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我发展能力理论的规范性研究

摘要：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内涵，有助于学者把握和政策制定者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可从两个层次对自我发展能力理论进行辨析：首先根据与自我发展能力相关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概念的比较分析来看，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是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影响因子；其次通过结合对个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而且不能只依赖自发成长，后天的、外部的辅助也尤为重要；应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注重制度设计和知识技术创新。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 自生能力； 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107

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目前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在政策及政府支持减弱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内部力量带动外界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力的主体不同，对能力的内涵有何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研究探讨，可以深化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解，避免人云亦云、流于形式。而且，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政策制定的极大差异。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首先对比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四个概念，然后分别讨论以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希望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

能力的概念比较（一）自生能力

1999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使用了viability作为术语“自生能力”的英文词（viability一词最早被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 [1]）。林毅夫对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则是在2001年5月赴芝加哥大学作Annu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2]。林毅夫在论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有一个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由此“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所谓“自生能力”，其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他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和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林毅夫的结论是：“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进而他分析认为，在赶超战略下，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求经济体制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的各项制度安排[3]，而在分析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问题时，应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把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2]。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要素配置，对于自生能力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问题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遵循比较优势生产运作后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并没有理论上的严格证明，也与中国的实践不符，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最优的可能。在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往往是“内卷化” [4]，而不是创新。而且，仅从企业角度出发探讨自生能力，没有考虑避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锁住（lock-in）的负面效应，无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进行类比（例如，对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不可能只发展具有这种自生能力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顺应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制能否让具有人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尚无定论。后进理论（underdevelopment）、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都让林毅夫的观点受到质疑。当前对“市场换技术”的反思（甚至否定），也促使学者对“赶超战略”、“自力更生”重新思考。因此，这种自生能力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成功，但是却无法对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是由林毅夫研究的自生能力只针对企业所限制。

（二） 内生增长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 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 技术变化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因此，得到的是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 经济增长缓慢，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学家着力寻找能够让经济不断增长的理论。在8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5]。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6]。根据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研究者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可分成三类――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 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 因而就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7]。

从上述的理论综述可以得出，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是指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旨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8]。

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 一词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来，并被用来描述经济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间的均衡[9]。Meadows等人在《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将环境、生态因素加入到发展的内涵[10]。1991 年 11 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Pearce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健康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基本自由这几个方面[11]。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奚洁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12]

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徐君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包括经济能力（主要指能源、资源、资金、增长率、效率、资产储量、资源及材料的可替代性、人均收入等）、社会能力（主要指人口容量、人口素质、文化道德、公众意识、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生态能力（主要指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之外，还应包括有宏观调控能力（主要指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建设、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统计系统、信息支撑系统等） [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1999年提出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断完善，目前该指标体系是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在2006年版中，该指标体系共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智力支持、社会进步5大系统、5个子系统下划分为表现系统运行结构的16组模型、进一步设置反映状态行为的45个指数、233项要素。

（四）自我发展能力

鱼小强提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14]。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经济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4]：

（1）要素凝聚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

（2）资源组合能力。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科技进步能力。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知识和技术创新；二是知识和技术引进。

（4）制度创新能力，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

（5）科学决策能力。主要指政府经济决策职能的正确发挥，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软硬环境的营造等。

可以看出，要素、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性相对应，而制度创新和科学决策与徐君的理解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这里是统一的。

（五 ）四种能力间的联系

根据前述四种能力的概念可知，它们研究的层面不同，有微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也有宏观的、综合应用层面的，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反而是有一定的包容关系（见图1）。

图1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联系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仅关注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是否和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一致，并且暗含了管理（包括科学决策）最优的假定；扩展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更新（这里包括了科学决策）对要素凝聚和资源组合的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仍然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作为能力的一部分；鱼小强在把制度因素加入自我发展能力后，后者的内涵基本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根据图1可以将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因子。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各经济学派中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表述不同，针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术语的规范性理论解释并不是太多，大多是将其列入增长和发展的范畴予以分析。因此，上述对四种能力的综述并不能包含当前所有的关于自我发展的能力、机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例如，Chandler将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定义为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能[15]。这个能力与内生增长能力十分相似。又如，在演化经济理论中，Dosi and Marengo（1994）[16]在对组织（尤其是“firm”）的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的研究后认为，能力是个体组织特有的有效解决问题的程序、组织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组织在解决问题达到优化交易成本的目的，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进化（这里的进化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长、发展）。还有种种理论和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四种能力的概念中，只有林毅夫的自生能力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其它三种概念并没有严格限定能力的主体。其实，主体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二、对于五种能力主体的讨论

（一） “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增加个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他对“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 [17-19]。

（二）“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会计、管理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衡量，例如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金周转率、总资本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这是在各级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产业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将给定企业管理最优化。而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论述是在假设管理最优的情况下，考虑企业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

