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章精义》的评论特色

摘 要： 《文章精义》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重要的文论著作，是其严密的评论视角与多种评论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其在古代众多文论著作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 《文章精义》 李耆卿 评论特色

《文章精义》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重要的文论著作。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这部作品的作者姓名、生卒年代、里籍、成书年份等信息仍存争议。《文章精义》并非是一部鸿篇巨制，全书共五千多字，内容涵盖文章源流的辨析、文章创作之法的讨论及历代作家作品的点评等，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与众不同的文学品味和审美眼光。与此同时，作者独特的评论视角及其对多种评论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文章精义》在众多文话著作中脱颖而出，并占据重要地位。笔者拟对《文章精义》的评论视角及表现手法进行了分析论述。

一、《文章精义》概况

（一）作者与编者

作为一部重要的文话著作，《文章精义》的作者及其生卒年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论的问题。《四库全书》提要曰：“是书世无传本，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惟《永乐大典》有之，但题曰李耆卿撰，而不著时代，亦不知耆卿何许人。考焦f《经籍志》，有李T《文章精义》二卷，书名及其李姓皆与此本相合，则耆卿或T之字欤？载籍无征，其为一为二，盖莫之详矣。”[1]四库馆臣研究《文章精义》时，根据《永乐大典》，得知作者为李耆卿，但其生卒年不详，亦无生平事迹以供考据，但是焦f《经籍志》中记载了一部同名作品，作者为李T，馆臣由此推测李T与李耆卿为同一人，此外别无所获。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是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此书的最早版本。书后有跋文曰：“先生姓李名，字耆卿;性学，当代名公矩卿扁其斋居之号朱子门人之人也。后仕国子助教，卒官。学生益都于钦止卷末。”[2]跋文介绍称作者姓李，字耆卿、性学，是朱熹的再鞯茏樱但是作者的名字由于古籍残破而无法辨明。另外，在后人编撰的史书和文集中，曾多次记录扬州学正李淦、性学，上书弹劾叶李，后为国子助教之事，而无一书记载李T，如《元史・世族本纪》、《元史・叶李传》、《全元文・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等。由于姓氏、官职及其生平经历都与此书明刻本跋文相符，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李淦实为《文章精义》的作者。纵观宋代至今的众多文献，关于《文章精义》的作者目前有四种说法，即李T、李耆卿、李性学、李淦，其中“李T”出现的频率较高，“李淦”出现的频率最少，而学界对于作者字耆卿、性学这一说法并无太多争议，因此为了慎重起见，本文取李耆卿为《文章精义》作者之名。

关于《文章精义的》的编者，学者的观点比较统一，即在国图藏明刻本的跋文中署名的“于钦止”，李耆卿之学生。历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于钦止的生平记载，只能从苏天爵的《题补正水经后》中找到只字片语。如：“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予因以《补正》示之，今所刻者也。”[3]由此可见，至顺三年（1332）于钦止与苏天爵讨论《水经注》时已是岳阳郡教授。

（二）全书的整体情况

目前通行的《文章精义》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由王利器点校，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章精义》，与陈Y《文则》合集出版，另一个版本则是王水照先生主编，即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文话》第二册中的《文章精义》。全书以数字条目的方式排列，今止一卷，共记录了一零一条李耆卿的文章学观点，其中字数最多者有二百零七字，最少者仅七字，其他诸条基本在五十字以内。

无论学术界对于《文章精义》的作者姓名、生卒年等信息仍存争议，都不能掩盖这部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独特的评论视角及其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该书在众多文话著作中脱颖而出，备受关注。

二、《文章精义》的评论视角

（一）纵向发掘作家、作品的关联

《文章精义》的一百零一条文论观点中，有十八条论及作家或者作品风格的关联，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这部分内容主要着眼于挖掘历代作家或作品之间的联系与继承的关系。李耆卿在评论作家或作品风格的源流时，常常把作家或者作品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结合时代文学风貌，纵向梳理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或者不同作品的文学风格之间相互承袭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揭示一条条文学发展的脉络。

第三十五条（即《文章精义・第三十五条》的简称，下同）：

子瞻《万言书》，是步骤贾谊《治安策》;然虚文有余，实事不足，去谊远矣[4]。

论及向皇帝上书陈述政事的策论文，李耆卿认为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有效仿贾谊的《治安策》之迹。在《治安策》中，贾谊论述了汉文帝时期社会中或明或暗的危机，包括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等。提出问题之余，贾谊还一一指出相应的对策和补救措施。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苏轼效仿贾谊的《治安策》，针对社会改革，提出三点需要注意的问题，暗处有人心和风俗的问题，明处有社会纪纲的问题，并各用一段对其进行解释。虽是模仿贾谊的《治安策》，但是苏轼的万言书中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论述多为虚言，对现实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与贾谊的《治安策》存在一定的差距。李耆卿不仅发现了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在行文思路上对贾谊《治安策》的沿袭，更揭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的不足，辩证地分析了两篇作品之间的关联与差异。

