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摘要：新媒体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信息社会传播的主要通道，其媒介属性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多种传播模式并存的传播特征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模式从传统的单一人际传播向复合型的传播演变；新媒体具有的直接网络外部性，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由精英文化价值观转向大众文化价值观；另外，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客观上加快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进程。

关键词：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空间；传播类型；传播价值观

众所周知，传媒是文化的传播通道，但传媒对文化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传媒会导致文化适应，即文化为实现传播效果会适应传媒的媒介属性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媒介技术论者尤其赞同这一观点，哈罗德•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①强调文化研究实用性的学者，则从媒介与其生存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出发，认为传媒本身即是某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物，不仅充当着传播介质的角色，还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新媒体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文化领域，新媒体打造了统一的文化传播体系，将不同文化纳入其中。或许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今天备受关注，文化传播行为趋于活跃，文化个性日益鲜明，正是因为在新媒体作用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常态，正是因为新的传播技术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单方话语权。今天，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上文所说的文化适应正在现实中不断发生。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状态的探讨描述正是基于此。首先对新媒体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进行论述，进而对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一、从地域空间到意义空间：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人文渊源、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活的地域关系紧密。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地域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异的文化气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交汇点，地域还承载着文化身份认同、建立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功能。文化学者依格瑟将地域视为文化持续性传播的必要条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类群体开展和维持交流联系的前提条件，固定的居住地点对发展更频繁和更有意义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空间与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这种天然联系正在逐渐被割裂。一方面，社会发展促发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其与原有的地域产生了距离，刺激了远距离传播，以地域为中心的传播减少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将各种文化纳入到一个传播体系中，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使少数民族文化也因需要进行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直接导致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新媒体的信息扩散能力，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丧失了传统的地域特征。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逐渐“非地域”化的过程。新媒体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使其与培育它的地理区域不再具有对应关系。新媒体之“新”，首先在于其先进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通道，同时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在客观上具备远距离即时传播的技术条件，原有以地域为中心，通过自然交往影响周边地区的传统传播方式转向大规模信息传递。由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与地域空间不再存有对等关系。新媒体这位时代的推手，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受众数量增加且参与度提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文化传播空间的扩展通过与异质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于文化本身，促进文化自身关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即是文化传播突破传播障碍、促进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新媒体对地域中心地位的冲击并没有停留在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空间，更为本质的表现则是新媒体营造出完全不具备地域特征的网络空间。其一，网络空间是虚拟、超地域的；其二，网络空间呈网状分布，信息以其中一个节点为核心向周边传播，任一节点皆是传播中心，网络传播是无中心式的传播；其三，这一网络空间不强调参与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网络的同一性以及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身份，而传者与受者之间随时可以互换角色。今天，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个空间进行，受上述网络特征影响，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弱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不再受到时空局限；在网络空间内，所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所有的文化客观上须重新定义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平等表达的机会。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使其不再与地域空间相对应，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意义。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从具现实物理时空意义的地域，转变由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构的意义空间。通过新媒体网络，受传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障碍随时获取文化信息，其传播效果甚至远超传播者愿景。如苗族文化网站“三苗网”，创办初衷仅是将内部通讯刊物发至网上，因特网却促使其成长为一个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网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展示与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苗网成为世界各地苗族群众文化聚会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群接触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题网站，共同构成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群。这一传播群逐步取代地域成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使其相隔万里也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村落式的面对面交往。在这一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手机媒体兴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媒介产品有望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媒体的这种去地域化的传播，除扩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外，也导致地域的文化承载功能随地域丧失，人在虚拟空间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经常发出“我是谁”这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不乏传播者缺乏归属感而迷失的现实例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传播，充分了解、适应新媒体媒介特性，坚持自身文化核心变得尤为重要。

