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亡的故事

时间:2022-06-06 11:54:47

永不消亡的故事

在国内文坛“穿越”盛行、“段子”横飞、宫闱戏扎堆之际,一本《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在微博上转来转去,引起了不少的“围观”。观者除了夸赞该书文图相得益彰、精致美丽外,就是感慨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之原汁原味、活色生香。一本司空见惯的故事集,引出了一个陌生的著名女作家,引爆了人们对古老故事的新兴趣,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故事的作用、故事的命运、讲故事的艺术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在汉语中,“故事”是个含义丰富的词语。故事,既可以解释为旧事、旧业、先例、典故、花样等含义,同时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跌宕起伏,从而阐发道理或者价值观。在我看来,1996年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就是故事》很有意思,在朴素的语言间展示了“故事”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张力。歌词这样写道: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

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

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

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

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里的事也许是已真实

故事里的事许是从来没有的事

其实故事本来就是已故事

故事就是故事

故事就是故事

确实,故事本来就是已故之事,但怎样把这已故的事讲好,那可是个大学问。

无疑,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1940—1992)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给后人9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集,还有大量的诗歌、舞台剧、广播剧以及电影剧本等。她擅长把哥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童话故事、女权主义观点和社会现实糅合起来,以独特犀利的视角、丰富的想象力、风格迥异的写作手法闻名世界文坛。她的作品文体繁杂、体裁多样。英国《卫报》赞誉她“作品令众多批评家头晕目眩”(2004年5月15日版),人们赞誉她是20世纪最为怀念的已故作家之一,甚至比维吉尼亚·伍尔芙更受关注。她逝世之后的三天内,所有书籍被抢购一空。这位常常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优秀作家,成为英国大学校园内拥有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2006年更被喻为是“安吉拉·卡特之年”,在英国掀起一阵卡特热潮。可惜,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安吉拉·卡特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女人,甚至从未闻乎其名。

安吉拉·卡特一生酷爱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从西伯利亚到苏里南,她从世界各地的丰富资源中找到了这里收集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所谓的“精怪故事”,安吉拉将之定义为“不严格遵照现实原则、情节常述常新、通过口头流传的叙述”。精怪故事里很少有温情脉脉的仙子、精灵,而是多发生在黑暗的梦幻疆土,里面充满鬼魂与诡计、懂魔法会说话的动物,还有各种谜语和诅咒。该“精怪故事集”英文版分两卷出版,1992年卡特去世之前,第二卷的手稿就在她手边,“我只想为了姑娘们把这个做完”。甚为惋惜的是,她没来得及写该书的引言,也没完成笔记。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飞翔在世界各地的、浸染着漫长岁月灵韵的故事陪伴着她走完了人世间的路。她收集它们,选择它们,然后将之分门别类,而每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或聪慧,或狡黠,或美丽,或丑陋,或忠诚,或奸诈。安吉拉·卡特的故事集中收录了4个中国故事,其中的《板桥三娘子》,采自唐代小说,就是著名的“变形记”。

安吉拉·卡特为什么一任自己沉浸在惊奇、阴暗、残酷而欢乐的故事之中呢?事实上,大多数的故事都不止书里呈现的这一种形式,而是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亚美尼亚的《诺莉·哈迪格》与经由格林兄弟和迪斯尼出名的《白雪公主》颇为相似,格林兄弟的《小红帽》源于贝洛的童话,在欧洲流传了很久的《猫女巫》起码能追溯到16世纪法国的狼人审判……即便对于基本相同的叙述,不同的社会也会读取不同的含义。例如,精怪故事中的婚礼在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就有着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叙述者的转换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含义。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到世界各地并生根发芽,又滋生出更多的种子。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想象力和经历吗?还是因为故事便于携带,它们随着人的迁移而传播?对安吉拉来说,故事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性格的形成。她想通过这些历史悠久的故事说明:对于相同的处境,即“生”这个大范畴,人们的回应是多么丰富多彩。而实际生活中,女性特质在“非官方”文化中的表现又是何等的姿态万千。

安吉拉在未竟的手稿中留下了四条谜一般的笔记:

瓦尔特·本雅明说:“每个真实的故事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故事的非迷惑性

帕斯卡说:“再贫穷的人死时也会留下些什么。”