除此之外，还有多条文论观点涉及风格源流的问题，如：“韩退之文学《孟子》”[5];“刘子厚文学《国语》”[6];“欧阳永叔学韩退之”[7];“子瞻文学《庄子》”[8];“曾子固文学刘向”[9];“退之《平淮西碑》是学《舜典》，《画记》是学《顾命》”[10]，等等。李耆卿纵向梳理作家、作品风格的关联，为研究作家创作思想和作品风格源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同时，这种对创作风格源流的研究，打通了历代作家或者作品之间的联系，使文学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

（二）横向分析作家整体风格

与《文章精义》同一时期的文论著作中，不乏优秀之作，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P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规范》等，但这些文论著作大多不能脱离具体作品，仅仅局限于具体作品进行评论。这样的评论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不免带有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的缺陷。而李耆卿在分析作家风格时，注重横向比较，整体把握作家的创作风格，立足于时代与社会背景，从细微处分析各个作家的创作风格。

第二十条：

退之虽时有讥讽，然大体醇正。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慨。子瞻兼愤激感慨而发之以谐谑。读柳、欧、苏文，方知韩文不可及[11]。

李耆卿准确地把握住韩愈之文“大体醇正”，柳宗元之文“愤激”，欧阳修之文“感慨”和苏轼之文“谐谑”的特点。韩愈提出“文以明道、文道合一”论，所谓的“道”是指孔孟之道，他主张以其文“明”其“道”，推崇儒学，复兴儒学传统，这正是李耆卿所说的“大体醇正”。然而韩愈的散文有时也具有一种凌厉之气，他针砭时弊，直面社会现实，以正言若反和亦庄亦谐的讽刺手法，宣泄心中愤懑，阐明治学、作文的态度和方法，此谓“时有讥讽”。柳宗元作品大多是其遭受贬斥之后所作，既然今生无法施展抱负，便欲著书流传后世，将自己的政治抱负、满腹心事寄托于文字，笔触辛辣，痛快淋漓。虽然其文气势磅礴，无所滞碍，但字里行间却常常隐藏着其报国之志无以施展的痛苦与愤懑，正是“愤激”的表现方式。欧阳修的散文情感澎湃，行文畅达，被后世称之为“六一风神”。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出：“欧文最以言情见长。”[12]可见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但仍能保持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使得他的作品多具有清新豪迈、想象丰富的特点。苏轼常常以“水”论文，“水”之无常、无定，象征了“灵活”和“变化”，体现了苏轼灵动的文章风格，追求多樱不拘陈法，有时雄健恣肆，有时生动活泼，有时沉着冷静等。李耆卿联系韩柳苏欧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及个人生活遭遇，分析这四位大家的文风特点，横向比较四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差异，更细微、深入地展现四者的文学风格。

（三）辩证的评论思维

《文章精义》的一百零一条观点中，多处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分析作家、作品的风格特点。

第四条：

庄子文章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13]。

庄子文章变幻莫测，多寓言故事，但这些虚构的故事与人物并非空洞，而是与道家思想紧密相关，所谓“虚中有实”。《史记》记载了上至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年间三千年的历史，但这些史料并不枯燥乏味，司马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几近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个历史人物，一次次历史事件，饱含情感。司马迁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渗透在整部作品中，通过推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说明历史发展和王朝兴衰的演变，表达独到的见解和人生理想，此所谓“实中有虚”。根据“虚”和“实”的辩证关系，李耆卿把两部原本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品联系起来，在“虚”、“实”对比中准确地抓住了两部作品的本质特征，并展示了两者在文辞上的相似与相异之处。

