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婚姻的最后一道防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黄锦英听见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音由小渐大。她走出门去，看到门外一对30多岁的男女正在争抢一只橘黄色的皮包，还有一位妈妈模样的妇女正气愤地打着110。黄锦英顿时明白，这又是一对为协议离婚吵架的夫妻，便上前拉开了两人。

这里是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黄锦英在此工作了近20年。3年前，她退休后被返聘为“离婚劝和”员，专门从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中辨别冲动型、情绪型离婚，劝其和好。而这对夫妻似乎没有和好的希望――半年内，他们因吵架打过7次110，争抢的是皮包里的一万元分手费。末了，丈夫提出，妻子必须归还他的礼物――一枚戒指和一只MP3。

听到归还MP3，黄锦英有点儿瞧不起这个男人，但她还是让双方在她的见证下分割财物。点完钱、签完字，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一两分钟的工夫，夫妻就变成陌生人了。

冲动离婚引发的服务

“我自己想想，还真的有点儿像老娘舅一样。”黄锦英说。“老娘舅”指母亲的弟兄，过去的大家庭，遇上兄弟分家、妯娌吵架等纠纷，常会请出老娘舅来主持公道。渐渐地，有威信、有亲和力、善解争端的热心人都被称为“老娘舅”。

她曾遇上一对来离婚的老年夫妇，老头进门便说：“现在我扬眉吐气了！”细细一问，原来老伴一直嫌弃他做的菜太咸，年轻时觉得不是件大事，退休后越来越难以忍受，几次挑剔后老头回了嘴。两人大吵一架，早上买完菜后就来办离婚。

“你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还差这几年么？”黄锦英哄着已经78岁的老头，“你下辈子不要再跟她做夫妻就好啦！”

周围人笑了起来，老头绷紧的脸也放松了，想想觉得难为情，拉着老伴就走。这是黄锦英最快、最成功的一次“老娘舅”式劝和。她在离婚登记窗口旁有一间从档案室隔出来的小办公室，但她很少坐下，只是像街坊一样，在大厅里和不同的夫妻搭上几句和气话。有愿意说下去的、情绪不稳定的，再请到办公室详谈。在《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的2003年10月1日，黄锦英还是普陀区民政局婚姻（收养）登记中心的负责人。早先，这个条例叫做《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自从“管理”一词引退，行政权力的干涉在新条例中消失，手续全面简化，离婚率也从此上扬。

她记得，《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的2004年，区里协议离婚登记量比2003年增长了37.8%。而在2003年以前，全国协议离婚数只是平均每年递增5%～6%而已。

2006年的一天下午，她接待了一对父母，这对老人得到消息，女儿女婿在当天上午办理了离婚手续。小夫妻俩前一天傍晚还在老人家里吃了饭，当天深夜，孩子因尿床大哭，小夫妻俩谁都不愿起床照管，大吵一架后愤而离婚。

“如果你们帮我们劝一劝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离婚了。”确定女儿女婿真的离婚后，老人重复着这句话。这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曹道云。

2006年3月，在曹道云的主持下，中心在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工作室中辟出一角，请来一位退休的妇科女医生，“离婚劝和”工作室便正式成立了。之后，松江、浦东、闵行等上海各区陆续跟上。

从“难离”到“闪离”

31岁的心理咨询师王美萍，两年前加入了上海松江区“离婚劝和”工作队伍。

只要当事人有情绪、愿意倾诉，就有可能劝和。如果双方都是初次结婚，希望则更大。当然，也有考虑成熟、理智分开的夫妻，遇到这种情况，王美萍可能在简单沟通后便放弃努力。比如，她看到一对夫妻的离婚协议书，附有财产分割的详细清单，除了电视机、冰箱等大物件，还有一条是“卧室窗帘布属装修时附送，留给男方。”

夫妻之间竟能算得如此清楚，令王美萍暗暗吃惊。她把这件事当做新闻告诉了工作室的另一位全职工作人员，63岁的退休律师封秋全。不料，封秋全连说不稀奇不稀奇：“稻谷多少斤、蚕豆多少斤，大碗3个、小碗6个，都是我写过的离婚协议。”

退休前，封秋全在松江区小昆山镇政府法律事务所工作了整整25年。20世纪80年代，小昆山镇有15个村，每个村8个大队，只要一个大队打来电话，说队上哪户人家吵架了、闹离婚了，他便骑着自行车去调解，“不过那时人们说出‘离婚’两个字感觉比登天还难。”

1980年，实施了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

2003年前，沿用近9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办理离婚需要单位、村委会或居委会的介绍信，从审核、登记到发证要1个月的工作期。此外，离婚协议中没有房产的一方，还需要写明离婚后的居住地与户口迁移地。更复杂的是，接收离婚人的第三方，还得带上户口本、房产证，到婚姻登记单位来签字。

黄锦英记得，有不少头发花白的母亲，被要离婚的女儿扶着，哆哆嗦嗦地在协议上签字。为了这些繁琐的手续，一些夫妻甚至在登记中心拍了桌子：“是不是要死给你们看，我们才能离婚啊？”

还有介绍信的公章问题。普陀区规定，离婚者所持的介绍信应有处级单位的一级章。“现在想想，这些证明真的是无所谓的。”黄锦英说。1999年，上海一个处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来离婚，听说了介绍信的公章要求后，沉默半晌后说：“介绍信我完全可以自己开出来，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隐私，和单位没有关系。”

