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碉楼 第10期

品味湘西，在许多游客的印象中，那里有百看不厌的奇山异水，过目难忘的民俗风情；还有沈从文笔下那一幢幢古古旧旧、层层叠叠的土家吊脚楼和苗家岩板屋，如果说到那千姿百态、气势雄伟的湘西碉楼，也许就鲜为人知，颇具神秘。其实，它并不比号称千碉之国的丹巴逊色多少。两者相比，可谓平分秋色，各领。今天，我们去溯源它、解读它，就不得不透过岁月的烟云，唤醒那段沉睡已久的历史……

修筑碉楼的起因

湘西，古称“五溪”，地处黔楚咽喉，东控辰沅，西托云贵，少数民族聚居，战略地位重要。有史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总是对这一地区实行民族歧视、财富掠夺和武力统治。逼使湘西各族人民为了生存与发展，奋起反抗，屡次起义。翻开历史档案，据有关文献记载，从西汉末年到清朝中叶的前后1800年间，在湘西地区先后就爆发了150多次大大小小的民族起义，几乎平均10年就有一次，其中，尤以苗族为盛。史书上故有苗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

北宋时期，朝廷为了稳定湘西苗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加强军事上的防范与控制，在采取“以蛮治蛮”土司制度的同时，开始在湘西境内设立各种军事建筑设施。主要选择人口密集、位置显赫的城池、边镇、苗寨修建汛堡、碉楼、屯卡、哨台、关门和营盘等，进行长期驻兵戍守。从这个时候起，“碉楼”的名称便首次在湘西出现。

碉楼俗称碉堡，四周墙体均用青石垒砌而成，不用任何黏和物质，所取石料就地取材，大小方圆不拘。在建造时不画图，不吊线，全凭眼看施工完成。一般每座楼高十至十二米，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高约三至四米，立屋盖瓦。每层留有枪眼八个，上层为哨兵望，中层为官兵卧室，底层开有一门，设有哨兵防守。在楼的，挖有壕沟，沟里埋有竹签和木桩，易守难攻，十分坚固。无论是防御追捕、战时联络，还是监视和控制苗民行动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军事作用。若以碉楼的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界碉、卡碉、家碉、寨碉、烽火碉和风水碉几种。正如凤凰厅一同知在《修边论》中所说的那样，“卡碉则以守，亦以战，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均在此也”。为了充分发挥它的军事防御能力，凡修设之地，皆通盘考虑。一般均选险隘要害关口，往往一夫扼守，万夫莫前。数里之间，星罗棋布；一楼有警，相互呼应，其形状多呈品字形或梅花状，以此达到对苗民进行史无前例的军事封锁。

苗民奋起碉楼

进入明代以后，由于朝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继续施行歧视、摧残、掠夺和弹压政策。因而时时遭到湘西苗民的不断斗争与反抗。宣德年间，湘、黔边区发生旱灾，饥荒严重，哀鸿遍野。凤凰腊尔山一带的苗民因不忍饥饿，揭竿而起，这时，朝廷急调总兵左都督肖授统兵二十万前来围攻，在征剿中，明军采取修筑二十四碉、十三哨的战术镇压义军。此举虽然一时奏效，但却处处出现被牵制、遭挨打的局面。在“哨兵疲于奔命，兵亦不能自保”的万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采纳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的献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起，历时7年，耗银四万三千多两，从凤凰亭子关至吉首喜雀营筑起一道三百八十余里长的边墙（今称“南方长城”）。边墙起脚五尺，墙高八尺，收项三尺。放眼望去，宛如一条黑色的巨蟒，盘旋于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为彻底割断生苗与熟苗之间的联系，限制苗区与汉区人民的正常往来，即所谓的“蛮不出境，汉不入峒；铜不沾铁，苗不沾客”的隔离政策，又在边墙沿线添修了数百座碉楼，其间布有兵勇七千八百余名，不分昼夜地沿墙巡逻。遇到战事，既能凭楼抵御，又可相互增援，交织成了一个森严壁垒的军事防御体系。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严重地阻碍了湘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和与发展，影响了苗区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只会适得其反，它一出现就遭到了广大苗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到了明末，朝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空前激发。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很快得到湘西苗族人民的遥相呼应。于是，这堵耗费巨资修筑的边墙及沿线碉楼，转眼之间便被数万愤怒的苗民拿起工具夷为平地。接着，在起义风暴的冲击下，湘西苗族人民也纷纷起事，为最后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变本加厉 森严壁垒