第九十四条：

西汉文辞尚质，司马子长变得如此文，终不失其为质。唐文字尚文，韩退之变得如此质，终不失其为文[14]。

对比汉唐文学，李耆卿抓住了“尚质”和“尚文”这两个重要特征。“质”和“文”是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所谓“质”指语言内容，而“文”则指语言形式。西汉时期的文学理论大多主张诗文要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即使是以独特的叙事艺术著称的《史记》也不失其质，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宗旨，详细记载了上古皇帝时代至汉武帝元狩年间的历史。相比汉文，唐文则更尚文，哪怕是主张以倡导古文推行古道的韩愈作文时也格外注重文章句式、语言和修辞的设计和运用，形成雄健宏伟的审美气质。李耆卿分别以“尚质”和“尚文”概括了汉唐两代的文风总貌。辩证的思维强调共性包含个性，个于共性，投射到李耆卿的论观点上就是指司马迁与韩愈这两朵时代文学奇葩，两者表面上与时代文风相异，实质上依旧没有脱离“西汉文辞尚质”、“唐文字尚文”的特征。李耆卿运用辩证的方法评论了汉唐两代的文学风貌，完成了从共性到个性、再由个性证明共性的论证过程，逻辑严密，论证完整。

除此之外，辩证的评论思维强调发展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挖掘不同时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关联与承袭，这就是上文提及的“纵向挖掘作家、作品的关联”，此处就不做赘述。

三、《文章精义》的评论手法与语言特色

（一）对比与类比

李耆卿表达文论观点时擅用对比，《文章精义》的一百零一条评论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都采用对比或类比的表现手法，通过不同作家、作品及不同朝代同类型作品之间的对比或者类比揭示不同的文学风格，或阐述其文论观点。

第二条：

《国语》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叙晋献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简可见[15]。

“繁简得当”是李耆卿文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此处就以叙晋献公骊姬申生这一事为例，比较《国语》、《左传》和《檀弓》叙述繁简差异。《国语・晋语一》对“骊姬之乱”叙述得非常详细，事件始末，每个细节都交代得十分详尽，全文共五千字。《左传・僖公四年》选取了骊姬如何谋害申生及申生被害后之后的表现这两个主要场景，抓住了叙述重点，简明扼要且生动地把事情表述清楚，全文共三百二十五字。《礼记・檀弓上》对这一段历史的表述则更简洁，重点描写申生被害之后的态度和表现，全文仅一百九十四字，却把申生懦弱、逆来顺受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比，李耆卿认为就对“骊姬之乱”这段历史的描写看，《檀弓》更胜一筹，用最简洁的文字有重点地说清了整件事。对比与取舍之间，更直观地反映了李耆卿要求文字精简的文学创作观点。

第八十三条：

乐毅《报燕惠王书》。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必言忠，而读之者可想见其忠。李令伯《陈情表》不必言孝，而读之者可想见其孝。杜子美诗之忠，黄山谷诗之孝，亦然[16]。

在阐述其文学创作观点时，李耆卿类比了《报燕惠王书》、《出师表》、《陈情表》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文不言其意，而读者却能见之。类比手法，化虚为实，具体地揭示了李耆卿强调文章意境与情感自然流露的文学创作观点。

除此之外，全书中还有多处运用对比或类比的表现手法，如“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诗不如子厚”[17];“《左传》、《史记》、《西汉》叙战陈堪画”[18];“子瞻《滟堆赋》辞到，《天庆观乳泉赋》理到”[19]等。这些对比与类比手法的运用，化虚为实，有助于立体地呈现李耆卿的文论观点。

（二）贴切的比喻、用典

中国的文论著作常常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不像西方的文论著作那样追求思辨，强调思维逻辑。中国古代文论家们常常会把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表现手法运用到文章评论中，如对比、比喻、用典等，使得其评论更形象准确，更容易被理解接受，避免枯燥乏味。除了上述对比与类比的表现手法外，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也常常运用比喻、用典的表现手法以辅助论证，与其他文论家不同的是李耆卿对于比喻手法的运用是一种自觉行为，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恰如其分的比喻与文论观点合为一体，更形象生动地论证了观点。

第十七条：

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20]。

上文对韩柳欧苏的文风进行了分析，但这些分析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仅让读者了解四者风格，却很难形象地体会到他们的文学风格及相互差异。李耆卿在论述韩柳欧苏的文学风格时抛开理性分析，代之以形象的比喻，以“海”、“泉”、“澜”、“潮”比喻他们的风格，一字道破四者文风之间的细微差异，可谓创新之举。韩愈之文雄辩滔滔，如海一般汹涌澎湃;柳宗元最工游记，其笔下的景色恬静自然，带着丝丝忧伤，如山涧泉水一般透彻清凉;欧阳修之文慷慨激昂，如波澜一般壮阔;苏轼之文变幻莫测，不拘成法，如潮水一般时涨时落，起落不定。这些有趣的比喻，将理性的分析化作感性的体验，让我们在阅读韩柳欧苏的作品时更易产生情感共鸣，更直接地体会四者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风格。

