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文房四宝·砚

砚台与习字作画初无关系，上古之时虽有刻写绘画图案，但并没有出现砚台。早在新时器时期（公元前20世纪），人们已开始研制颜料，绘制装饰图案，但是，因为古人做事简单，凡遇可以用墨或颜料的地方，即持颜料或持墨研磨，所以后来砚台也称“研”，或称“石友”。可见最初的研磨工具并不讲究，是随机利用的。唐人文嵩与韩愈以笔拟人作《毛颖传》一样，写有《即墨候石虚中传》一文，从此，“墨候”也成为砚台的雅称。在伍缉之《从征记》中记有“鲁国孔子庙中砚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时物也”。从今天掌握的情况看，这些传说都不足信。砚台出现的确切年代当在汉朝，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制；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冰”。这是有关砚的比较可信的最早记载，与松烟墨的发明时期相去不远。

我国古代的石砚，其作用是将墨色及颜料研磨至细，以利书写。从汉代至魏晋时的石砚，大都是盘形，其中可盛不少墨。又因为古人席地而坐，所以一般的砚台底部都有腿，以便书写时取用。在汉代至两晋之间，文士们都喜爱圆形三足式砚，北朝时又崇尚方形四足式砚，隋唐时又盛行龟式、屐式、箕式，以及山峰多足式等砚。这些时尚形制从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一个时代文人的志趣和工艺品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石砚多取天然砾石为之，后来逐渐扩大了砚石选材的范围，除用天然砾石、玉石外，尚用金属（主要是铁）、陶瓦、澄泥、缁石、磁石、水晶、翡翠、碧玉、银、漆器等做制砚之材，可是没有什么佳品。在这些砚中，以陶砚的使用最为普通，形制也多样和灵活。据宋儒苏辙《铜雀砚铭引》说，“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古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甚坚而泽……”《文房四谱》也说，瓦砚“贮水数日不渗”。又据清人朱栋著《砚小史》记载，古人尚砖瓦之砚，著名的有阿房宫砖、羽阳宫瓦、未央宫瓦、未央宫砖、新制未央瓦、长乐宫瓦，石渠阁瓦、汉祖庙瓦、楚王庙瓦、铜雀台瓦、兴和砖等十数种砖瓦砚。

铁砚的记载最初见于张华的《博物志》，据说汉武帝时于阗国曾贡献铸铁砚，汉武帝以此铸铁砚赐给属下。澄泥砚（包括石末砚）也是一种古砚，在塑造烧制之后方可用，其性含津益墨，在唐朝颇受欢迎。据《砚记》记载，“虢州澄泥，唐人以为第一。唐人所用皆陶”。石砚最初以青州石末砚为上品，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对此甚为褒奖。至宋朝，因为端砚、歙砚渐有名声，所以青州石砚渐渐失色。苏轼曾说，“此砚（指青州石末砚）在青州甚易得，凡物耳，无足珍”。

砚台发展到唐朝时，石砚渐为主流，工匠们先后发现了端石、歙石、鲁石、洮石等适宜于造砚的材料。特制是端砚和歙砚的出现，使砚台的选材和制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端砚是以广东肇庆端溪所产之石为之。端溪在肇庆东烂柯山（亦名斧柯山）西麓，溪边的石头可以制砚，唐宋两朝的工匠们即在此采石。端砚的特点在于润墨不干，砚之上品还有鸲鹆（鸟名，今人称“八哥”）眼等饰物和花纹，除研墨处而外，都可做雕饰的空间。《文房四谱》曾说：“端溪石为砚至妙……如猪肝色者佳，其贮水处有白、赤、黄点者世谓之鸲鹆眼。”欧阳修在《砚谱》中说，“端石出端溪，有鸲鹆眼者为贵”，此论在《观林》一书中亦同。在端砚中，一般以青色和温紫色材料的为上品，深紫、青绿色次之，而苍灰黄褐色的最差。《砚小史》列端州砚二十六品，表明了虽同为端砚，但优劣价值可以相差很多，砚材的天然成色和砚材取舍的技巧是砚台价值的关键所在。

歙砚是以安徽歙溪所产之石为之，也是砚中上品。世以其和端砚并称，被视为砚中双璧。歙砚亦称龙尾砚、婺源砚、罗纹砚、金星砚等，是因为它的确切产地在今江西婺源的龙尾山。婺源自唐朝初直至宋代中叶一直隶属歙州，所以龙尾砚一直被称作歙砚。歙砚的开发最初在唐朝的盛世玄宗开元年间，当时人们发现，歙州的龙尾山一带有一种黑色的卵石，其质“细润如玉，发墨如油，并无声，久用（笔）不退锋，或有隐隐白纹成山水、星斗、云月等象”。在歙砚中，罗纹粗的为下品，细的居上品，所以石纹精细缠密如刷丝的好砚，又被称为刷丝砚或罗纹砚。