清朝初期，由于朝廷主要集中力量对付汉族复明势力和三藩之乱，故对湘西苗区的统治采取笼络和迁就政策。康熙年间，全国社会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朝廷又开始往凤凰调兵遣将，对腊尔山苗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时，加之赋役繁重，刑政苛暴，苗疆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历时十二年之久、波及四省边区的乾嘉苗民大起义，给清政府予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长期频繁的苗民起义斗争面前，朝廷意识到仅用武力对苗民进行残酷镇压是行不通的，远远不能消除他们的反抗心理。如何更加有效地镇苗、防苗、隔苗和定苗，逐步摆到了朝廷的议事日程，为此，自嘉庆年间起，清王朝对苗区“改土归流”以来的统治政策作了一些重大调整与修改。一方面在推行“剿抚并举，以剿为主”的策略上，大力实施“屯田养勇”制度，为征剿苗区提供可靠的军事后勤保障。另一方面，为防止和镇压苗民的武装反抗，朝廷倾其财力，历时十一年，花费白银三万一千七百余两，重修了明朝时遗留下来的边墙及沿线碉楼，并在湘西凤凰、乾州、花垣、古丈、保靖、泸溪、麻阳一带，内环苗地两千余苗寨，大筑汛堡碉卡。构成了一山一碉，一湾一卡，十里一哨，四十里一营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屯兵两万余人，形成了对腊尔山苗区的环形包围。

其次，清政府还在苗区建立基础政权机构，强化保甲制度。“改土归流”前，苗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一般设有里甲制度。比如花垣厅编为长乐里、丰和里、文安里等，里下设甲。“改土归流”后，保甲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备。一保编为十甲，一甲又编为十牌。设有保正、甲长和牌头。每户苗民的门上都悬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数等，并登记造册，以便驻扎在周围碉楼里的清军随时上门盘查，多少起到了“防苗禁暴”的效果。至此，这时的碉楼又被苗民称为“保甲楼”，并沿用到民国。据统计，这一时期，在湘西境内修筑的碉楼多达上千座，仅凤凰苗区就有780余座，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碉楼文化 历史遗存

纵观明清两代朝廷对湘西苗区的统治，在政治上，以残酷的军事手段，对苗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在经济上，强占苗民土地，盘剥苗民财富，尤是苗族先民开垦出的良田沃土几被官府侵吞殆尽。在文化上，不准苗民穿苗服，说苗语，习苗俗，强制推行“汉化”。特别是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苗民实行大肆屠杀，一时间“万里苗疆，十室九空”，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苗种几绝”的程度，使当时湘西苗民人口一下子锐减了三分之二，苗民们几乎整天都生活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之中。犹如沈从文在他作品中所描述的“两世纪来满清人的暴政，以及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

清政府被摧毁之后，许多山地苗民开始大量拆除边墙及沿线碉楼。用以筑山塘，修水渠，垒岩屋，砌岩坎。民国时期，由于湘西兵荒匪乱，盗贼四起。因此，一些设立在边陲苗寨中的碉楼，大多被保留了下来。而它的性质和作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主要用于抵防匪盗，保境安民。直到解放后，才完全失去它原有的军事防御功能，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湘西碉楼，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岁月的见证。我们看到：湘西苗族是一个饱受磨难、历经沧桑而又勇敢强悍的民族，其发展史就是一部苗族人民可歌可泣的战争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仍巍然屹立着的碉楼，充分显示了苗族先民的勤劳智慧和高超技术，从而创造出了如此璀璨夺目的“碉楼文化”，是研究我国古代苗族建筑艺术的珍贵“活化石”。

朋友，如果你有机会来湘西观光，别忘了抽空去大山深处的苗寨看看，因为，那颇为壮观、风采依然的湘西碉楼，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道即将远去的亮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