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摘 要】本文从国内目前出现的民工荒与富余劳动力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出发，深入剖析民工荒发生的原因，研究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提出应该动态的估计国内的富余劳动力数量。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

最近几年，每年春节之后都会出现民工荒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发生的地域也越来越广，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缺口逐年增加，甚至不惜远赴中西部去招聘，而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中部省份也面临着同样的用工荒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富余未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仍然巨大，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仍然有大约两亿未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用工荒与富余的劳动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了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目前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还有多少，民工荒的原因等。

对于农村剩余未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学界采用各种估算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较早提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的蔡坊，在他的测算中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有5800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剩余劳动量还有近2亿人；此外，还有学者如周燕等认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不能简单的以城市部门的工资上升作为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城市的生活成本、城市的相对收入的下降、收入的增加速度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升以及户籍制度的障碍等都会产生民工荒，进而预测中国目前还有大概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对于民工荒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的解释：

一、从人口结构方面的解释，由于工业部门的选择性招聘，大部分服务业以及工业喜欢招聘18-25岁或者18-40岁的人员，然而和过去十年相比，这一层次的人员出生总数略有下降，然而这一时期大学扩招的因素，受过高中及大学等教育的人员总量增加，他们也不太会干那种重体力的工作，而对于低端服务业和建筑等行业来说，他们选择的人口余地自然减少了很多，粗略估计每年新进入传统的服务业及工业的人数在600万左右，如果考虑独生子女、90后的对工作的舒适度的工作的挑选，实际的可供选择的人员总数更少。而另一方面，忽略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全国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需求总体平稳，而同时期的人口却整体平移老了10岁，新替补的人数变少，供小于需，自然会产生民工荒的现象，这也从某种程度解释为什么中国整体劳动力充足，却面临着民工荒的原因。

二、从产业结构方面分析，目前的农民工输入地主要是东南沿海，这些地区接纳农民工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且主要是外向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工资大普遍不高，大部分的工资水平处于当地的最低基本工资。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升高，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下降，造成沿海地区产生民工荒。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竞争加剧等因素，企业的利润变薄，加之沿海地区的工人成本很高，为降低成本把企业从沿海内迁，内地企业增多，既能留住一部分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当地人员，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一步扩散吸引服务业的发展，减少这一部分人员的外流。但是对于工资要求高的那些人员或者那些由于就业结构如技术工人缺乏等原因不能胜任当地工作的人，这些人仍然愿意向东南沿海转移，而国内企业的总体需求不变，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中西部产生民工荒的原因。

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传统的民工更多的基于赚钱回家生活，如养老育子建房子，他们自身选择的收入参考系仍然是原有的居住地的状况，他们在获得一定的目标收入后就不愿外出打工，而他们所从事的重体力活也容易使得他们不再去沿海地区打工，而更愿意在家庭周围谋生；另外传统的户籍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民工外流，由于农民工无法享受当地的福利，社会保障等的脱节，部分人员流动性加大，他们工作一定时间后返回家乡工作或者创业等。

如果单纯从是否还有富余农业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不论是蔡坊的5800万，还是1.8亿左右，目前还没有达到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工资的不断上升，总量的富余和结构性的缺口，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且价格不变的角度来看，目前已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这一点即可以从实质大于形式这一角度看，同时基于一些人对刘易斯拐点的批判，通过改进型的刘易斯模型亦可很好地解释民工荒问题。

这种改进型的刘易斯拐点模型可以较好的解释上面的民工荒问题，一方面目前仍然存在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的工资的上升。当然，我们也很难直观判断到底目前是处于D2与S2的交点，还是处于D3与S2的交点。

其实我们更可以理解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劳动力可能有剩余，但不再是无限供给，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工资的上升等。

自从刘易斯拐点提出以来，虽然在两部门劳动力转移的范式方面被称赞，但仍然有不少的争议。从刘易斯拐点的假设条件上看，如经济部门只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的假设，工业部门的最低下限是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假设，以及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机会均等的假设等在中国的适用性都需要辩证地对待。目前我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目前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农业部门向非农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非农部门的工资除了要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外，还要对这种迁徙流动进行补偿，这也决定着非农部门的生产率要高于农业生产效率，不存在非农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相等的情况，或者相等的机会并不是均衡的状态；此外，户籍制度等的障碍，农民很难转化为市民，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利，农民自身的知识水平，就业机会的信息不通畅等都无法满足刘易斯拐点中自由流动的假设。

对于刘易斯拐点中富余劳动力的估算，应该动态的估计，因为经济等外在条件的变化会对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影响。此外我们还应关注影响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其他因素，其中比较值得思考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粘性数量问题，二是转移出去的富余劳动力相对于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村服务业的示范效应，三是农村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半农半工的人数。

富余劳动力的粘性数量。从普遍的最多1.8亿富余劳动力的预测来看，还有一些制约富有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比如家庭抚养的问题如照顾子女和老人，家庭有残疾人员的，这些都会限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转移；另外，从家庭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的考虑，如果家庭的农业收入大于转移后单个人的收入，即使小于两个人的收入，也很有可能不会转移出去；周期性或者偶尔出去打工的人数等，这些在估计刘易斯拐点时都必须考虑。

刘易斯拐点强调非农部门同农业部门的劳动工资的差距，实际上转移出去的富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仅考虑同原先的农业部门的差距，更应该考虑同农村的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比较。

此外，有关学者在对富余劳动力进行研究时，缺乏对农村服务业的估算，只关注农村的工业企业，而对农村服务业的人口关注较少，而半农半工的人数更是难以估计，这些在进行富余劳动力估算时值得主要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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