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族共和”学说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摘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倡导的“五族共和”学说，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发展而来，顺应了历史进步和时代要求，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理论政策到实践措施，对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五族共和”和民族区域自治，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之间有历史的内在联系，共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五族共和：民族区域自治；历史联系

中图分类号：D6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30－06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在发展变化，民族问题也随之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民族问题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大局和长治久安。

“五族共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解决辛亥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重要学说，受到广大的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代表人物的拥护和支持，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基本政治制度，自实施以来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五族共和”学说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间有着历史的内在联系，然而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上，鲜见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的论述。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五族共和”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涵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06年至1907年间，以同盟会刊物《民报》和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辩论，针锋相对，甚为激烈。

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的辩论中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派反清排满的宣传确有偏激之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改变了过去对满族的敌视态度，申明革命不是“种族复仇”。他说：“在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不仅满人为君主的清朝要反对，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在孙中山引导下，许多同盟会人也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满人“亦是中国人民”，应与汉族平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民族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五族共和”思想的具体实践。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位，应视为“五族共和”学说对于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安定所起积极作用的生动体现。之后的北洋政府，面对国内外的复杂政治局势，制定相关法规，积极开发边疆，调整民族治理机构，通过多种途径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同样是“五族共和”具体实践的继续，所以说“五族共和”在民国前期是得以具体付诸实施的制度。

“五族共和”学说在清末民初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是乱世危局中国民族问题论战的最终共识。作为临时大总统的政治地位和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影响，孙中山便成为“五族共和”的首倡者。实则，对于孙中山的民族观，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研究颇多，也有不少争议。其早期的排满思想很明显，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政治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他将之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化，他逐步认识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复杂性，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典礼上对于“五族共和”庄严宣示，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其后一段时间又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消除革命党人之前排满宣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当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对于“共和”思想的疑虑，产生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关于“五族共和”的实施，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实践属于发轫期，以南北和议达成的政治契约为标志，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民族治理措施建构，则是“五族共和”的延续和发扬。袁世凯曾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通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清楚地表明了继承“五族共和”思想的主张。北洋政府曾设蒙藏事务处，先后升格为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足以表明北洋政府对于民族事务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五族共和”学说，为北洋政府时期蒙藏事务局等具体民族治理机构所实施，对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其贡献是不能低估的。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关的作用不容轻视，更不能随意歪曲。

对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学说，笔者以为应当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五族共和”中的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既是实指又是概指。实指就是指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其中“回”当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这即是狭义的“五族”。五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人口、文化及所处地理位置都甚为突显。汉族人口多，分布广，文化处在领先地位，是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主角。满族曾统治中国近300年，其统治疆域、政治作为及学习汉文化上的成就都很辉煌。蒙古族地处北方，统一中国，驰骋亚欧，“黄祸”冲击世界，伟业卓著。“回”处在西北，越国而居，地理辽阔，人口较多，在国家统一上举足轻重。藏族处在西部边疆雪域高原，曾建有土蕃王国，政教合一，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谈民族问题，不能少谈“五族”中的任一族。

“五族共和”不仅指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且概指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这是广义的“五族”，不可忽略。正因如此，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后，当时中国各地的理解就多种多样。新疆成立的新伊大都督府《敬告各军士六言谕》中称“汉族藏回缠哈，均应一视同仁”。东北革命党主张“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奉天省革命党提出“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的口号。黑龙江省结合东北实际修改为“满、汉、回、蒙古、索伦、达呼哩”。在云南则有“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的“七族共和”等等。各省对于“五族共和”的不同理解和主张，自有结合各地的实情，却正好说明“五族共和”的广义是存在的、正确的。1920年孙中山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也说明如果我们从广义上去阐释“五族共和”，它就是泛指“中华民族”。

孙中山“五族共和”学说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基本内涵中，还暗含着“疆域”的意思，可以说其更关注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而不仅仅指民族的概念。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直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明确指出“五族”分布的地方，是民族概念和地域概念并提，而且关键词是“诸地方”。北洋政府时期设立并数次升格的“蒙藏”机构，同样把民

族和地域相提并论。袁世凯说：“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对“五族”分布的“领土”问题讲得非常明白。可以说，北洋政府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由上可知，孙中山“五族共和”学说及其后来的实践均表明，“五族共和”学说兼顾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只谈民族概念是欠缺的甚而是片面的，必须结合历史渊源和地理区域来揭示问题的实质，“五族共和”学说的内涵是民族和领土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其前提是国家的集中统一，核心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根本目的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的独特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本质和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民族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生动表现。中国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宪法和法律等多个层面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同时又尊重各民族的差异和特点，从各个方面保障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平等，使少数民族不仅具有与汉族相同的平等权利，而且有保护自己利益、解决民族特殊性问题的权利。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平等地位，是中国实现民族平等的最好形式，是国家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我国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统筹考虑比较各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人口数量、区域界线、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结构等等因素，合理确定各自治地方的区域，为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自治权利，有助于民族自治地方采取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方式，更好地推进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是民族区域自治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集中体现。我国不仅从制度、宪法、法律等各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各项平等权利作出专门规定，而且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地方，通过自治机关的贯彻执行，使这些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和落实。在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当地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主要领导，每个民族都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较好地保障了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对杂、散地方的少数民族建立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目前，我国已建立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1237个民族乡。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民族实现了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l％，各民族自治地方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担任各级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队伍的数量已由建国初期的3万人发展到现在的290多万人，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正确把握。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正确处理了国家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各民族把热爱祖国的情感与热爱本民族的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国家里达到空前的团结。同时，又照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差异，实现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从根本上维护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对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模式的发展创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不断发展中完善，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巩固。1949年，《共同纲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全面推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使民族区域自治进入法制化轨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001年，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自1950年代起，党和国家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核心，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实施了沿边开放、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近年来，出台了加快新疆、、宁夏、青海、广西、内蒙古、云南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门文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2010年，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在内的民族地区GDP总量约41856亿元，比2008年的30626亿元增加约11230亿元。南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国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与此同时，各民族的大团结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派出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慰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到内地参观，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以及开展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表彰活动，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隆重举办自治地方逢十周年庆祝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也极大地激发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调动了各族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保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利益，促进了56个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维护了我国安定团结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前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发展的