应该一提的是，古代砚石材料的开采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石匠们往往冒着生命危险进砚坑洞，才能采到一些理想的砚材。如在端溪著名的水岩，砚坑洞口在山岩下面，进口处只能容一个人爬行而入，洞身狭窄不能站立。进洞后每隔三尺坐一人，用水罐依次把水传递出来。由于洞内无光，必须用油灯照明，石匠们在这样昏暗的光线里挥锤凿石，有时要半蹲半跪，有时甚至要卧地操作，非常辛苦。难怪苏轼有诗叹道：“千夫挽练，百夫运行，篝火下，以出斯珍。”

明清时期，端歙等砚材得到世人的普遍喜爱，搜求佳砚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的高雅嗜好，特别是文学之士在砚上所刻的砚铭和肖像，留存了许多精妙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为后人提供了文字和形象的宝贵史料。与此同时，在工匠中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雕砚能手，包括顾二娘、王岫筠、汪复庆、梁仪等人，后来又有陈端友等人。在砚台的形制上，也由原来变化不多的圆形、方形、屐式、箕式、插手式、太师式等，逐渐丰富为日样、瓢样、马蹄、新月、莲叶、人面、宝瓶、古钱、灵芝、蟾蜍、犀牛、鹦鹉、琴、龟等多种随形的形式。到了近代，琢砚家吸收了雕刻艺术的特点，利用细润的砚石，自然的纹色，悉心摹拟各种自然生物的美妙神态，大大提高了砚台的艺术价值。

对于端砚和歙砚，千百年来研究的人一直很多，从宋至清已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留下，如宋人米芾的《砚史》、吴兰修的《端溪砚史》、朱栋的《砚小史》、无名氏的《歙州砚谱》，以及孙毅的《歙砚辑考》等，都是较著名的。当时人们对砚台的研究多偏重于实用，而今天看来砚台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从砚台的选材、花纹形状、雕饰、造型等方面都可以给人以文化艺术的启示和美的享受；古砚上的铭文和题跋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反映出砚台主人的志趣、思想、学识、修养、襟怀、精神追求和当时的情况。因而，砚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被视为一种具有高度文化艺术综合价值的瑰宝。

对于今人来说，“选砚”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知识，在了解了砚台的简单历史之后，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唐代人说，“水中石色青，半山石色紫”，是为佳砚。宋人云：“乾则灰仓色，润则素紫色”。古来讲求砚台的人，大都以淡青色砚台为最贵，以青紫、青黑者居其次，以紫色又次之，他们认为灰黑颜色的砚台是砚中的劣品。比较奇特的是，在端砚中还有一种红色的砚台，古代时曾为一些文士所崇尚，可是后来渐渐被人视为俗物，“雅所不取”。

初学写字绘画的人，不必高求端歙良砚，但取池宽面细之砚即可。选砚时，可以将数方砚排列好，研墨试之，用同样的墨、同样的水和同样的手劲去研，凡磨数少而发墨多，或是能感觉到墨与砚相恋不舍者，即为佳品；用手抚摸，砚面细腻如凝脂，润泽而不滑，石质坚硬而沉重，用物敲打有水珠之声，虽在盛夏，尤冷若寒泉，这样的砚虽非端歙，也是好砚。

从爱护和保存的角度看，砚台宜常洗，墨也最好随磨随用。古人说：“宁可三日不沐面，不可三日不洗砚”，又说：“多洗则不燥，且得神气”。因为不常洗砚则宿墨余滓会影响墨色的清新和颜色，还会给运笔书写带来困难。洗砚时不能用过热的开水冲，古人用枯莲蓬壳洗涤砚面，我们今天可用海绵（或其他柔软、吸水材料）蘸水擦拭即可。如砚面油气太重，不易发墨时，也可用肥皂清洗（最好不用腐蚀性强的去油剂），切不可用砖石和金属等硬物磨擦，以防损坏砚面。在研墨时，不要用颗粒粗的墨，若用新墨研时，要注意新墨有胶重坚硬、多棱角的特点，只宜轻磨，以免损坏砚池表面。另外，砚在用时放水，不用时则应晒干贮存，若长久浸泡，则砚台不利发墨，损坏了它的使用价值。

砚台的保存是此较便当的，用木托式木匣（如用贵重木材雕制，则其价值将与砚台本身相得益彰）盛放，既可保护砚台不损，又可在短期内保持墨汁润泽和新鲜，还利于随身携带，为书写绘画者提供方便。

除了“文房四宝”的主体内容之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其他传统讲究。如与笔相关的有笔帘、笔架、笔筒等；与墨相关的有放墨的墨床、收藏盒等；与纸相关的有裁纸刀、镇尺和多种形式的装裱等；与砚相关的有砚滴、砚床、砚盒等；与“文房四宝”总体相关的还有印章、印泥、台案、毡子等。任何一种物品都可能是文物或艺术品，也都会有诸多的文化价值，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

总之，“文房四宝”都有着相当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能兼书写工具、文物和艺术品于一身，放在屋里，可以应用，也不失为一件典雅古朴的摆设。在我们了解了文房四宝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之后，它们将更进一步成为我们的朋友，为充实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