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的原因及防范对策

【摘要】最近开庭审理的谢亚龙案，因谢亚龙数次翻供引起社会关注。谢亚龙称受到刑讯逼供而做了有罪供述。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的现状又一次引起广泛讨论。本文试对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刑诉法的修改简要阐述防范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 有罪推定 沉默权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近十年来，赵作海案、杜培武案、聂树斌案等不断被媒体曝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来一些司法解释及规定，用于防范刑讯逼供。虽然如此，刑讯逼供现象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一、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及制度原因。

（一）历史原因

我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与封建思想对整个民族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构建有巨大的影响。封建社会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模式，证据制度为法定证据制度。国家机关主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并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尽管有其他充分的证据也是不能定罪的。因此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侦查与审判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所以刑讯逼供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现代社会侦查人员办案有负面影响。

（二）社会原因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国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冲突加剧，犯罪率不断升高。为了打击与控制犯罪，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手段。人民痛恨犯罪，且没有得到及时的思想引导，有罪推定的思想泛滥。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与法律制度都不能尽快适应社会的变化，难免出现一些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现象，刑讯逼供便是如此。

（三）制度原因

刑诉法修订之前并未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司法实践当中当然也并未遵从这一原则。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后，在现有的证据上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进而再通过刑讯逼供得到有罪供述。另外，我国刑诉法也未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诉法修正案中，只是延续了之前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仍然做了较多的限制。并且，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都由被告人一方承担，给非法证据排除造成困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1]

二、防范刑讯逼供现象的措施

刑罚的真正目的不是惩治罪犯，而是保护法益，预防犯罪。所以刑罚的强度不是以犯罪嫌疑人受到痛苦为标准，而更应当注重社会效果。刑罚对于他人的影响是正是法律想得到的效果———看到了别人因为犯罪的行为受到了身体的痛苦，贝卡利亚称之为易感触的力量。[2]既然如此，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造成身体伤害与身体痛苦的行为更是不妥当的。针对目前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封建思想的影响除了要依靠社会的发展逐渐消除外，关键是依赖于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当严格实行职业道德和业务考核制度，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选拔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进入司法系统。在一项针对刑讯逼供现象所做的调查中发现，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审讯人员提问方法不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反侦讯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严厉、生硬、粗暴；被追诉者抱有侥幸心理，想以假乱真、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判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愿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3]因此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可以有效的防止和限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技术措施。良好的司法体制的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本。除了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外，运用侦查及讯问过程中的技术手段也是减少刑讯逼供的有效措施。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讯问过程中须全程录像，但是司法实践中实施的并不理想，有些边远、贫困地区无力购买这些设备。因此，应当加大司法投入，配备录像设施，建设专门、设计合理的审讯室。另一方面，加大司法投入，运用其他合法手段尤其是高科技手段侦破案件，可以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

（三）完善法律制度。今年的刑诉法修改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刑诉法的修改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步。其中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且规定了由此产生的非法言词证据必须要予以排除使用。但遗憾的是，刑诉法的修改对非法实物证据并未做严格的排除规定，只是要求“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严格规范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由非法言词取得实物证据一般情况下都应当做排除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杜绝刑讯逼供现象。

此外，应当建立适当的沉默权制度。沉默权要求被告人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且被告人对是否作不利于己的陈述有选择权。沉默权在英美法系国家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不容置疑的权利，虽然近些年受到一些限制，但仍旧是最基本的诉讼制度。我国未对沉默权做明确规定，学界一般认为在我国未建立沉默权制度。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刑事诉讼方必须承担的举证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为刑讯逼供提供了潜在土壤。因此建立沉默权制度是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必不可少的措施。

结语：不能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就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有效制止刑讯逼供现象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着手，同时要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使全社会树立起保障人权、程序之上的司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刑讯逼供的产生。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严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2］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

［3］毕惜茜、赵桂芬：《在押犯罪嫌疑人心理状况调查之二———供述心理的分析》，载于《预审探索》，1998年第3期，第18-22页

作者简介：张玮滟，女，出生于1991.7.11，山西省太原市人，汉族，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2009级，研究民商法，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