贡献。

三、“五族共和”学说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五族共和”学说基本内涵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论及实践的探讨，我们体会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五族共和”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历史的内在相通，这是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和历史逻辑分不开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达到在中国“分而治之”的目的，曾经采取种种手段，制造中国各民族间的纠纷，策动所谓的“民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破坏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相互离不开的紧密联系。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奋起抗争，各民族有志之士纷纷奋起而探求包括本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救亡之策、解放之路，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试图以此解决当时的中国民族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它与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有本质区别。举例说，自元代至清初的中国土司制度，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元明清三代民族问题的特殊政治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土司制度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推行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如土司的职衔、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制度，均无平等可言，各族土司时常被革职、打压，甚而剿灭。而“五族共和”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进步思想的学说，其新时代的特征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得到“五族”人民尤其是其上层代表人物的拥护，并在“五族”之外的民族中得到回应。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纲领并没有得到长时期的有效推行和不断发展，因而其历史局限性也不言而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政府背叛三民主义和“五族共和”，思潮再次泛滥，对少数民族施行压迫和同化的政策纷纷出台。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过各种政治倾向的民族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对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思想曾在党和红军的文件中有所反映，如1929年由、率领红四军时期，在一份红军司令部的布告中就申明“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其中提到的各族即是“五族”中除汉族之外的四个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国内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比较，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30年代的民国年间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初步探索并在根据地建立了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如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甘孜博巴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领导内蒙古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党明确提出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基本政策的主张。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为在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宝贵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正式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各族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如前所述，“五族共和”学说，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终共识；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民族问题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两者的历史内在相通表现在：第一，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特殊的治理政策，如《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曾创建了某些带有自治色彩的封建社会的土司制度等民族政策。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五族共和”学说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历史依据。第二，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同时各地区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很强的互补性。这样的民族分布和发展状况，为“五族共和”学说的产生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各族人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各民族的大团结。这样的民族关系格局，为“五族共和”的实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与政治基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在探讨“五族共和”学说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联系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二者相关内容的直接对接。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中的“五族”即汉、满、蒙、回、藏，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时期，出现了质的飞跃，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树立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和里程碑。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不能离开“五族共和”中的“蒙古族”及“蒙疆”来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不能离开“五族共和”中的“回”(穆斯林)及“回疆”来理解；自治区，不能离开“五族共和”中的“藏”及“藏疆”来理解。直言之，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中的蒙、回、藏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内蒙古、新疆、宁夏、四个自治区，有共通的科学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割断历史来阐释。事实上，红军长征时期建立的甘孜博巴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均可联系“五族共和”中的藏、回及其分布地域来理解。“五族共和”中的汉民族，是数千年中华民族演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主体民族，是起着凝聚和引领作用的民族，自然不存在也不必要成立区域自治。“五族共和”中有“汉”，是树立“五族”及至延伸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需要。“五族共和”中的满族，其先民曾先后称为肃慎、挹娄、勿吉、女真、满洲，建立过渤海、金、清等国，掌握过地方或全国统治权力，在中国影响很大，“五族”中自然不能缺少。那么，建国前后建立的民族自治区中没有“满族自治区”，作何解释?我们认为近现代的满族和历史上的满族，人口和分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聚居于“白山黑水”地区的满族入关到中原后，在清王朝掌握政权近三百年的过程中，其族^分散全国各地，融入汉族的满人也不少，以至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已无大区域的满族分布区，即没有了建立满族自治区的人口和地域相结合的基础。因此，我国在东北满族小聚居区域建立了青龙、宽甸、丰宁等十来个满族自治县。

在探讨“五族共和”学说及其实践过程中，常有一个疑问，即为何没有人口众多的壮族?我们认为这是需要解答的。壮族世居珠江流域，因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同化政策的影响，“分而诒之”的结果，壮族内部互不统属，支系较多，部份地区大量吸收汉文化，直观上看与同区域两广汉族无多大差别，其许多族人不知或不敢承认自己是壮族。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辛亥革命以前尤甚。导致了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清楚或轻视了壮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当时其人口及分布状况，因而没有把壮族列入狭义的“五族”之中。辛亥革命时代不确认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纠正，经过民族识别，在掌握壮族人口和分布的基础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于1958年成立。从壮族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并存不悖、兼容并包，两个认同高度统一。

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状况，决定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取向。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学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体现，具有社会必要性和时代进步性，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先进性，同时需要发展创新。在中国提出“五族共和”学说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选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奋斗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