这位党委书记最终没有办离婚，但他的这段话让黄锦英第一次意识到婚姻的个人权利。

起初，上海市大多区县的婚姻登记中心还没有服务窗口。同一个房间里，一天办结婚，一天办离婚。接着，工作间分开了，但这边的新人听着登记员的声声“恭喜”，背景音却是隔壁离婚夫妇的争吵哭泣。现在，结婚登记处大多设置成开放敞亮的服务窗口，而离婚登记则在房间里再隔出一个个小间分开办理。

2001年，上海市还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时应进行颁发结婚证书的仪式，并对颁证室面积、背景、颁证员服装胸卡等都做出了细致规定。后来，有的区县还会特邀德高望重的金婚夫妇，为新人颁发结婚证。而对于离婚，进入21世纪后，程序愈来愈简便，状况却愈来愈复杂。

有人带着第三者来离婚，妻子在哭，丈夫在写离婚协议。丈夫身后，一个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指点着财产分割：“这套房子给她，这套你留下……”

有夫妻俩在上班路上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直接将车开到了婚姻登记处，而争吵原因竟然是开车的丈夫过路口时抢了黄灯，妻子责怪他不懂得安全第一，丈夫却觉得妻子不理解自己对她上班迟到的担心。

因夫妻沟通障碍而离婚的，在上海市松江区2010年3000多对离婚夫妻中，占了44.4%，这是王美萍所在的松江区离婚劝和心理咨询室的统计数据。其中，夫妻之间因琐事而冲动离婚的不在少数。其次是婚外情，占总数的21.8%；其他则是因赌博、产权纠纷、经济压力等原因导致的离婚。

最近几年，与共和国同龄的封秋全感觉“有人离婚就像来结婚似的”。两个年轻人在他面前商量着写离婚协议书。男生抖着腿，女生紧挨着：“你不是说给我30万的吗？”“好好，给你30万。”协议书写完，手续办好，两人又搂着出了门：“离了，咱们去吃顿饭纪念一下吧？”

封老师把这件事当成新闻告诉王美萍，王美萍连说不稀奇不稀奇。王美萍身为80后，理解同龄人好聚好散的新观念。2007年，一个上海男孩儿与旅游时偶遇的女孩儿在46小时内结婚、100天离婚的典型“闪婚”“闪离”，到如今有了更多的现实样本。

从劝和到疏导

32岁的俞嘉华，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工协会的工作人员。2009年，社工协会成立睿家婚姻家庭项目组，与浦东新区民政局合作，进驻市民中心婚姻登记处，他由此成为“离婚劝和”队伍中的一员。他流动在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们中间，微笑着与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是家庭社会工作者。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他得到的大多数回应是沉默、摇头，或是简短的拒绝，还有的反问“社工”是什么意思。

俞嘉华的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是在德国一所大学获得的。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社会工作者分为多个门类，其中，家庭社工常常是德国夫妻发生家庭矛盾时的沟通者。

他曾在德国移民局的一处外国移民家庭咨询工作站实习。一对夫妇，因为儿子初中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有了矛盾。意大利父亲想让儿子学汽车修理，德国母亲则希望儿子将来做厨师，工作站用一套职业倾向测试题最终解决了这次分歧。

“现在国内有多少夫妻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要找婚姻家庭机构咨询？人们只知道有居委会干部，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者。”这一年中，理解并愿意与社工谈话的夫妻只有499对。

有人说他们也是“老娘舅”。他回答：“我们不是老娘舅，我们是中立的社会工作者及婚姻家庭辅导师，对夫妻双方的行为不作评判，只是对他们的状况提出建议。”于是，他更愿意定义自己的工作性质为“婚姻危机干预”，而不仅仅是“离婚劝和”。

“也许沟通了很久，他们还是要离婚。这没关系，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婚姻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然，婚离得不明不白的，以后又结又离。”

如今，除了浦东新区，普陀区也计划将“离婚劝和”工作室更名为“离婚疏导”工作室。2007年6月，松江区民政局还每年拿出6万元，与区内一家心理咨询工作机构合作，在婚姻登记管理所开设“劝和”心理咨询工作室。

“离婚劝和”服务推出的5年多来，上海不同区县都有不少成功案例。2010年在上海各区县，咨询协议离婚的夫妇有4636对，经过劝和，有1338对当场表示不离婚了。

2011年6月初，民政部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1％。其中，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离婚率前三位。

“我们做的其实不只是离婚劝和，还有很多人是要来跟你说心里话的。”黄锦英曾经接待过一位单独前来的中年妇女。4个多小时里，女人将如何与老公相遇相爱，然后老公先下岗后创业升为副总，两人交流越来越少的故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当时，她穿着一件圆领汗衫，脚上是拖鞋，尽管只有51岁，看上去却像是“在菜场里买菜的老太太”。

“看你今天到我这里来穿的这身衣服，我就敢断定，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黄锦英以过来人的经验指点，“第一件事，要打扮自己，下次你来见我，要让我眼前一亮。第二件事，不要再摸老公口袋，看老公的手机，不要总是怀疑他。”

最终，这位妻子挽回了丈夫和家庭。“作为婚姻登记机关，我们实际上是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建起了一道篱笆墙。”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处长周吉祥说。由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志愿者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们组成的上海特色的“离婚劝和”队伍，事实上正肩负着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期许。正如上海睿家社工服务社主管文雨所说：“中国人如今真正需要的，是走进企业单位、走进学校和课堂的婚姻教育。”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