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11:39:20
01、董少鹏：所谓“改革方向之争”是庸人自扰
近期有经济学家大谈什么“改革方向之争”，说“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上已经行进了27余年，并且在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绝大多数人因改革而受益，并且期望继续改革。尽管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一些过时的举措也需要改变或者放弃，但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取消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早已成为共识，没有形成大的争论。
我们在发展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保护资源环境、改善教育医疗、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等工作中，走过弯路，有过争论，但经过认真研究和总结，思路已经清晰，方针已经明确，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即便对于GDP增长这样重大的宏观发展思路偏颇，人们也是逐步认识并逐步纠正的，并不是在哪个时间点上“一刀两断”的。而且，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期GDP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总量就不能较快地扩大，不仅难有谈论绿色GDP的基础，甚至在全球经济中的发言权也将继续削弱。
因此，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阶段的完善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结合新的情况，是为了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乃至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提升到所谓的“改革方向之争”、“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的高度，完全是少数庸人自扰，有点自我发烧的味道。（摘自2006年2月14日《国际金融导报》）
02、张永仁：国有资产流失源于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流失的速率日益加快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与国有资产流失相联系。只要政府拥有剩余索取权或者剩余索取权具有不可转让性，那么政企分离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作为所有权主体必将借助行政机制实施所有权约束，贯彻政府目标，企业就必然缺乏活力，由此造成资本营运效率的损失。
为了弱化政府行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通过多级委托关系把国有资产的监督权赋予机构。随着委托级数的增多，人也越容易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的活动。这样，当经营国有资产的人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企业签订合约时，就可能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签订有损国有资产利益的合约。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以国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内国有产权在与非国有产权就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博弈，以及国有企业在与非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换过程中常常因国有资产缺乏人格化利益代表而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摘自2006年2月8日《经济参考报》）
03、胡祖六：政府介入市场应遵循“大拇指”法则
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日前撰文指出，中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职能如何作根本性调整，政府角色怎样重新定位。市场经济中，企业与家庭私营部门应是投资、生产、销售、储蓄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自主地做出与自身相关的经济决策，政府不能任意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只能扮演被动消极的角色。
经济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大拇指”法则：凡是私营部门和市场能做好的事情，政府原则上不应插手；只有市场自身做不好的，政府才应考虑适当介入。但要注意，政府行使这一职能时，应主要通过审慎财政预算政策和独立中央银行制度来实现其目标，而不能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方式往往矫枉过正，压抑了市场功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文新辑）
04、钟春平：将中间业务作为银行重点业务拓展并非理性选择
中间业务发展的必要性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当前多数人认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已刻不容缓，但其实未必，必须对中间业务发展的必要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探讨中间业务发展的必要性时，通常的逻辑是：国外商业银行收入构成中，有4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非利息收入，而且非利息收入具有风险低、收益高等特征，并以全球性的银行作例证，比如花期和汇丰银行；在此基础上对照中国银行业的现状，得到中外银行业在收入和业务构成上的差距，从而得出发展中间业务刻不容缓的结论。
这种逻辑思维是有问题的。其一，并不是说国外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很高，就能推导出中国的银行业就应该有很大比重的中间业务收入，因为两者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致的。客观约束条件不同，行为未必相同。其二，对中间业务的本质缺乏实质性的把握，认为中间业务必然能带来更高的收益。
导致当前西方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上升的动因大概有如下几个因素：全球化、金融监管放松、IT技术和竞争（Kim Hawtrey,2003）。应该说竞争才是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关键，竞争不仅包括行业内的竞争，更多的是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随着管制的放松，其他金融机构不断渗透到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为了保持其地位，不断反渗透到其他金融业务，这才是西方银行业拓展非利息收入的真正根源。
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源于同业的竞争压力虽然越来越大，但银行的竞争压力远小于发达国家的银行，竞争压力并没有构成商业银行拓展其他业务的主要原因。唯一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正面理由应该是资本充足率不足，所以尝试着拓展不占用资本或占用资本很少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动机和压力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存在的。对照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选择非利息收入业务并不一定是最优的策略：中国潜在的市场巨大，每年的经济增长都在8%以上，金融需求相当大，而且金融市场不完备，可作为的空间很大，连外资银行都在极力拓展中国的信贷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不拓展资产负债业务而转向非利息收入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舍本求末”的选择。当然，国内商业银行出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本质上不是最优选择。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如此，它们的市场份额都不大，应该说可以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如果将不太擅长的非利息收入业务作为重点来拓展，显然算不上是理性选择。（摘自2006年第2期《上海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