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力资源外流对“三化”战略的影响刍议

摘要：一定区域的人力资源流向是其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体现，同时也直接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贵州从改革开放之初极少的人力资源外流，到目前已成为全国人力资源净流出较多的省份之一。本文以贵州人口信息系统数据为基础，分析了贵州人力资源外流的总量和结构特征：一是流出总量大，且增长趋势明显；二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且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三是流出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且多数人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原户籍地。并由此从人力资源角度初步分析其对贵州“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长期和短期影响，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贵州　人力资源外流三化影响

人力资源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普遍现象，但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内一般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倾向性流动，而处于变革发展中的经济体往往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倾向性流动迁徙，如美国西部开发时期出现的人力资源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迁移现象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逐渐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倾向性流动迁徙，其流向趋势主要是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在此进程中，贵州从改革开放之初极少的人力资源外流，到目前已成为全国人力资源净流出较多的省份之一。

一、贵州人力资源外流现状

贵州人力资源外流近年来呈现急速上升趋势。据贵州人口信息系统(Population InformationSystem，简称PIS系统)自2003年正式运行以来的统计监测显示，2003年底全省户籍人口流出省外共215.1万人，2011年底上升到535.3万人，8年时间翻了近1.5翻。由于我国每年春节前人口回流对统计造成的波动影响，未能反映当年真实的流出量，现以2011年8月底PIS系统提取的数据对流出人力资源总量和结构分析如下：

1.净流出。当期，全省流出省外人口573.5万人，男性320.36万人，女性253.15万人，分别占55.86％和44.14％。其中15岁至64岁劳动力人口517.3万人；同期全省户籍人口4182.6万人中，劳动年龄人口为2977.9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中流出占户籍的比重为17.37％；同期，省外流人贵州51.5万人，其中15岁至64岁劳动力人口42.1万人。全省净流出劳动年龄人口475.2万人。

2.年龄结构。当期，全省流出省外的517.3万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占97.46％，45岁以上的比重极小。年龄比重峰值出现20岁至25岁之间，占21.03％，20岁至40岁之间流出比重逐渐下降，但仍维持在10％以上，40岁后流出比重急剧下滑到5％以下(见表1)。

在全省户籍各年龄段劳动力流出人口中，最集中的为20岁至35岁，流出人口占同年龄段人口比例均超过1/4，其中25岁至30岁流出比例近30％为最高，45岁以上流出人口比重最低，均低于5％(见表2)。

3.学历结构。由于贵州PIS系统对学历信息的采集要求为可缺省，当期系统采集到了近六成流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学历。通过对该部分流出人口学历的统计推断显示，流出人口中以初中学历最多，占48.23％，其次为小学学历，占34.36％，高中为12.7％，大专以上为3.51％，文盲为1.2％；按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含中专)12年、大学16年、研究生19年的标准测算，流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3年，高于“六普”的全省6岁以上常住人口7.41年的水平，但仍显著低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全国平均水平。该白皮书称，截至2009年底，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8.9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

4.负担结构。当期，全省常住人口中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为8.18％，少儿扶养比为24.45％，总负担系数32.63％；流出人口中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为0.27％，少儿扶养比为9.53％，总负担系数9.79％。流出人口各项负担系数显著低于常住人口，说明流出人口只有部分携带老人和孩子同时外出，而大量的老年人和儿童则留守原籍。

综上所述，贵州人力资源外流当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流出总量大，且增长趋势明显；二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且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三是流出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且多数人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原户籍地。

二、对全省“三化”战略的影响初探

人力资源作为市场核心资源和竞争要素，具有物质资本和竞争主体的双重属性。双重属性的共同作用，加强了其较一般物质资本更加灵活的流动性，在市场资源配置和竞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区域的人力资源流向是其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体现，同时也将直接影响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一定时期内，人力资本大量积聚的地方经济往往呈现快速增长，竞争力增强，反之则可能使经济增速变慢，竞争力减退，长时期流失甚至可能出现经济低迷，这一点已被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现将贵州人力资源外流对“三化”战略的影响作初步分析如下：

1.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PIS系统的抽样统计推断显示，2011年8月流出人口573.5万人中，96％为农村户口，仅4％为城镇户口。如果以“六普”公布的贵州城镇化率33.81％为2011年8月的城镇化率近似值计算，同时假定农村户口即为农村居民，城镇户口即为城镇居民，则当期由于人口外流对城镇化的贡献是4.09个百分点，即如果所有流动人口不外流，城镇化率仅达到29.72％。虽然当前人口外流对城镇化率具有明显贡献，但从长期看这一贡献是脆弱的，有两大因素决定了流出人口随时存在回流的风险：一是流出人口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在务工当地获得持续稳定收入并长期定居的比例较低，二是多数流出人口的父母和孩子仍留在原籍。因此，外流的人口在遭遇特殊波动时极易造成规模化回流，重新给原流出地的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冲击，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大量回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