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抗遗忘

梁鸿的新著《出梁庄记》以跟踪走访的形式，讲述了梁庄生命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城农民，他们的现状与境遇，他们的迁徙和命运。从内容上看，它完全可以视作当今“农民工”群体生态的缩影。虽然只是一个村庄的个例，却可以反照出一个时代，反照出中国当代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公，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亦因之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并具备了“私人史”的价值。

梁鸿历时两年并跨越十多个省市的走访，涉及三百多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已经逐渐摆脱经济的困扰，有的甚至已经跨进城市高收入阶层。但是，针对于大多数已经走出故乡的梁庄人而言，他们还依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他们的打工史就是他们的受伤史，甚至是死亡史，他们不得不忍受着身体的重负、身份的耻辱与心灵的伤害，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处境中，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而且，不管生活得好，还是坏，几乎无一例外，梁庄始终是他们的精神所系和话题中心。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均对自己所在的城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敌视。

比如，生活在西安的梁庄人，大都以三轮车夫为职业，作为他们日常谋生的主要手段。但难以想象的是，处身在底层社会的他们，所要面对的其实绝不仅仅是职业的艰苦和生活的艰难那么简单，他们同时更要面对社会的漠视，制度的不公，以及各类执法人员或明或暗的暧昧执法：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属于被追赶、打倒、驱逐的人群，而他们的应对方式，则不外在法律和制度的缝隙间游走，或者干脆紧紧抱团。一人有事，集体呼应，以民间组织的群体力量，来对抗伤害。这种对抗或许有悖于法律精神，但面对社会的不公，他们卑微，却心有不甘；他们丧失尊严，却不无生活理想。“农民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身份标签，当一个人只有借助于羞耻才能存在，除了克服羞耻而成为“羞耻”本身，他们还能如何选择呢？

当然，生活在西安的梁庄人如此，生活在北京、深圳、郑州等地的梁庄人也莫不如此。正像梁鸿所说的那样：“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

在《出梁庄记》中，的梁鸿除了力图以冷静的态度记录事实，字里行间，却也明显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议论和诠释。我想，应该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面对乡人的至爱亲情，面对家园的凋零和丧失，使她根本无法节制隐忍、置身事外吧，她只能在自己的文字中为他们奔走、呼号、鸣不平。她在书中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既是建构历史，也即意味着让所有的“农民工”说，让中国农村说。而只要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这些话语本身，又何尝不会汇聚成一种足以改变现实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