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北宋军队回图贸易

[摘 要]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耕植于北宋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和政策之下的回图贸易，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条件，在北宋时期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图贸易在北宋时期的发展折射出了这一时期不同的社会现象，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变迁。

[关键词]北宋；军队；回图贸易

回图贸易，简称回易，也称回图，是隋唐至南宋末年的特定经济术语，泛指官方赢利性的商贸经营。它具备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由朝廷派官员组织贸易，这种商业行为属于官方经营性质；二是由于是政府组织的一种商业行为，它享有了一些减税、免税（流通税）的特权，所获的利润也就比一般的商业行为更高。

最早记载有关“回易”制度的史料是《隋书》，在《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易生利，以给公用”。（1）从一些史料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回图贸易自出现，后几经波折，至唐文宗开成四年（840）十二月，“委岭南西道观察使每年与受领回易轻货附网送省”。（2）回易贸易制度得到了确立。但未见有军队参与到回图贸易的资料，军队在回易中状况，难以预见。

唐末五代时期，各种藩镇割据势力斗争激烈，出于增加经济实力，达到增强军事实力的目的，各藩镇大力推行回易，他们派遣官员在辖区经营商业活动，甚至有些藩镇还专门设立了回易管理机构“回易务”或“回图务”。宋初，继承五代的军事功臣们仍然操持旧务，而且在这个时期，赵匡胤对这些功臣的倚重，促使了回图贸易的充足发展，成为北宋军队回易行为的直接渊源，影响之大，终宋也未能革除。到了南宋，回易更加兴盛，遗风流传，经济不衰。

一、军队回图贸易的目的

回易活动在宋代军队有很深的烙印，广泛存在，军队中回易贸易的项目众多，纷繁繁杂，而手段更是多种多样。依据回易贸易中所产生赢利的归属方向，将回易贸易可以划分为补贴军费开支和将校中饱私囊两大类。

补贴军费开支，是中央政府为军队回易贸易广开绿灯的最基本条件和最直接的目的，当然也是军队将领申请在军中从事回易活动的合法理由。北宋时期有大量的记载，用于说明军队回易的这种目的。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复夺引进使，为右领卫大将军、知寿州。后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者，改将作监、知和州。”……“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3）很明确的表明了张亢因为在军队中从事回易活动而遭人举报，但是朝廷念其“所以库银”并没有“自污”，而被朝廷谅解、重用。

而范仲淹在其镇守庆州时，“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两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4）直接表明了其回易的目的――“充随军公用支使”。

但是，宋代的绝大多数将帅却又在辜负朝廷的初衷，而利用对军队回易的信用来大肆牟利，中饱私囊。加之在宋代立国之初，在巩固政权和统一战争的要求驱使下，统治者对军队将官往往采取了宽纵、包容政策，甚至默许了将官们的非法“趋利”行为，结果就是姑息养奸。造成承袭五代的宋朝将帅，回易之利除去军用外，落入军中将帅之手的情况非常严重。嘉佑四年（1059），翰林侍读学士、吏部郎中吕溱被贬知舒州，起因就是被人告发他守真定时，有“指使回易公用挟私物，擅官米麦造酒”等违法行为。（5）再像庆历五年（1045），知潞州尹洙因军资钱回易取息遭到贬黜，“（尹）洙惜其才用……又以公使钱不足，假军资钱回易充用”，将息钱私自用于为部将孙用还债，而遭到贬黜的处罚。（6）他曾经评价当时边将使用公使钱回易、中饱私囊的现象，认为“自来武将，将所赐公使钱，诸杂使用，便同己物”。庆历年间军中回易的兴盛，尹洙的话，正说明边将滥用公使钱、谋取私利的普遍情形。

二、军队回图贸易的原因

在北宋时期军队经营回易虽有起伏，但从整体来看，可以算的上是繁荣兴盛的。之所以如此，是有许多深刻的原因的，主要有四点：社会环境的影响、军费负担的压力、舆论与朝廷的迁就、军政的败坏。

1、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上承秦汉，下启明清，不抑兼并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高度繁荣，市镇经济崛起，宋代对外贸易的规模也是此前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是我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大发展，长期以来对商业、商人地位的看法，也有了逆转的趋势，商业不再是“贱业”。商人地位也得以提高，就连士大夫群体也加入到他们之中，经商牟利，商业成为了“当时封建官僚的副业”。（7）传统“重义贱利”的义利观也受到了挑战。在这样的社会里，本应置身市外、淡泊名利的寺观方外，也难以抵挡钱财的诱惑，纷纷加入到了“世俗”经商的行列，军队又何能抵挡得住呢？

