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养老?

现在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已经社会化了。其开销来自两个来源：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和后代的供款。其中，第一个来源就是完全积累，第二个就是现收现付；有时候，也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称为部分积累。

一般认为，现收现付是一种代际的收入再分配，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改进各代人的福利，这些条件包括足够的人口增长率、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稳定等等。如果用完全积累制来为养老融资，而且是社会化的融资方式，其实就是将年轻时的购买力部分储藏到年老时使用，而储藏购买力靠的是货币的储藏功能，所以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

两种方式的基本功能并不一样，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反倒是需要互相配合，才有助于实现经济学里所说的“黄金律增长”。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推行社会统筹，1993年起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开始实行部分积累制，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养老。

但是，过去的老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如何补偿？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收上来的钱，不管是原本安排于社会统筹还是个人账户的，都用来支付了当前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于是个人账户就成了“空账”。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辽宁进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分账管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2004年，试点扩大到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连续颁布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并于5月1日起实施，为发展个人账户完全积累基础上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建立了基本框架。但是，只要不解决隐性债务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就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做实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要借助于金融市场储藏购买力。从风险防范机制上讲，它与政府推行的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互相支持、共担风险；而完全的现收现付则把防范风险的责任完全集中于政府，这不利于风险规避。如果只靠政府财政这一个支柱来防范风险，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惟一的办法就剩下把风险向未来转移了，也就是说政府必然要发行社会保障或养老金债务，这等于是把属于未来后代的资源和发展机会拿到现在来使用和消费。人们最终消费掉的是实物商品，所以要注意防止某一代人或几代人过度开发实物资源、从而减少后展机会的问题，而这一点，即使在完全的现收现付下也是很容易出现的一个倾向。因此，实物资源配置的代际平衡的确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实现这一平衡又绝对离不开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资产负债平衡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切早已不可分割了。

在这个不可分割的市场体系中，基金积累制为社会利用市场机制防范老年风险打通了新的渠道，这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否则，养老金储蓄就无法被安全地储藏起来。然而，需要认真关注的是，不完善、不规范的资本市场拖了社保改革的后腿。事实上，正是因为对资本市场的失望，才使得许多人士对社保基金乃至现在的企业年金基金“入市”颇感忧虑。

但正因为此，才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建设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除了投资工具的创新，投资者行为透明化，规则的完善、公开、公正和公平等一个健康的市场所必备的基本要素之外，让这个市场中尽可能多和快地加入一些社会保障基金之类的稳健投资者的力量，应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此，我更倾向于把它看做是资本市场和养老保险之间互动的战略战术性问题，而不是养老金基金要不要进入资本市场的是与非的问题。

养老保险不仅仅是一个财务问题，还需要建立一个恰当的公共政策体系，包括确定对什么人、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花多少钱来提供保障。这也是一个政府迅速地认清，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到底应当提供什么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取得最好效果的问题。这应当是对一系列的备选政策进行细致的比较权衡和反复试验的结果。

还有一个方面也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在创造一个健康、安全、优美的生活环境、监督雇主为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完善的劳动保护措施等方面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使人们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和财富水平上能够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尽可能避免环境污染、假冒伪劣商品、垄断行业的质次价高的服务等各种降低消费者福利的行为之害，那么一样可以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降低社会成本和消费者的个人成本。所以，应当尽可能把视野放宽，把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协调到一起，全面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