识精英特殊的历史使命。阐发这一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J?S?密尔； “全民政府”思想；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思想界的巨擘。他一生有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 ,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及其倡导力行的代议制“全民政府”的思想实践，自19世纪以来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密尔“全民政府”的思想主要内容是：认为合适的政府是代议制的“全民政府”， 批判“特权政府”弊端，倡导精英政治，强调普及教育，实现普遍选举权，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这一理论体现了对“特权政府”的批判超越、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功利主义倾向。本文试图对密尔“全民政府”思想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加以阐发。

一、密尔“全民政府”思想的主要内容

苏珊?李?安德森指出：“密尔想象中能够带来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正确政策通常为个人主义者所拥护。但是密尔并不像个人主义者那样为了自身利益，而是认为政策是一种达成集体利益的手段。”［1］（P98）

1、合适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而完善的代议制政府就是“全民政府”。

在密尔生活的时代，英国正进行工业化，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为民主政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历史上，英国人民既学会了对权威的服从，又形成了对专制统治的集体反抗的习惯，具有适合于代议制政府的性格。在这历史条件下，密尔认为，英国完全有可能建成代议制式的“全民政府”。

（1）倡导“全民政府”，建设代议制政府。密尔认为，合适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而完善的代议制政府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全民政府”。他描述了“全民政府”的基本性质：“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或作为最后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3］（P43）显然，密尔的“全民政府”思想坚持了卢梭的人民原则，它以直接民主作为基础，把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4］。其优越性在于：第一，每一个人的权益，只有他本人能够加以捍卫时才有保障；第二，公民个人的知识和道德水平，个人能力越大，国家和社会就越繁荣昌盛。这两个原则是“全民政府”对公民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密尔把它视为建立代议制“全民政府”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他又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对于这种政府，第一，人民必须愿意接受它；第二，人民必须勇于捍卫它；第三，人民必须具备相当的素质，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由它带来的义务。

（2）倡导个人自由，舍弃君主制。密尔赋予个人自由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2］（P11）他的政治哲学总是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的目的。密尔《论自由》一书的经典表达：“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图在管理技巧方面或者在事务细节实践上所表现的类似东西方面稍稍较好一些，而竟把全体个人智力的扩展和提高这一基本利益推迟下来；一个国家若只为——即使是为着有益的目的——使人们成为它手中较易制驭的工具而阻碍他们的发展，那么，它终将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它还将看到，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的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2］（P125）在密尔看来，君主制是应该舍弃的，即使它是由一位伟大的君主来进行统治。假使对一切公共事务这位君主都能包办代替，人民似乎得享福祉，但实质上这将削弱人民的自主性，降低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最终使人民沦于奴役状态。

2、批判“特权政府”弊端，倡导精英政治。

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得以与贵族阶级分享代议权，作为同盟者的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利，反而遭到镇压。建设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进程，受制于阶级力量的较量。美国史学家戴维?罗伯兹指出：“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激进人士所遵奉的是放任主义，他们支持新济贫法，反对10小时工作制，而害怕全民普选。”［5］（P201）当时代议制政府是“限制选举权”条件下的“形式上的代议制政府”。用密尔的话来说，是一种“特权政府”——贵族阶级充斥了国家权力机关，而有公共精神的知识精英由于位居少数，他们的声音被淹没。

（1）批判“特权政府”弊端。密尔对限制选举权条件下的“特权政府”给以严肃的批判，指出两种危险：一是智力上的平庸趋向，一是阶级立法的倾向。“由于现有的各民主政体不是平等的，而惯常是不平等的，有利于占优势的阶级，因而这些害处就更严重了。”［3］（P101）最大的危险是阶级立法的危险。阶级立法，其目的是掌权者的“有害的利益”——即意图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利益。这种“特权政府”，冒充“全民政府”，使人清浊难辨：“纯粹的民主观念，照它的定义来说，是有平等的代表权的全体人民治理的全民政府。通常所认为的，也是迄今所实行的民主制，则是独占代表权的人民的简单多数所治理的全民政府。前者和一切公民的平等同一意义；后者——奇怪地和前者混淆在一起——则是特权的政府，有利于人数上的多数，实际上只有这个多数在国家有发言权。”［3］（P101）难道少数就应当被剥夺和抹杀吗？密尔指出：“这违反了一切公正的政府，首先是违反民主制原则，民主制是声言以平等作为它的根底和基础的。”［3］（P102）因此，“代议制应当组织得能保持这一事态：它不应当容许任何一个部分的利益强大到能够压倒真理和正义以及其他部分的利益的总和。永远应当在各种个人利益之间保持着这样一种平衡，使任何一种个人利益要获得成功必须有赖于得到至少一大部分按照更高动机和更全面更长远的观点的人民的支持。”［3］（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