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飞:电视节目策划二三事

笑称自己是一名“影视知道分子”的谭飞,拥有一长串的头衔――导演、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著有《非典型性娱乐》《娱乐江湖》等书5种,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广东省侨联青年委员,福建电视台脱口秀节目“新视觉――说吧”主持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文化评论员。

可以说,他是电视、电影、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多栖文化人”。

从这些头衔中,我们选择了谭飞作为一名“电视人”的角度,就电视节目的策划和运营,对谭飞进行了采访。

电视节目是一种鲜活的生活形态

记者:您涉足的领域主要是电视和电影。比较而言,电视栏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谭飞:电影和电视节目相比,更像是一锤子买卖。很多贺岁电影其实就是15天的档期,它的营销是一种地毯式的集中报道,要的就是这15天的票房收入,这对电影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电视栏目的周期比较长,宣传周期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不断更新节目的形式,不断发掘观众新的兴趣点。

相对来说电影制作的过程中很少有变数,但是电视栏目可以随着观众的兴趣变化调整制作的策略。在电视栏目里你可以看到鲜活的人,有观点的交锋。主角还可以互换:可能这一期评委是主角,下一期是选手,下下一期又是别人,这是它的优势。电视节目同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它绝不仅仅是个艺术形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形态。

衡量标准:电视媒体尤其应该注意社会影响

记者:对您来说,衡量一个节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谭飞:首先还是要吸引观众,收视率是第一位;第二就是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力。电视节目以收视率为第一,这很正常,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但目前一些比较红的栏目,其影响力可能更多是负面的。像江苏卫视的“人间”和“密室疗伤”,就有揭人伤疤、制造看点来博收视率的嫌疑。有一期节目,播出的是父母争孩子的场面,甚至没有给孩子脸部打上马赛克,观众就看着孩子在画面上被争来争去、扔来扔去――这就是一种不人道的表现。

电视媒体尤其应该注意社会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传播平台,电视节目是传播的一个艺术产品。电视既然具备公共职能,就必须恪守公共道德。

记者:在您看来,电视节目在价值方面对公众的正确引导特别重要吗?

谭飞:所有的媒体都是如此。现在中国有很多所谓的网络红人,但我认为他们应该被称为“网络黑人”。红是正面的,但你有知名度不代表你有美誉度。有知名度只是一方面,如果媒体不讲究美誉度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抱着“出名就是好事”的心态,一再参与到网络红人的队伍里来。这个也是受了港台节目的影响,还有网络推手的影响。

不露痕迹的包装:“没那么简单”

记者:节目的过度包装,在内地的一些节目中体现得很明显。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谭飞:商业性质的选秀节目或交友节目有策划是正常的,但不能超越底线。娱乐圈有“阳谋”也有“阴谋”:所谓阳谋是能放到台面上的策划,阴谋就是事先不告诉观众,观众等着看节目的结果就好。阴谋当然可以有,但不能太多;如果全是“阴谋”,我相信观众也会反感、会抗议。观众也有底线。

像“伪娘”刘著,像马诺还有闫凤娇,这些新闻出来都是炒作的需要。但是不能包装过度,不能利用过度。我听过刘著唱歌,唱得并不好,可是节目还把他翻来覆去地折腾,要淘汰又不淘汰,要复活又不复活,显然是在寻找话题,想让这个话题来带动大众的关注。并不是真的觉得他是个人才,只是在利用他,我认为这样是很不好的。

记者: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电视节目的策划?

谭飞:我比较欣赏“英国达人”苏珊大妈事件的策划。我相信她也是有策划的,绝不是临时选中这个选手上台。但是它运作的整个过程很天衣无缝,炒作、策划的痕迹特别淡,安排得很巧妙。大赛的评委肯定事先对选手有一个了解,看过选手的资料或是听过他们的歌声,主办方还会把选手以前参加过的比赛的一些片段放给评委看。评委脸上的惊讶表情其实都是经过设计的,但是他们设计得特别好,所以观众看不出来。

你看苏珊出场的时候,衣着、打扮和气质都很土气,评委也表现得很不屑。这和后面她唱出来的天籁之音还有评委的赞叹表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这种场景触动了很多最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每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念头:我要让那个看不起我的人认同我,为我赞叹,承认我的价值!――苏珊的成功,无疑和他们产生了共鸣,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要。这个策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迎合了受众,赢得了收视,而且还显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迹。要做到这一步很不简单。

优秀的主持人是现场的灵魂

记者:主持人在整个节目流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现在也在担任单人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您怎么看待主持人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呢?