（三）“市场”的自我发展能力

狭义上的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的市场是规制大量商品交易的一系列社会制度 [20]）。供需导致交易，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促进了分工，分工进一步扩大供需和交易、市场规模和范围、技术进步……一系列规则相继出现，构成了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并自19世纪末开始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21]。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自发秩序”[21]。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念则被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于市场，他解释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 [22]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其实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展[23]。虽然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被经济学家主要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首先是人的发展，然后才是市场、制度、国家体制。

（四 ）“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的产生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一般性的解释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而且知识技术能够供给，形成了供需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完成了交易。而通常产业的产生表现在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服务的企业的创建。产业的发展是通过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的扩大得以体现的，而促进这两方面扩大的是企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这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受市场和非市场（产业政策或国家意志）机制的双重影响。

延续要素禀赋论的逻辑，林毅夫提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的产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应该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产业部门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变得相对过剩，原来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林毅夫、谭国富，2000）[24]但是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的很多产业并不具备这种自生能力，例如幼稚产业（其定义可参考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因此产业政策就对产业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调整，“帮助产业发展”出自生能力。

区别于林毅夫的概念，骆玲和唐志红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系统整体效应最大化，强调从产业层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25]

（五）“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较多。张瑞华等在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背景下从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培植的视角研究落后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26]；周彦和吴一丁分析了新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27]；梅兰、王科、罗晓梅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对扶贫的重要性[28-30]。在201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自我发展能力也被强调作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魏后凯对此解读，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 [31]

根据王科的概括，其中一部分“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30] 还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在这个系统中，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保障。”从这两种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前者是把区域等同于企业的集合，而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则是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集合，忽略了区域经济与企业集合的差别；而后者则更接近于鱼小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概念，从四种资本、内外力量结合生态、社会两个方面考虑区域经济，其强调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造血功能则对应于自发和扩展两个阶段。

另外，王玉芳等 “借鉴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在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技术、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区域内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控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使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良性结构和功能，促使区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最大福利的能力[36]。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相比，是在一定外界条件的保障与支持下的内在性和自生性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实质包括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协同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对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和适应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的核心……系统的协同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能力都必须以考虑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利益为前提。协同能力充分兼顾了各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概括。持续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具备的能够支持自身和其他子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潜力，包括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能力，实质就是经济、生态、社会的发展潜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潜力，发展才能长久持续下去。”虽然王玉芳等声称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借鉴了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并与之进行了比较，但在概念上，并没有体现出两种能力在逻辑、内涵、外延、应用方面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王玉芳等使用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动形成、自生性这些名词，说明其理念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延续；而其概念的核心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只是系统论的一般解释，而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制，形成同义反复，没有实际意义。其最大的亮点是把人的自我发展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Sen的理念是一致的。

（六）能力主体和能力内涵的关系

能力主体不同，能力的概念也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主体，能力提升的方法和措施就应有所区别，对症下药。而且，从以上对五种能力主体的概括来看，若以逻辑来分类，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为理论依据；一类则是以自发-扩展秩序为理论依据；还有一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而根据图1中对能力层级的比较，最后一类的能力内涵更大，并包容了前两类的能力。在现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以区域为能力主体的最多，而且大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近。在区域研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对人、产业、市场、企业发展能力的讨论，但由于这些能力的逻辑并不一致，这就给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协调，并直接导致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政策的差别，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

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总结及应用

前文中列举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五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对狭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定义。根据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广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这五种主体都是适用的。

由此概念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四个特性中没有自发性，因为自我发展能力的起点不一定是自发（比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说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这里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念（如果不能自生，就不可能自发）有所不同，但不否认林毅夫所提倡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但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林毅夫批判的“赶超战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参考文献：

[1]Amendola， Mario and Gaffard， Jean-Luc. The innovative choic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M]. Blackwell，1978.

[2]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J].经济研究，2002，（12）：15-22.

[3]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4]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 [J].社会学研究，2007，（3）：194-207.

[5]朱勇，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 [J].中国社会科学，1999，（1）：21-39.

[6]安体富，郭庆旺.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J]，财贸经济，1998，（11）：25-38.

[7]吴易风，朱勇.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25-32.

[8]吴少熙.公众参与的城市可持续发展//《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论文集（2）[C].北京：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2007.

[9]Stivers， Robert L. 1976.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Ethics and Economic Growth [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76.

[10] Meadows， D. L.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11]Pearce， David；Barbier， Edward and Markandya，Anil. reprinted 1997，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0.

[12]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K].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3]徐君.四川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24（6）：41-46.

[14]鱼小强.对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思考 [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16（3）：11-14.

[15]Chandler， Alfred 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M]. Belknap Press，1990.

[16]Dosi，Giovanni and Marengo，Luigi.Some Elements of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 in England， Richard， ed. //Evolutionar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C].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7]Sen，Amartya， The Concept of Wealth， in Myers， Ramon， ed.//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