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安全感

安全感问题，可以归结为基本权利问题。网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感到不安全。所以信息时代的安全感问题，主要是保障网民的基本权利问题。

我们可以归纳以下两种基本情况：

第一，从交换关系看，个人信息权利边界的“度”在什么地方?

交换关系，涉及的是权利本身，即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它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权利本身的边界；二是权利与权利交换的边界，也就是权利比较的尺度。

武佳在《谁在觊觎我的手机?》中提到的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安全，主要涉及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个人信息被非商业利用的情况，是非比较清楚，不是这里讨论的要点。作为商业问题大量存在的，是个人信息被商业性利用。比如电话号码泄露，导致用户收到大量垃圾信息之类。

人们的第一直觉，往往是绝不容忍个人信息被商用。但深思熟虑后发现，问题还有另一面：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人们可能是有利的。如果把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定为“绝不可进行商业利用”，可能导致另一面受损。有的人愿意用披露个人信息换取好处(比如通过填写调查表而换取礼品)；商家因了解了一个人信息而提高了对这个人的服务水平(比如了解到顾客有心脏病史而劝阻他从事某项运动)……这些机会都会丧失。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转化为：什么样的个人信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商用?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个人的同意，是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如果不经过个人的同意，就允许或不允许对个人信息进行商用，这才是实质性地违背基本权利。

崔婷婷谈及的人肉搜索问题，涉及的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在基本权利界定上，更进了一步，涉及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

个人信息只要个人不同意，就不可商用吗?未必。狗仔队追明星，提高了刊登绯闻的小报的发行量，这就属于个人不同意情况下的个人信息商用。这种情况可以合法存在，主要是基于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平衡。公众对公众人物有知情权，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因此就不象一般人那样绝对。人肉搜索中，一般人也可能被搜索，但前提是这个人已处于公众事件的中心，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开始合理地上升。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转化为：什么是公众的，这个度在哪里?什么是绝对私人的，不管是不是公众人物、公众事件都不可触的的度在哪里?

现在网民基本权利面临的最初级的问题，不是个人信息是不是泄露了，而是，第一，还没有形成“个人同意”这条规则，第二，没有形成公认的“公众性绝对隐私”划界的共识。简单说，就是该对规则负责的人睡觉去了。

如果让一场游戏变得秩序大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肯定是取消游戏规则。我们现在正好“找到了”这种办法，所以不乱才怪。

第二，从权力关系看，个人信息权利与商业信息权力的不对称关系的“度”在什么地方?

权力关系，比交换关系又进了一步，它不是指涉权利本身(及权利间交换)，而是涉及权利与权力的交换。按彼德・布劳的理论，权力是可以带来剩余的权利。因此权利与权力的交换，是不对称交换。权力等于权利加权利剩余。权利剩余指没有义务对应的权利(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

侯大银、刘佳谈及的个人虚拟财产的安全、马荟谈及的操作系统安全、孙泠谈及的网络病毒及安全厂商作为，就属于权利与权力不对称交换的情况。

在个人虚拟财产的情况下，个人与商家处于权利与权力不对称的状态下。在软件的情况下，个人与微软同样处于权利与权力不对称的状态下。包括个人与安全厂商，也处在同样的不对称状态下。

就拿软件的霸王条款来说，微软一开始就要求消费者尽购买正版的义务，但权利却不对称，其免责条款声明使用软件出了任何问题概不负责。好比喝粥要钱，但喝拉了肚子概不负责。如果仅此也就罢了，时不时来个黑屏，就好比喝着喝着粥，忽然把凳子撤了，给人来个大马趴。消费者能有安全感吗?

表面看起来，厂家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无视网民的权利。实际不是这样。权利与权力的不对称也是相对的，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个中的原理在于，我们可以把权力高于权利的部分，即权利剩余，理解为利息。这种“利息”，可能是信誉，也可能是品牌，也可能是其它无形的财富。如果商家向网民索取正常的回报，却不能向网民提供预期的服务，久而久之，商家的利息就会越来越少，直到赔了本钱。

如果喝粥又拉肚子，又摔大马趴，喝粥的人会怎么选择呢?如果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喝粥会饿死，喝粥的人会继续选择拉肚子，摔大马趴。但如果旁边又开了一个粥店，喝粥不拉肚子，不摔大马趴，那这些人一定选择“适彼乐土”。现在，Linux的粥店已经开张，谷歌的粥店即将开张，再让网民摔大马趴，可真得考虑后果。

由此我们得到的又一个结论是，尊重网民基本权利，给网民安全感，不仅仅是个平等交换问题。即使是不对称的关系，也要把握不对称的度。就好象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关系一样。如果名义利率背离了实际利率，就会有其它机制让事物回到它本身。

权力与权利进行交换的精髓在于，牺牲眼前而获得长远。放权让利，使网民获得安全感，最终才能使商家的长远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反过来，对网民竭泽而渔，厂商最终将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