谭飞:主持人的工作其实非常考验人,因为你得要有非常完善的逻辑结构、敏锐地对社会焦点的把握能力、语言的组织能力,还要有很强的感染力。主持人的工作给我的感觉是另一种方式的写作。这种写作会让我有一种自由感,是以前的写作无法表达出来的。

主持人对电视节目起到的作用太大了,他确实是现场的主心骨,是灵魂。特别是好的主持人,把关能力强,对于节目来说太重要了。一个优秀的主持人的存在是可以给节目增光添彩的。之前我在长沙跟何炅一起录制节目,我没见过像他临场反应那么快的主持人,比方说节目本身打60分,有了他的主持就能打80分。还有孟非,虽然对“非诚勿扰”我持保留意见,但是他确实主持得很好。而且现在的主持人有越来越草根的趋势,不像以前科班出身的主持人让人感觉字正腔圆、冠冕堂皇。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可能还是太刻意了,不够放得开。现在的观众接受有亲和力的、风趣、幽默、睿智的主持人。这也体现了新时代观众心态的改变。

电视节目与新媒体:不一样的融合

记者:您是北京台网络春晚的宣传推广人,而网络春晚是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融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它跟您平时做的电视节目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谭飞:相同之处就是都在推广一个娱乐产品。比较过去的电视节目和网络春晚,首先它们在载体上就不同:传统的电视节目只是在电视台播出,而网络春晚是在网络和电视同时开播,而且还在因特网之外加上了手机网络,首次实现了“三网合一”,平台不一样。其次是电影和一般的电视节目针对的受众人群比较集中,而网络的受众人群就有一个不确定性。电影电视节目的受众群是能够研究出来的,是比较确定的,你可以通过前期的研究来预测、推断,来知道它大致的受众群。而针对网络春晚的受众人群,可能就要更深入地去研究,而且很难把握它的受众群到底在哪儿。因为网络和春晚,这个事情其实挺矛盾的。春晚是中老年人特别爱看的,网络是年轻人的天下。这么一嫁接,究竟是给年轻人看还是给老年人看?网络春晚,我们试图达到一种“全民共欢乐”的效果,就是全民都拥有欢乐的权利。最后证明北京台的网络春晚还是做到了老少咸宜。

记者:除了网络春晚这种形式之外,您觉得电视节目还有哪些方面是比较容易和网络有联合的?

谭飞:我认为电视剧比较难做到老少咸宜。而电视节目像选秀类的,或者交友类的,跟网络的互动性都比较强。湖南卫视的超女节目,网络投票的影响特别大,现在好多选秀明星也都有自己的贴吧和粉丝群。再看“非诚勿扰”,很多相关的话题其实都是从网络上发酵的。观众看到的节目并不是全部,像马诺、马伊咪、谢佳,甚至主持人,观众必须通过网络才能更多地了解这些他们,反过来又使得电视节目更加引人关注,带动了节目的收视。这就是受了网络的影响,对提高节目的收视率,网络起到了助推作用。

但观众与节目在网络上的互动,与传统媒体和受众的互动还是不一样。网络的发酵会造成一种社会话题。如果只是单纯的电视层面,它还难以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一个泛娱乐话题。因为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公众的话语平台,一旦有网络加入就会有交锋、有讨论、有批评、有表扬,它形成了一个公共话语,导致网络对电视节目本身有一个带动,要么就是正面,要么就是反面。

发展趋势:以更多元的样态从“深闺”走向民间

记者:内地的电视节目呈现越来越多元的发展态势,从七八年前的选秀扎堆,到现在的交友成风。您对于内地的电视节目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判断?

谭飞:能够看得出来,电视栏目特别是电视剧,已经逐渐从“深闺”走向了民间,这个趋势一定会持续下去,而且会以更多元的样态来展现这种趋势。最早的“综艺大观”,特别正规的表演,只有一个报幕的;慢慢地到 “同一首歌”,开始有了一点自由,还能跟观众互动;再到后面的选秀“快男”“超女”“型秀”,再到现在的“非诚勿扰”。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线索,就是表演者和观众的距离越来越近――还不是近距离、零距离,有了网络以后这个已经变成了“负距离”。观众已经深入节目其中,而不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们的话语对节目有很大的影响。

再者是观众越来越喜欢亲和力强的媒体。因为这类媒体能够反映他们平时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特别贴近生活的电视节目,他们就会喜欢,收视率就会高。

第三就是观众们越来越看重他们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权利。主持人从最早的背稿子,到安排好的照稿念,到现在随时能脱口而出,这是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观众在表达自己权利的意识方面的一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