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不仅会影响到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必然波及目前尚未承担限排或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成员，以及一个贸易大国，了解和分析议定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对于制定中国相关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气候变化战略及外交对策仍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一、《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开放签署了《气候变化公约》。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就《柏林授权书》达成共识。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为议定书的深入谈判指明了方向。之后，“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最终为议定书的生效扫清了障碍。美国也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虽然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早在1997年就达成协议。但按照议定书的规定，要有在1990年占造成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55％的国家批准，该议定书才能正式生效。在许多欧洲国家先后批准了该议定书后，2004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作为发达国家，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的这个排放大户，宣布将“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排放限制问题”，这是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极不相称的。由于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只有占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7％的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才能达到上述要求。俄罗斯于2004年11月18日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使得议定书终于能够在2005年2月16日生效。

《京都议定书》生效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环保，它被公认为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

《京都议定书》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对缔约国在减排目标、国家信息通报和专家评审、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对各主要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见表1。议定书还规定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由于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上对地球大气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着公平性原则，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给予有差别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的第一个承诺期中不承担减排义务，第二个承诺期的减排目标及各国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尚未确定。

议定书对违反其中规定的缔约国将采取相应的惩罚。比如在2012年前没有完成任务的缔约国在2012年后的减排任务会增加30％。

为促使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还规定了三个域外减排市场机制：联合实施、碳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实施是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所实现的减排量，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但同时在转让方的“分配数量”上扣除相应的额度。排放贸易机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一个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并同时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除相应的转让额度。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的，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以“经核实的减排量”算在该发达国家承诺应减排的任务里。清洁发展机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减排途径，也为发展中国家拓宽了国内治理环境污染项目的融资渠道。

三、《京都议定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花钱换减排”的“京都模式”，让《京都议定书》更像一个贸易条约，而非环境条约。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减排义务得到切实履行，灵活机制得到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大循环的传递作用，给包括我国在内尚未承诺限排或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显著的间接经济影响。

1、国际排放贸易

碳排放贸易无疑是《京都议定书》的核心。《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三种域外减排机制规定了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进行一种独特的市场交易――碳贸易，即如果一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标准，则可将剩余额度卖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域外减排机制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的抵销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减少排放量。

目前，发展中国家还不需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此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这些国家的企业通过减排额交易，结合CDM项目，能够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和投资，进而发展本国的环保技术。目前我国的减排技术还比较落后，劳动力也相对便宜，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现减排计划的目标国家。

2、对能源贸易的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附件1国家的减排行动会导致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动，进而影响各国经济福利。附件1国家的减排行动将提高使用石燃料能源的成本，减少对这些排放温室气体能源的需求，从而导致能源价格下降和全球能源贸易量的下降。未承担减排任务的国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体系受到影响。能源输出国将受到损失，特别是像有输出国组织的能源出口依赖性的国家：而能源进口国，比如中国和印度，则可能从石油价格下跌中获得利益。同时减排行动也会促使可再生能源和干净能源的开发和利用。CDM减排机制也会促进相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和扩散。

3、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能源密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很可能会导致“碳泄漏”(Carbon Leakage)问题，即附件1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会引起非附件1国家排放量的增长，导致全球总排放量上升，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这一结果目前并不确定，因为碳泄漏会使非附件1国家向附件1国家出口更多能源密集产品，同时从附件1国家进口较少能源

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从净商品和服务出口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碳泄漏最终流向附件1国家的生产。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外资流入和扩大出口，但是与之相伴的国际污染的转移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一般都是固定投资大的产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后，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再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却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

4、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减排边际成本差异，这是建立国际排放市场的内在推动力。由于各国边际减排成本相差悬殊，在高减排成本的国家可能导致资金外流，货币贬值，刺激出口。而在低减排成本的国家，则可能导致资金流入，货币升值，短期内可降低实际利率，刺激国内需求，促进GDP增长。任何附件1国家的减排政策都会造成不参与减排国家或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减排的国家因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入而受益，大规模资本流动可能引发国际汇率波动。

比如有模型预测在201 O年基准排放情景(BAU)基础上减排10％，日本、欧盟和美国的减排成本分别是中国的16倍、6倍和4倍。1999年9月在美国副总统戈尔转交给朱总理的一份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中，收集了西方学者利用不同能源经济模型针对中国未来减排的一系列研究结果，根据西方学者的计算，到2010年中国相对当年BAU的减排幅度在14～24％之间，第一承诺期内2008～2012年预计出售排放权的年收入将在4～14亿美元。

5、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议定书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的出台，利用绿色贸易壁垒保护国内生产。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以保护有限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及生存环境为名义，通过蓄意制订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和措施。西方发达国家借口环境保护，制订高标准的国内环保法规，实施贸易保护和贸易歧视，筑起新的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这种绿色环保标准名义上是保护环境或者消费者权益，但它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一方面阻止了发展中国家价格低廉的商品进入其市场，另一方面又从客观上促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替代技术的市场化。业内有人士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技术和经济结构的限制，高排放、低产出的产品生产模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些产品的出口势必会越来越频繁地遭遇绿色壁垒，比如钢铁产品以及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产品可能将最先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