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美元风险”

美国基于国内经济形势而进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些经济体或地区陷入危机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美元风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单方面向盟国开放市场，削减关税，进行不对称的合作，试图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体现了美国在贸易方面的多边主义。这种失衡的结构最终让美国无法承受贸易逆差，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

在该体系瓦解前，即1970年代初，德国的马克成为美元走软以及美国充满极大变数的货币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对手。美国1969年曾实施贷款限制，推高了利率，在欧洲美元市场获得了125亿美元的流动性；1970年货币政策却急转直下，130亿美元重新流回到国际金融市场，其中主要流向德国。

美元政策的“冷热交替浴”让德国稳定货币供应量与物价的努力遭到投机性资金的严重干预。1971年5月10日，德国联邦银行解除按照固定汇率购买美元的义务，并采用浮动汇率。投机资本随后流出，与此同时，整个1971年的日本外汇储备增加了100多亿美元，日元首次成为美元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潜在对手。

这次流入日本的资金导致日本货币供应量猛增（有超过3兆日元过剩流动性），恰好与日本政府正在执行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大规模财政投资同时，形成了日本股票和土地投机热潮，并产生了剧烈的通胀。

里根在第二任期的1985年9月，为了减少经常项目赤字，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美元开始了长达10年的贬值历程。

日元大幅升值冲击了出口业，日本官方为了应对升值带来的萧条，在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间连续5次下调官方利率，同时制定了4.3万亿日元的政府投资计划。日本银行还实行了“抛售日元购买美元”的持续干预，这一行动导致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

此时的日本正在由实体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且产业空心化现象抬头。再加上大企业倾向于海外直接融资，而银行业为了竞争和生存。忽略风险并降低利率向中小企业放贷，大量低成本的货币供给与产能过剩的背景，导致资本流向了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制造了经济泡沫并最终破裂。

现在，由于中国拥有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因此，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会重蹈以上国家的覆辙。但是这种盲目的乐观是危险的，因为没有考虑到国内债务与资产价格过高的问题。

由于实行长期的凯恩斯主义，中国依靠政府滚动式的借贷与投资以及大量贸易顺差占款，造成货币供应量过大，形成资产泡沫与通胀压力。另一面则是产能过剩与债务危机，这类似美国的“大滞胀”。

美国在危机后实行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随之跟从“日元贬值”，这使得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而这又推动国际收支盈余上升，货币升值压力增大，外汇占款增多，资产价格继续上升。

一旦美国结束量化宽松的政策，提高利率，就会有大量资本流出中国，形成信用紧缩效应。由于资产价格会受冲击，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引起连锁反应，并冲击银行。

目前，尽管中国央行人为的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势，防止资本外流，但是，如果美元重新走强，近似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会让贸易进一步受到冲击，贸易收支恶化，甚至不排除出现大量逆差。这种状况使得人为干预人民币强势失去基础，鼓励更多的资本外逃，造成紧缩效应。因此，目前中国政府务必阻止政府和企业继续加杠杆，主动紧缩，实施破产重组，降低资产价格，在美元走强之前实现债务与资产价格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