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育人理念及创新办学模式

编者按：移动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高校过去的教育模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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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编者按：移动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高校过去的教育模式，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新技术与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必将推动我国教育的变革，重塑传媒教育模式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互联网与教育深度融合，是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必然产物。开发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并进的办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进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将传统教育和现代传媒教育融合，是中国高校第一个全艺术学科汇聚、艺术与传媒结合的学术与创作并进的独特学院，巧妙地把艺术与传媒相融合，不断促进学院产业多样化、合作国际化，形成中国艺术传媒教育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期访谈栏目有幸采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让我们在感受艺术与传媒融合后迸发的魅力的同时，一起体悟周院长睿智创新的育人思维及在国际视野下的办学模式。 周星：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5～6届成员、教育部首批审核评估专家、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电影审查委员，担任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艺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教育与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其他社会职务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还任多项国家艺术学科、基地、科研课题、教材评审专家委员、电影金鸡奖评委、电影华表奖评委等。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入选奖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周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大数据时期的传媒转型备受瞩目，这对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模式影响较大。在大数据时代，贵院的教学模式和育人理念较之前有什么变化？

周院长：感谢贵刊的采访！从总的方面来说，网络移动媒体、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的传媒教育模式，逐渐发现或者说是在近两年迅疾地发现，这些变化对我国高校教学模式影响很大。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传媒的基本原理发生了变化;二是教学模式的变化。学生接受媒介和其传播的方式变化非常大，其中体现在资料的摄取标准和摄取途径都和大数据密切相关;三是教师的教育模式遭受到新媒体的挑战。反应在我院的教学模式上，首先是教学体系的变化，包括传播者、教育者以及社会的评价，促使我院的教学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变化从大的观念来说，实体教学课程把量化数据的衡量方面的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现在学生上课的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在课堂上就拿着移动端、APP，以实现资料获取、资料判断，包括数据的点击、回答等，所以目前的课程模式较过去有明显的变化。在研究和教学体系上，我院设立了一些研究中心，如数字影像研究中心、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以及大数据调研媒介研究室，这给我校适应这个时代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媒介调研室是的调研点，这促使整个教学体系介入新的时代课程;其次，我院2014年初设立了北京市重大项目“首都网络信息引导机制研究”课题，带领学生做这样的研究课题，在整个研究方向、课程的设置都有很大的变化。以上这些，包括传媒人对务实、对适应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生、本科生的要求，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最后，跟这个研究直接相关的人选择课题的时候，包括设置要求的对象等都随之调整。对于大数据，有人也有各种疑问，所以我们还要保持传统教学体系中比较有经验和成熟的东西，稳步地去适应这个时代，过快、过急、急功近利都是不应当的，但是落后、不务实、不适应大数据年代，传媒的教育就会落伍。我觉得这是每个学校与传统保持的界限程度，已有经验不能丢弃，但是新的时代变化必须要有，这个变化在教学、科研过程中都能呈现出来。

记者：贵学院注重与国内外艺术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国内众多重点综合大学及艺术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这些交流合作对贵院发展有何促进？