二、从人际传播到组合传播：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以人际传播方式为主，通过口传身授，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与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际传播的范围和规模不大，影响较小，一般不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并且对交流的场景非常重视，强调现场接触，强调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共同经验背景，以减少传播中的信息误读。所以人际传播一直排斥远距离、大规模的传播方式，即使当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如电话把远距离的人际传播变成了现实，却并没有淡化人际传播的差异，相反，这一现代电子手段用于人际传播时，会因为通话双方所在场景的差异产生噪音，影响双方信息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中很多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民族习俗中的某些“禁忌”，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大众传播的一种限制。如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在进行祭祀仪式或是葬礼时，出于对祖先和死者的尊重，严格限定参与人数，不准旁观，不准拍照，便是一种对大众传播排斥的典型心理。但新媒体却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诸多的交流方式。在笔者看来，新媒体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媒体传播不只对应一种传播类型，并直接体现为新媒体拥有众多的媒介产品，且这些传媒产品使用的传播类型不尽相同。如因特网众多的媒介产品中，腾讯QQ作为即时通讯工具，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但其衍生出来的腾讯微博、QQ空间等，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更为接近。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介质，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会适应新媒体的这种多类型的传播方式，由单一人际传播转向多种类型的复合传播。多种类型的传播方式首先带来的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新媒体众多的媒介产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渠道。以贵州惠水县为例，对于当地的布依族文化，当地政府除以网站的动态方式展示外，同时利用短信平台群发文化宣传讯息，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都以布依族音乐作为彩铃，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网页、微博客等方式进行布依族文化传播。因特网门户网站、个人网页、短信甚至彩铃都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体。这些传播渠道包揽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等众多传播类型，且结构特点和使用功能各异，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而使构建立体传播网络成为可能。其次是表达方式的多媒体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多媒体表达，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换为多媒体产品，使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增加文化的表现能力；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增加其影响力；同时让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为便捷。第二是运用多媒体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或是直接参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生产。以少数民族纸质文献保存为例，扫描存盘之后存储所需的空间和人力将会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对原件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现场拍摄视频和录制声音来保存和记录。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重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经验及现实交流场景，还通过新媒体建构的虚拟场景消解交流场景的差异性，减少传播噪音。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谈到了传统文化交流中对场景的依赖和电子媒介对场景的弱化。他认为传统交流方式产生认同感的关键在于现场接触，而“电子媒介倾向于消除现场与通过媒介的间接信息互动之间的差异。”③梅洛维茨还认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开拓了许多新的社会情境。”④在新媒体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互动性非常明显，传者与受者随时都在互换角色，且无一例外都具备多个身份。参与者往往快速穿梭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体情境中。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某个网络游戏中充当战斗的指挥官，在聊天工具中是素未谋面的好友，在某个社区扮演“家庭成员”。在这些情境中，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经验背景被网络分割做了碎片化处理，现场建构的议题作为愿景快速传播，形成类似于梅洛维茨所谓的“更后后台”或“更前前台”的传播行为。由于这个虚拟的场景是匿名的且是自愿加入，因而传播的氛围更轻松更易形成交流时的亲近感，更能消除文化传播中因为远距离传播带来的场景差异，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面向其他不同类型文化的传播。

三、从精英文化观到大众文化观：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迁

人际传播传者与受者的数量有限，信息影响面较窄，反馈即时，是一种典型的小众传播。对借助人际传播的文化而言，其传播价值往往就在于稀缺性和精英性。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人际传播为主，精英文化观念一直是其主要的文化观念。总体来说，精英文化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重视传播中“人”的因素，强调传播主体和客体的特定性

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水族古文字“水书”为例，这种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特权，为“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的文化精英团体掌握，其传承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水书先生群体内部进行。精英文化观重视特定传播对象的选择，却往往忽略了“人”生存环境因素，即掌握特定文化的群体，生存状况会随着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当他们出现生存危机的时候，特定的文化也会出现传承危机。今日的水书正如同某些学者所言：“水书先生在‘水书习俗’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水书先生通过口传心授及抄录记载水族古文字形成水书文献的形式传承‘水书习俗’，可谓‘水书习俗’传承的桥梁。一旦水书先生这个群体消失‘,水书习俗’在水族民间的传承也将终止。”⑤时至今日，随着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衰落，水书及水书习俗的传承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对深度传播的认同

所谓深度传播，指的是揭示传播内容的本质、运作规律，以求获得受众对其的深度理解和认同的传播。精英文化观念主张通过长期研习接触到文化内核，或是对文化的某种形式作系统掌握，由此教育等组织传播方式成为必要的传播途径，深度传播是一种研习的行为，传播规模不可能很大。由于强调维持文化的本真、原质和纯粹，精英文化观普遍对工业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反感。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手工艺制作方法繁复耗时，但许多传承人仍坚持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对于旅游商店中机器工业的复制品，普遍持否定态度。根据梅特卡夫法则⑥，通过网络传播的媒介产品也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即媒介产品的消费效用随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网络是新媒体的基本形态，而且网络传播并非是单向传播，而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互为传者和受者。随着新媒体受众的不断增加，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加之网络传播的扩散性，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扩散中心，使得借助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其消费价值也随新媒体用户的数量增加而递增。当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其价值判断日益受到用户数量制约，原有的仅对少数人进行深度传播以体现文化价值的观点，必须转向大众化的普遍传播。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开始借鉴流行文化的传播形式。注重适应新媒体媒介属性，强调文化传播要适应大众需求，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观正向大众文化传播观转变。以藏族文化传播为例，游戏公司从2010年进行封测的以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为背景的《藏域》开始，后续开发出以小说《藏地密码》为蓝本的斗游产品《藏地传奇》，在网游公司计划开发的游戏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2011年，借助日本动漫制作的先进经验，中日首次合拍了动漫电影《藏獒多吉》，在视频网站上取得了相当高的点击率。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普通大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即对某种文化而言，掌握的人越多，其影响力就越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其生命的价值表现为可以通过传播行为影响到不同的人群，影响到的人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传播行为是传播内容在时空中的变化，通过传播，内容物还有可能具备一定商业价值。对传播者而言，比起对传播内容的掌握，传播的积极主动性和传播行为本身更加重要。媒体的合理认知和高度参与精神，是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提。

四、结语

在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障碍正在逐步消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传播时代。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新媒体媒介属性就会影响到文化本身。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不敢妄下断语，但值得肯定的是，新媒体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的文化交流，在带来挑战和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使其融入人类文化大家庭，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同发展。开放、创新、尊重文化个性、主张兼容并包的新媒体，将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无限可能。

作者:沈广彩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9.

③④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18.

⑤欧阳大霖.从水书先生群体状态看“水书习俗”的传承危机[J].民族艺术，2008(2):11.

⑥用以太网的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命名，指的是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用户数量增加使网络价值不断增加。相关论述见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著《传媒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