2、为了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北宋变革兵制，募兵制取代了以往的征兵制度，当兵成为了一种职业。这样寓兵于农的养兵形式已经被国家财政承担所取代，国家财政的压力陡然增大，不能满足军费的支出。而国家队军中回易的种种特权，可以使军队轻松赚取大额利润，贴补军用。加之军事要塞往往还是交通要道和重要商业集散地，大大便利了军队经商。因此军队必然热衷于从事回易经营，国家也是屡禁不止。

3、舆论和朝廷的默许。宋代义利观念的变迁，商业不再是“贱业”，商人更不是地位低下的“杂类”。对于宋人而言，军中回易行为“长期以来”就存在于军中，世人并不会以“新生事物”来另眼相待，所以军中的回易行为，在社会舆论中并没有太大的阻力。再加上战争的需求，以及宋代立国以来对军中将领的防范政策，许以优厚的经济赏赐，换取将领“忠心”，因此最高统治者对于军中的回易行为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仅仅只是防范这种行为过于放肆，影响过于恶劣。而且军队经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的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取得朝廷的默许也就不足为奇了。

4、军政的败坏。北宋军政的败坏，既是回易活动频繁的结果，也是重要的原因。由于军队经商，有经营的特权，其可观利润极具吸引力。军队将领大肆贪污，利用所得利润贿赂上级，即可得到更大的经商项目，赚取更多的利润；又可利用贿赂，达到快速升迁的目的。所以军中将领对回易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三、军队回图贸易的影响

宋代军队回易贸易的兴旺发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觑视的，这里就军中回易对军事、财政与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影响作一简要剖析。

1、对军事的影响。宋代军队从事回易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费不足的问题，实现了贴补军用，加强了军队的实力。对于赵宋来说，也实现了笼络军队将帅的目的。但是由于物极必反，军队经商的大肆发展，致使广大部队官兵的精力投向了商业之中，疏于军事训练；造成将帅派遣士卒从事经商，刻剥士兵，士卒成为将帅们填塞欲壑的马前卒，这种非伤害性的减员，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将官们将回易活动转来的钱财，用于打点上下级关系，往往结党营私，败坏军纪。宋代军事实力偏弱，在军事活动中难有建树，屡遭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欺凌，以致最终灭国，军队中的回易贸易屡禁不止或许是原因之一。

2、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纵然军队经营回易可以减缓国家财政拮据对军队的影响，满足一部分的军需要求。

但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军队经营回易是国家财政收入为此蒙受的损失更大。从军中回易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贩卖盐、茶、酒等一些国家专卖产品和一些地方特产。这些商品要么是生活必需品，要么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销售渠道宽，获取利润高，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军中回易行为的大量发生，是的原本属于政府的专卖特权，分散到了军队之中，政府的专卖利润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在国家的税收上，由于军队经商享受了大量的特权，商税往往被或减或免。军队有时还会依仗强势，来逃脱税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军队经营回易，实质是军队与国家争利。

3、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北宋军队经商的全面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真实写照的一个方面，它开拓了社会经济的服务范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军队享有的各种特权，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他们往往挟朝廷之威，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他们仗势欺人、强买强卖，甚至可能会役使其他工商业从业人员，严重威胁到了普通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私人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般情况来说，商业活动产生的利润用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实现资本的积累或增值，是促使商业发展重要形式。但是宋代军队经商活动所带来的利润，却被用作他处，并没有投入到在生产的环节中。因此，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军队的回易贸易与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

四、结语

寄望于解决军费不足是北宋政府默许军队经商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对军队将领的过分放纵，北宋军队回图贸易的发展状况十分的恶化，直接造成了军队战力的急剧下降和军队与国家、百姓争利，最终失去国家的支持，虽然北宋一朝屡禁未止，但是舆论对军队经商的支持，已经发生了逆转。

虽然北宋军队的回图贸易在一定的时期内（主要是在太祖一朝）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北宋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来看，军队经商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很明显，将解决军费不足、缓解财政紧缺的重担置于放纵军队经商的肩上，实属是目光短浅、饮鸩止渴。

归根结底，北宋军队的回易，是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特殊的经济现象，它植根于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与历史发展的大潮之中，并从其特有的视觉，折射出了北宋时代中央集权的强化、军事实力的弱化、经济观念的变迁。

注释：

（1）（唐）魏征等.《隋书》卷24《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3年：第685页。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第二》[M].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5838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324《张亢传》[M].中华书局第10490页

（4）（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奏雪藤宗谅张亢》[M].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67页

（5）（宋）李焘.《长编》卷189嘉佑四年三月戊午[M].中华书局2004年：第4554页。

（6）（宋）李焘.《长编》卷156庆历五年七月辛丑[M].中华书局2004年：第3788页

（7）赵晓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