周院长：网络时代，特别是移动媒体时代，教学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封闭式的教学体系、教学的自主性受到冲击之外，最主要的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已经被逼到了关口上。我院将全学科的艺术和传媒合在一起，从艺术理论、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动画艺术、电影、电视、书法、数字媒体都进行了很好的融合，这种综合性是国内高校二级学院里所没有的。还设置了传媒研究这个学科体系，在国内高校也是少有的，这就决定了我校自身学科体系本身的互融和相互借鉴，而且很受益，这正好迎合了时代的发展。同时本身的学科交融为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开辟了更多的渠道，可以比较开放的和国外进行交流。近两三年，我们突然发现，过去我们是主观地求着和国外的院校合作，现在国外许多名校积极主动要与我院进行交流、授课，有的还开展了校级联合等进一步合作。目前，我院和十几所院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出访也非常有成效，还和重要院校共同做人才培养，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科体系建设。开放后的联合合作，不再是过去单面性的艺术，国外高校给我们的冲击很大，这种冲击主要在学理和学术方面，包括大数据这种文化意念、观念上的变化。这种交流的成果，越走到高端，越要有专业性。在国际合作方面，基本都是和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共同开展某方面的艺术研究。当然和国内院校的合作也很多，每年都会和一些重要院校开展校际的大问题研究，比如大学生电影节，2014年电影节由我院和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五代电影30年研讨，是“双城记”的跨地域研讨会，就是典型研究范例。在影视音乐方面，我院成立了一个全国唯一的影视音乐研究中心，受到全国各地的影视和音乐专家的高度认可，截止2015年在北师大已经做了第三届。再如2014年我院承办的香港电影100年学术研讨，也是我院扩大域外合作的典型案例。合作是务实的，而不仅仅是签订协约，合作的最终落脚点在专业和学科体系及学术事业上。和国际院校的合作，我们是站在学科前沿和国际发展的前锋，视野始终保持高端行列，立足前沿，这样我们的教学体系就会变得非常宽阔，这对我院的教学体系和艺术学科建设非常有好处。我院实施开放视野培养人才，取得了很好的实效。我院的毕业生胡伟进军2015年奥斯卡提名奖，这是唯一的华人进军奥斯卡短片真人奖五项提名人。

记者：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依您看，目前我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出口情况如何？影视文化产品出口对我国影视文化发展方向有影响吗？

周院长：与影视传媒自身相对应的出口，当然要承认不足，虽近十年中国影视业本土市场在好莱坞受到不断挤压，但近年来呈连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国产电影份额不断增长，基本都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长份额。现在本土的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产值从100亿到170亿再增长到230亿，到2014年将近300亿的市场，大部分年份国产电影占比超过50%之多，在好莱坞大片占领市场大比重的情况下，我们总量还能占这么多，还是值得欣喜的。好莱坞已经看到中国电影是世界第二大市场，而且在近几年内发展非常迅速。预计2017年是很关键的一年，2014年我国差不多接近50亿美元票房，在2018年前后中国将并驾齐驱于北美市场达到约100亿美元，全世界人都看到了中国强硬的国内市场总量发展。反观这几年，我国影视产品的出口没有什么起色，有的还会往回缩，一方面我国的影视产品没有走出去，这折射出了我国影视行业的弱点，我国影视产品本身在国际化或者好莱坞的牵制下，向外拓展的观念受到限制。我国的影视作品迎合受众意图越来越明显，可以说是获得了成效，但是的确存在降低文化产品的艺术质量，简单迎合文化潮流的趋向，影视作品在国外得奖越来越少，发展越来越受局限，这就说明我们至少到了一个节点，国内市场不断往上走，影视产品在满足国内过分娱乐上且不说合不合理，但是在国际上受挫明显。我们主张要国际但未必要迎合国际，首先要满足国内，这是我的基本观点。我国的影视作品有很多不完满和缺陷，这是问题的本源，被出口这块的影响力显然不高，这方面的国际输出一定有缺憾：一是艺术的质量问题;二是疏离国际文化的先锋潮流不断去屈就市场受众;三是市场受众不断推高要求，与之相应的却不匹配;第四，我们的文化引导政策是需要做些调整的，不能一味的将娱乐作为推高票房的唯一标准，应该开发多样化的艺术。有些没有市场的作品确实是具有某些精神内涵。好作品要让年轻人感兴趣，让他们在看多了娱乐产品的慵碌状态中看到自己的不满足。我们面对好莱坞的强势，特别是2015年世界的高技术电影群集进入我国市场，会很快在目前观众的趣味中拉动很大的票房。因此国内的阵地首先要把守，不盲目地效仿国外。但是高端的影像，尤其是中国的市场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要提高。我们要反思，世界电影为什么选不上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影视在技术上、内涵上和好莱坞相比还是有差距，我们该到一个高级别上和他评比，就自然能在国内占据市场，在国外又能更大地推广中华的文化传统。