精怪故事———狡黠与兴高采烈

尽管支离破碎,这些语句却表达出了安吉拉的哲学。她珍视穷人的智慧,赞赏民间文学反映真实生活的强大能力,那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设计的计谋。生存向来是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狡黠最终取得胜利之时,乐观主义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慢慢降临。安吉拉尖锐地批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民间故事所表现出的轻蔑,而实际情况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几乎创作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文学。她喜欢民间故事中可靠的常识、直截了当的目标、善恶明晰的道德区分、狡猾的计谋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安吉拉·卡特一任自己的才情在高空中驰骋,但她的目光却执著地注视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她曾经说过:“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这样的概括,本身就让人叹服,那将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既放飞了卡特的奇特想象,也成为她再创作的源泉。意大利作家、寓言家和童话采集者伊塔洛·卡尔维诺坚信幻想和现实间的联系:“我习惯将文学视为知识的探求”,“巫师在面对部落生活中的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受层面,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具有巫师的智慧与狡黠,她在穿越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找到了叙述另一个故事的途径,找到了为读者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的途径,就像精怪故事的主角大多能变形一样。这位曾经获得过莱斯纪念奖、毛姆文学奖、切尔顿汉姆文学奖的奇特女人,成功地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改写成现代故事,达到了传统形式和现代意识的完美交织和统一。她将法国作家贝洛的童话《蓝胡子》改写成中篇小说《血淋淋的房屋》,将几百字的《小红帽》改写成近5000单词的现代童话故事《以狼为伴》,将《美女与野兽》》华丽变身成小说《老虎的新娘》,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在恐怖离奇间糅合了家喻户晓的睡美人和白雪公主……安吉拉对大量的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进行戏仿,而故事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她对女性的偏爱显露无遗,但她没有滑向女性主义,却找到了一条原创而有效的策略———从厌恶女性的虎口夺下对女性有用的故事。评论者认为:“卡特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故事,而她较长的作品则是扩展的故事,或者是以故事为中心的长篇小说。”(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中预言:“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失。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究其原因是“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那些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露水的故事,那些浪迹天涯的远方来客讲不完的故事,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都被工业化的大潮裹挟而去、渐趋没落,就连听故事的人也逐渐散去、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书斋里的个体写作和沙发上的孤独阅读。本雅明精妙的分析令人叹服。这也同时验证了安吉拉·卡特在该书《引言》中所说:“这本书里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来自对人性的朴素理解。”自从17世纪人们开始使用廉价印刷工艺后,故事开始进出于书刊文字。这既加速了故事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讲故事这一祖传的手艺渐趋凋落。

我时常想:在大众写作的时代,生产出来的故事好像越来越多,可为什么我们记住的故事屈指可数?美国肥皂剧《豪门恩怨》直白地挪用了格林童话里的演员表,可为什么风靡一时?为什么著名女作家池莉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写出个让全世界感动的故事?张艺谋为什么总是说自己拍电影时考虑最多的就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现在,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但会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在“会”与“不会”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本质性的区别?安吉拉·卡特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故事不像短篇小说那样记录日常经验,而是用一套从日常经验背后隐藏的东西中获得的意象系统来诠释日常经验。”生活经验的缺失埋葬了写作者的才情,诠释能力的失当磨灭了写作者的哲思。目前,国内文坛“穿越”盛行、“段子”横飞,大量的穿越剧保持着一贯的雷同和平庸,徒有“穿越”的外壳,却从未脱离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这诸多现象背后实际是讲故事能力的衰退,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讲故事者与听者之间交流经验的能力被剥夺了。

故事衰落了吗?故事会消亡吗?我情愿相信:衰微的是传统的“讲故事”的艺术,而不是故事本身,人类对故事的爱好也不会停止。在民间文化、口头传统、文人创作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尽管细若游丝、若隐若现,但从未中断。果戈理与《狄康卡近乡夜话》、华盛顿·欧文与《庄园见闻录》、史蒂文森与《新天方夜谭》、列斯科夫与《奇人录》、霍夫曼与《侏儒查赫斯》、高尔基与《伊则吉尔老婆子》、叶芝与《凯尔特的薄暮》、卡尔维诺与《意大利童话》……散发着芬芳的古老故事在不同作家的笔下重新熠熠生辉。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会不断变形,随风潜入夜,潜入电影、电视剧、动漫、广告甚至笑话,在边缘处被不断地讲述和传播。

民间故事的结尾都很有意思。我最喜欢亚美尼亚故事的结尾方式:“天上掉下三个苹果:一个给我,一个给讲故事的人,一个给逗你开心的人。”

(本研究是“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PHR201108092)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责任编辑刘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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