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现象与刘易斯拐点

摘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却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并且从东南沿海扩展至中西部内陆，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因素。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结合刘易斯模型的基本理论，从“民工荒”现状、成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民工荒”作为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以及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需长期努力。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结构性短缺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7-0097-02

1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他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农业部门。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此时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进入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时，原本充足的劳动力变为短缺，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现代工业部门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图1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量，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表示资本主义部门愿意支付的现行工资水平，在此水平上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国民收入几乎完全由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构成，假定劳动的边际产量为0，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传统部门的生存收入保持不变。如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剩余都转变为资本家的利润。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部门就业。由于一部分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固定资本的数量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带来边际生产力曲线的外移。现在，资本家获得的剩余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都增加了。只要有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就可以持续下去。当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弹性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此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充分吸纳，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当资本主义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和传统农业部门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二元经济就逐步转变为新古典学派的一元经济。整个社会经济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2 我国的“民工荒”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而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劳动用工市场中。它最早出现在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城市。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民工荒”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每逢春节过后，许多企业都会遭遇“用工荒”、无法招人开工的尴尬局面。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民工荒”现象不仅愈发严重，提前到来，更是呈现了扩散之势――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在2012年春季招聘季中，不仅沿海传统产业密集型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在四川、重庆这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也面临着“民工荒”的问题。

也因此，中西部开始与东部激烈争抢农民工。中西部地区利用中国人传统的恋乡情节，以情留人。而东部城市对农民工同样“求贤若渴”。有些地区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举办专场招聘会。

根据2011年《新华文摘》的说法，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

3 民工荒成因

我国的 “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但无论哪种类型，其所反映出“荒”的特征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结构性短缺。那这种结构性短缺出现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五点。

（1）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企业用工需求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就业机会增加，吸引了部分农民工就地工作；随着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农业生产收入增加，使得一部分农民回归农业生产。

（2）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不断升级。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技术型人才而非熟练性工人。而当前劳动力素质还不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供求关系的不相匹配，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

（3）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长期以来部分企业漠视农民工权益。一些企业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用工方式并没有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与变化的劳动力供求格局不相适应，与劳动者的就业预期、收入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不相适应。而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处于起步阶段，基本空白。与此同时，政府对三农的重视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

（4）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涨幅无法同步，使得他们在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成本上升。比如深圳市的先端精密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２00２年工作时，每月工资７00多元。到２00９年底，已工作７年的他月基本工资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

（5）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外打工的多数是40岁往上的中年人，青壮年劳动力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千家万户的家长都竭力让子女延长受教育时间，受教育的机会也在增加，从而减少了青壮年劳动力供应。

总而言之，“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的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以及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表面上看来，我国现在的“民工荒”非常符合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也不断上涨。那么刘易斯拐点真的到来了么？我认为不然。

首先，从我国农村的情况看，有约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民工荒”现象却恰恰是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将其看做真正的劳动力不足，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我国“民工荒”是一种劳工的结构性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这个时点，才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所以我认为，我国目前的用工状况还不能体现出“刘易斯拐点”出现。

其次，“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这时的资本变得相对丰富，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而这显然与中国国情不符。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的还不十分成熟。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较低。

再次，刘易斯认为进入第二阶段后会出现工资上涨的情况。我国目前伴随着“民工荒”出现的工资上涨是农民工长期低工资后的正常恢复性回升。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分强调“低工资”战略。全体国民的普遍工资水平都较低，甚至为农民工支付的工资大都具有“歧视性”。比如新华社曾经报道，近几年来，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此外，刘易斯模型假定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如果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农民工的劳动不再是无限供给。因此从微观角度上看，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会变得富有弹性，劳动供给量会随着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工资水平上升时，农民工增加劳动供给；工资水平下降时，农民工减少劳动供给。然而，我国的现状是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最低保障的需要，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仍然没有弹性，工资水平的变化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进行跨期的优化选择。

5 结语

我国“民工荒”的出现，本质上是劳资双方相互挑肥拣瘦的结果，是一种对于劳动力的浪费。尽管当前新增劳动人口的增速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由于“十一五”时期入学的大批高校学生陆续毕业进入劳动市场，再加上其他青年劳动者和失业人员以及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现实的总量压力还相当大。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测算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达到“双高峰”，劳动力优势将持续保持。所以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是必然的。充分认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农转工”的过程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那么中国还有继续转移的潜力。中国要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 “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十到十五年的路要走。如果我们现在不在人口政策和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上早做打算，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力手段加快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另一方面要做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各种政策调整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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