记者：受移动互联网影响，网络对影视文化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及受众面影响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所谓的“网络文化”，您是如何看待网络文化的？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院长：我想这个问题是现代人过去没有遇到的难题，所有人都不可改变网络文化和网络内容产品以及网络媒介系统，包括移动互联的市场越来越广阔。比如全世界的纸媒正在慢慢衰弱，虽然不能简单地说纸媒慢慢转移到移动互联上了，但是现在人们的阅读渠道以移动互联为主，和移动相关的内容产品也越来越多。我国影视行业，也迅疾地被移动互联接受，因为只有移动互联才有可能进行大数据的瞬间整理，才能更精准的生产。移动互联的这些优势，对文化标准的确立具有一定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新的一代人从小就在移动互联、网络上生存，这一代人就完全依赖移动互联。一些人虽觉得不应该丢弃纸质读本，但又必须认可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前提下，网络和移动互联带来的时代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阶段，体现在人的交往、购物、企业运营等方面。移动互联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个根本的变革包括内容产品的变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流、传输等的变化，内容不管是新闻还是人们获取的影像、获取的资料等人类的精神思想产品。比方说一开始提到的大数据，它有这种即时条件，瞬间就可以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喜欢什么等，以精准的对于物象的投入来和你交流，但这样人们的隐私也会被泄露出去，这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这时候，互联网的优点也变成了缺点，也就造就了人们的浮躁心态，从而削弱了人们的智力。要让人有更多的思想，我们在教育上就要倡导并相信人是有智慧来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如防范网络黑客、辨别网络谣言都是需要智慧的。知识永远重要，但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已经不是死板的了，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手段了。移动互联时代，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更快的掌握权威，掌握新的知识。这样的状态下，对学生的教育在教学体制和方式就要有所改变，网络教育很好，但是我总体想说，首先你要适应这个年代，因为你根本改变不了，其次适应这个年代的同时，要坚信知识的重要，坚信我国传统文化具有的持久魅力。大数据只是泛众的普遍性东西，人类是不能没有智慧的引领，否则我们都会臣服于机器人，这样辩证的认识越来越重要。新时代的人必须有思想有智慧地去判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切。所以学校教育，如艺术教育、传媒教育就要意识到，要培养出适应这个时代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才至关重要。

记者：融媒体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依您对影视文化传播的研究，请谈谈影视文化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有效传播？

周院长：影视和互联网天然是相融合的，对于影视的前端拍摄来说，它和互联网出现后走向相关，互联网的核心带来的高技术传播与DV摄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自己拍摄的作品可直接在互联网上去传播，所以就出现了微电影。回到整体上来说，互联网改变了影视作品以前只能依赖于单一的电视台和影院来传播的模式，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影视作品必然要受权威部门的控制、审查，也许还有指标的下拨。但是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和被普及应用，越来越发现这种变化是不可估量的，比如在大众场合，电影这种娱乐性、小众化的东西，没有移动互联网，也就难以扩大。但是影视这方面，除了大作品里大众的娱乐作品，票房很高，是从策划开始就迎合粉丝，必须通过调研包括数据调研才能获得大众的认可，所以明显要和互联网结合。比如，年轻人一些个性的炒作，在大市场上不可能行，但是在网络上，也有很大的受众。其受众量、点击量、互动量及评价的影响都依靠网络。怎么有效地利用网络来传播，以扩大自己的交流领域，培植自己的受众群，包括粉丝群等自己的小众群体，扩大影响力？大众产品筷子兄弟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从网络走向影视，从影视回到网络，当然这也会产生诸多现象，都是正常的，不管作品像《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节目如何评价，确实不可分离。总之网络和影视之间的关系是不能被截然分开的，它们其实已经密合在一起了，所以它天然就应该用网络来传播。聪明的影视人从网络来窥测自己的走向，让影视和商业这些东西通过网络在大市场结合，要适时地做宣传的时候，看他的呼应度，有的在大市场不受欢迎，但是通过网络就能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收益。总之，在网络上也是要保持自己电影的品质，还要保持电影内在的东西，其他的影视产品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在网络中也不能随波逐流，你了解网络的时候，就要去研究网络的受众有它的大众性，同时有它的圈子性，但是相信好的内容产品，怎么适应网络的宣传，我想这个肯定是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做的研究，网络对于传播，对于影视的器质上的变化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