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为权利而妥协

【摘 要】为了权力，随着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需要国民反抗的程度越来越低，在初级法治国，“为权利而斗争”处于主导；在高级法治国，“为权利而妥协”位于统领。在未来高水平的法治社会中，应将为权利而妥协作为法律理念，以适应多元风险社会。

【关键词】权利；斗争；妥协

为权利而斗争，是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一书的核心观点。他断言，斗争是法的生命，和平是法的目标，斗争趋向和平，斗争实现法的发展。[1]然而，21世纪的今天相比19世纪发生了耶林不可想象的变化，他的经典理论也需后人进一步反思、继承和发展。

1 斗争形式的新发展与为权利而妥协

法律是正义文字的表述抑或形诸文字的恐怖；它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即有良法与恶法之别。那么，面对有效的恶法，国民可否以及如何挑战法律？近代资产阶级用拳头、宝剑和火炮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流血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暴力斗争形式早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的反抗权，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非暴力。

阿图尔・考夫曼将国民反抗权分为不法国家内的反抗权与法治国家内的人民不服从。和耶林激进的斗争不同，反抗权以补充性为要件，且反抗者要因破坏制定法而接受行为的法律后果。其中，不法国家的反抗权可能是武力的，但须以国家当权者极度滥用国家公权力为前提；而法治国家原则上只有服从，例外情形才会存在人民不服从，而这种法治国家内的人民不服从以公开、非武力、依据良知为特征。[2]

从耶林到考夫曼，为了权力，从积极斗争到处于补助地位的反抗；从不法国家到法治国家，反抗权的内容从相对的非暴力到绝对的非暴力，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法治的进步使得争取权利的方式在不断变革，这是一个法治提升与国民因忠实于法律而妥协的漫长过程。从这里，也就折射出了为权利而妥协的前瞻性的重大意义。这里的随着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需要国民反抗的程度越来越低的妥协显然不是指消极的避让，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 为权利而妥协的理论定位

为权利而妥协有其丰富内涵。权利是目的，妥协是手段，是要通过妥协的途径获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和为权利而妥协有着一致的最高目标――权利，只是二者达至这一目的的路径不同――一为斗争，一为妥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权利而妥协中的“权利”的“利”不是力量的“力”，国民从来都不应为“权力”而妥协，一个无需过多言说的道理是，天赋人权，人民；国民没有理由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苦苦哀求！

更深入一层，应当将为权利而妥协提升为和民主、法治等一样的法的理念，而不仅仅将妥协看作是手段和方式。德沃金主张，规则的不同是对立性的，原则的不同是竞争性的；这种相对和谐的法律现象，使得实践者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这种理论与为权利而斗争相契合。批判法学派则认为，规则和原则都处在各自的对立、冲突环境中，而这种矛盾的、充满紧张关系的不和谐又是法律的中心现象，却非边缘现象，就让实践者不能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此种理论与为权利而妥协相暗合。

在法律帝国内，若主张和谐是法律现象的中心，充满冲突的紧张关系是法律现象的边缘，则“为权利而斗争”处于原则的地位，“为权利而妥协”便是例外；反之，若主张冲突是法律现象的核心，和谐状态是法律现象的边沿，则“为权利而妥协”是原则，“为权利而斗争”是例外。换言之，法律现象越是和谐，越是需要为权利而斗争；反之，法律现象越是冲突，越是需要为权利而妥协。

3 “妥协”理念在当下法治现状的运行

我国的法治水平还尚待提高，即使是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距离完美的法治还存在鞭长莫及的距离。在我国的低水平的法治现状下，为权利而斗争，还有存在的余地。当然，这里的斗争和前述的反抗权相类似，而不是耶林意义上的暴力。

在生活事实中，当权力和权利对抗（敌对、排斥）时，为权利而斗争，以保障权利不受权力侵害而得以享有；当权利和权利冲突（在同一主体矛盾的存在）时，为权利而妥协，以求福利最大化。后者如，人行道上的绿灯正亮，交警不让过，需为权利而斗争；人行道上的红灯亮时，需为权利而妥协，不去过马路，因为在此场合下，行动自由和人身安全出现了冲突，此时你选择了人身安全，这属于“权利内部排他性的理性选择”。换言之，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的外部关系的处理原则；为权利而妥协是权利的内部关系的处理原则。

由此，将上述横向关系进行跨越式推论，可在纵向关系上得出以下结论：在初级法治国，“为权利而斗争”处于主导；在高级法治国，“为权利而妥协”位于统领。在中国当下，自然始终以“为权利而斗争”为主，当且仅当权利与权利内部冲突时，方有“为权利而妥协”。

4 风险社会中的为权利而妥协

考夫曼的风险社会理论与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不同，考夫曼的风险社会是民主、法治、多元的社会，而宽容是这个多元风险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美德。因为宽容，所以多元并存，而多元是民主的本质，国民因民主而愿意信仰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从而达到法治。妥协，虽不完全是宽容理念，但却与宽容在内容上存在着交叉。妥协，尤其体现了平等、自由、开放的协商过程，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有内在的契合之处。因而，妥协的前提是存在协商，当然法治意义上的妥协要求平等、自由的协商，而协商体现了民主，民主则意味着多元，多元并存的社会将是人权得到充分彰显的高水平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