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风险下的农业企业管理研究

时间:2022-06-12 05:46:05

基于道德风险下的农业企业管理研究

摘要:文章从农业企业特性出发,发现农业企业内部和外部存在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道德风险角度对农业企业信息对称和不对称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以解决农业企业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词:农业企业;道德风险;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

农业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其中以国有农场形式为主)在我国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浪潮的袭击,加上国有农业企业负担过重,使得国有农业企业的改革也已经提到了日程。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农业企业通常与动植物的自然生长密切相关,与地理位置特别是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而自然因素存在着相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除了无法预测外,还往往不可抗拒,至少预测与抗拒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企业基于其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产出中自然作用和员工努力无法区别开来。所以农业企业在进行职能分离和产权改革过程中,还需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入手来改善内部管理机制。

一、农业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农业企业中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假定农业企业人是农民;不管企业的所有权如何,委托人是企业的老板或国家等,即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基于此,现构建农业企业委托-模型,对农业企业内部运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

在农业企业中,企业所有者要使农民按照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从事生产,但企业所有者不能直接观测到农民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由农民的行动和其它外生的随机因素(如自然因素、土地因素等)共同决定的一些变量,如产量和产品质量,农民的行动信息对于农业企业的所有者来说是不完全的。假定企业所有者在事前通过一些事实判断农民确实具有做好相应工作的能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所有者却对农民能力的发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至少要做出准确判断的成本非常大。因为农业企业所有者无法区分产出是出于年景好所包括的自然或社会因素,还是出于农民的努力。那么农业企业所有者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激励其选择对农业企业所有者最有利的行动,从而实现农业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参照委托-理论“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Mirrlees,1974,1976;Holmstrom,1979;张维迎,1996),现将农业企业所有者的问题表述如下:

■∫v(π-s(x))f(x,π,a)dx①

s.t.(IR)∫u(s(x))f(x,π,a)dx-c(a)≥u②

(IC)∫u(s(x))f(x,π,a)dx-c(a)≥∫u(s(x))f(x,π,a')dx-c(a'),?坌a'∈A③

该模型假定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v(π-s(x))和u(s(x))-c(a)。其中,a表示人行动集合A中的一个委托人希望的特定行动;a'也为人行动集合A中的任意一个行动;s(x)是委托人根据可以观测到的一个结果x而设计的一个激励合同;π代表一个货币收入,或者说是产出;c(a)代表人采取行动a时所支付的代价,或者说成本;f(x,π,a)表示由可观测到的结果x、产出π和人采取的特定行动a共同解释的“自然状态”的密度函数。

①表示农业企业的所有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形式。②、③分别代表两个约束条件,即参与约束(或者称个人理性约束)和人的激励相容约束。①说明农业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②说明农民从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必须大于至少是等于不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③说明农民选择农业企业所有者期望的行动所带来的期望效用不能比农民选择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动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小。

这里所构建的农业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农业企业所有者的期望效用函数,面临着农民的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在这个模型中,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都各自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那么如何在此条件下来签订最优合同呢?这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对称信息下的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

首先从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合同,即最优风险分担合同和最优努力水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对称信息下,最优风险分担问题变得比较简单,假定农民的行动a是可观测的,那么农业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观测到的a对农民实行奖惩,此时激励合同可以建立在对行动的控制上,农业企业所有者可以设计任意的“强制合同”。最优风险分担合同研究特定行动下的产出最优分配方式,最优风险分担合同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规避度决定最优风险合同的签订。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都是严格风险规避的,最优风险分担要求每一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是风险中性者而农民是严格风险规避者,最优风险合同表现为农民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的风险都由农业企业所有者承担;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是严格风险规避者而农民是风险中性者,农业企业所有者将得到一个固定收入,农民承担全部风险;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都是风险中性者,风险如何分担没有区别。但通常收入越高越不害怕风险,最优风险分担合同呈非线性变化,其具体形式依赖于风险规避度的相对变化。

最优努力水平分析主要研究给定激励合同,人行动选择问题。最优努力水平分析结果显示当委托人可以观测到人水平时,风险问题和激励问题可以独立解决,最优风险分担和最优努力水平可以同时实现。在农业企业中表现为,在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风险分担情况下,农业企业所有者根据农民所承担的风险,支付给农民一定的风险报酬;在农民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的风险都是由农业企业所有者承担的情况下,农业企业所有者将支付给农民的报酬为接受合同努力的固定报酬;在农民承担全部风险情况下,农业企业所有者保留一个固定收入水平,支付给农民除此之外的所有收益余额。