第一百零一条：

……此须读书时，一心两眼，痛下功夫，务要得他好处。则一旦临文，惟纵，惟我捭阖，一茎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学，难以笔舌传也[21]。

“一茎草化丈六金身”出自佛经，指一僧人可以把一根草化为六丈金身用，也可以把六丈金身化为一根草用。烦恼是佛，佛事是烦恼，二者转换在于人心。李耆卿认为做文章者应痛下工夫，用心体悟，提高自己的审美和修养，方能在作文之时抓住主题，左右逢源，行云流水似地演绎出一篇优秀的文章。李耆卿将为文最初的立意比作“一根草”，只有通过人为地感悟和钻研，才能使这根草化作“六丈金身”般的作品，简单、形象地解释了立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通俗易懂。

（三）语言精简

追究文字精简是李耆卿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论观点，书中也有多处涉及，如：“《国语》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叙晋献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简可见”[22]，等等。在叙述过程中，李耆卿彻底实践了自己追求文字精简的文学创作观点。《文章精义》全书不过五千字，却包含了一百零一条文论观点，平均每条观点只用一至两句话说明，可见《文章精义》的文字已精简至极。

第七十三条：

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23]。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气”是一早已有之但又不断更新的概念，此时的“气”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后在气质精神上的体现，只有品行优秀的作家，才能写出上等的文章。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有多处涉及“气”的概念，有的指文章风格，有的指文章内容，有的指作家修养，而此处的“气”指的是作品风格。《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儒家的“仁”、“礼”等思想。因为《论语》记录的多是孔子教化弟子时的谈论之语，所以辞约意富、文风温和。与孔子温和敦厚的性格不同，孟子的性格则刚毅激烈，曾提出“充实之谓美”、“万物皆备于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志气高扬的言辞，所以他的文辞多气势充沛，感情刚烈。庄子善用寓言，在变幻莫测、想象奇特的寓言中寄托人生哲理，文章风格活泼、幽默诙谐。屈原的人生困境成就了其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在空有一腔热血却不得其所的情况下，只能纵情高歌，宣泄内心的愤懑与失望，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悲壮凄凉，但又荡气回肠。司马迁坚持以“秉笔直书”的原则编写《史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几近真实地还原了历史，最终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成一家之言”，此等史家的气魄可谓之勇。出身儒学世家的班固从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故思虑言行都受儒家教义的束缚。因此，在编写《汉书》时，班固以维护正统为出发点，以“天人感应”、“润色鸿业”的态度记录历史，不免有粉饰太平之迹，和《史记》相比，在宏大的气势和感人的力量，显得不足。李耆卿用“平”、“激”、“乐”、“悲”、“勇”、“怯”六字定位这六部作品的文学风格，既精简又准确。

第三七条：

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灵君《九歌》之类，是鬼境界文字;子瞻《大悲阁记》之类，是佛境界文字;《上清宫辞》之类，是仙境界文字。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尝妖造捏怪，此其所以文字不可及[24]。

庄子寓言恣意纵横，充满了奇思妙想，上天下海，现实梦境，神仙鬼怪，无所不包，无所滞碍，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背后寄托了庄子“丧我”、“忘物”的道家精神，因此庄子寓言常常给人以空灵之感。《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祀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他在诗中“言鬼”、“敬神”，充满巫风色彩。苏轼喜佛善佛，尤其是晚年，佛学思想对其影响颇深，使其在人生困顿中仍能寻得精神慰藉和解脱。苏轼在《大悲阁记》中将学佛比做酿酒，提出学佛也需遵循“分齐”和“度数”的客观规律，阐述了佛家的一种相对主义辩证观。黄鹤楼因其所在武昌黄鹤山而得名，相传古代仙人曾乘黄鹤过于此地，崔颢以此楼命名其诗，借传说落笔，自有一番仙气。李耆卿独以“空”、“鬼”、“佛”、“仙”这四字归纳这些文章的内容、思想和风格，既精准又生动。

综上所述，虽然《文章精义》无法摆脱随感随录的方式带来的凌乱无章的束缚，但是横向与纵向交织而成的严密的评论视角及对比、类比、比喻及用典等评论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其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片百花丛中的一朵奇葩，并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纪昀.四库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5391.

[2]袁茹.《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42（3）：378-384.

[3]苏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华书局，1997：483.

[4][5][6][7][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李T.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6，61，61，61，61，62，62，63，59，79，59，76，76，70，

69，62，81，59，74，67.

[12]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出版社，200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