三、不对称信息下的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农业企业所有者不可能使用“强制合同”来迫使农民选择农业企业所有者希望的行动,只能通过满足农民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激励合同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非对称信息强度与农业企业所有者的风险规避程度必然导致其对激励与保险的取舍。

在信息不对称下,农业企业所有者的问题是选择激励合同s(π)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s.t.(IR)∫u(s(π))fH(π)dπ-c(H)≥u ⑤

(IC)∫u(s(π))fH(π)dπ-c(H)≥∫u(s(π))fL(π)dπ-c(L)⑥

其中L代表“偷懒”,H代表勤奋工作。

④表示企业所有者选择激励合同s(π)下最大化效用形式。⑤、⑥分别代表两个约束条件,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④说明农业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是选择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⑤仍说明农民从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必须大于至少是等于不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⑥说明农民选择勤奋工作所带来的期望效用不能比农民选择“偷懒”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小,其他假定不变。

假定农业企业所有者是风险中性的,通过前面分析可知,在对称信息下,最优风险分担表现为农民取得固定收入,不承担任何风险;但在不对称信息下,农民则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实际上,农民因为具有信息优势而更偏向于风险爱好,同时农民也更偏向于“偷懒”。这样在农民承担一定的风险情况下,产出通常影响农民的收入,但依赖的并不是产出的物质价值,而是它的信息量价值。即农业企业所有者通过产出信息可以判断农民的努力程度,进而决定农民的收入。

在农业生产中,基于其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产出中自然作用和员工努力无法区别开来,但产出包含了农民努力程度的部分信息量。产出越大,可部分反映农民努力程度越大;反之,产出越小,则部分反映农民努力程度越小。这在长期来讲表现的更加明显,因为虽然自然作用信息在短期内无法判断,但自然的长期作用信息则可以被近似看出。因此,产出越大,在长期平均来讲也意味着农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即在长期,可将产出π作为可观测到的结果x来对待。但通过产出反映农民努力程度的信息量,在短期或自然因素影响较频繁较大时可能会失效。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产出反映的自然因素可能多于农民努力程度。这也预示着在农业企业中,长期合同比短期合同更受欢迎,既受农业企业的欢迎也受农民的欢迎。

但在短期内,自然因素影响较频繁较大,这时产出反映的自然因素可能多于农民的努力程度。风险中性的农业企业所有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寻求新的更为有效的观测变量,即引进激励合同;一是对农民实行固定工资,并对农业生产产出进行保险。根据不对称信息下的充足统计量分析,在引入收入外的其他观测变量进入激励合同时,新变量是否对结果产生影响,取决于新变量传递的信息量是否被收入变量所包含。如果被包含,新变量对结果不产生影响,此时的收入就是相对于收入与新变量的充足统计量。在农业企业中引入新的变量对农民进行有效控制,通常需要辅助以必要的信息技术等手段,还需考虑成本收益核算问题,这点在农民信息优势难以打破的情况下,往往是引入新变量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在农业企业中,由于生产与自然联系紧密,加上农业信息技术等手段相对落后,可供选择的新变量往往难以寻求。

考虑到农业企业通常实行农民固定工资,同时要对农业生产产出进行保险。否则,新变量的引入就会对产出有影响,并使农民承担的风险降低,从而节约了成本,这种成本节约的好处通常归农业企业所有者。因此,对农民的监督是有意义的,并且使用相对业绩比较也是有意义的。

考虑到剩余索取权的拥有对行为者的约束作用,通过给予农民适当的剩余索取权,可能成为农业企业生产中农民道德风险问题解决的一个的方案。因为如果农民是风险中性的,即风险完全由农民承担,那么不管农民的行动是否可以被观测,只要农业企业所有者保留一个固定收入,而将其它剩余收益全部归农民所有,激励都是最优的。因为此时委托人风险成本为零,不存在保险与激励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农业企业的改革并不是因为农业企业这种管理方式没有效率,而主要是因为农业企业负担过重、风险过大,以及由于产权问题所引发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困难的问题所致。在对称信息下,风险问题和激励问题可以独立解决,最优风险分担和最优努力水平可以同时实现。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长期,农业企业所有者可以选择让农民承担一定的风险,同时允许其获得相应的报酬。在短期内,特别是在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情况下,通常有两种选择:寻求新的更为有效的观测变量,引进激励合同;对农民实行固定工资,并对农业生产产出进行保险。前者往往因为监督困难而无效,后者通常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外部措施。考虑到剩余索取权的拥有对行为者的约束作用,实行共享剩余索取权的管理机制能够比较广泛地适应农业企业各种情况,进而推动农业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云飞.农业信息化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索[D].华南热带农业大学,2007.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黄家寿,赣南医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作者为副教授;黄声兰,赣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云飞,赣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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