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

摘要：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关键词：西方校勘学；理校；胡适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70―06

西方校勘学（western

textual

criticism），又称“文本考据学”、“文法学”。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一度隐没，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盛，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30年代，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作序，介绍西方校勘学“有古本可供校勘”、“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校勘之学比较普及”三个优点，并认为中国传统的校勘学不如西洋。继胡适导其先路之后，国内在西方校勘学研究领域鲜有学者涉猎。21世纪初，余英时为刘笑敢《老子古今》作序时感慨，20世纪以来相对于中西哲学、文学、史学的比较，“‘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

中国传统校勘学中，“理校”作为“校勘四法”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子夏校订“三豕涉河”时就开始得到应用。到了乾嘉时期，应用通博的学识，特别是小学知识进行理校，更是成为大批学者自觉的追求。但胡适在比较中西校勘学后，却认为王念孙、段玉裁等乾嘉学者“推理的校勘学”，“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因此，研究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就不仅涉及借鉴学习西方校勘方法，丰富传统的校勘理论，还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校勘学留下的大量理校成果是否“科学”，是否值得学习继承的重大问题。本文将试图从“理校的存在及其必要性”、“理校的性质”、“理校与本子的关系”与“理校的范畴及方法”四个方面，对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进行初步梳理，试图解决胡适提出的一些疑问。

一、“理校”的存在及其必要性

西方校勘学是在对古典文本、《圣经》文本、莎士比亚文本以及近现代作家文本的整理工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任务在于“推出一个与原本尽可能接近的文本”。而其方法则是，“根据本子和理性进行修正”。“本子”即是利用不同版本进行“对校”（re―censio）。在此基础上对异文进行“修正”（emenda―tio），则离不开“理性”的参与。这正与陈垣所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使用“通识”进行的理校，有共通之处，可以称之为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

如胡适所说，“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何以仍需要进行理校？原来，西方校勘学传统流派“折中法”、“谱系法”的整理对象，主要是《圣经》和古典文本。这些文本与中国先秦古籍一样，其原本因时代久远早已不复存在，流传中又存在复杂的版本体系。“折中法”即是广收众本，择善而从，难免遇到“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免不了需要理性的参与。“谱系法”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考察本子系统，但更注重比较不同文本中的讹误关系，依此对本子进行分组归并。例如，“如果有一个本子J，拥有另外一个存世本子F的所有讹误，另外还有至少一个讹误是自己特有的（独特讹误[peculiar

error]），那么就应当认定J源出于F”。此法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本子中挑出主要的代表性本子进行校勘，省去了遍观众本的麻烦。然而，“谱系法”往往将文本传承归纳为两支。两支中的异文，在“典型情况”中，异文一正一误，需要通过“选择”（selectio）得到原型的文字；在“非典型情况”中，两个异文是对同一文字的不同讹误，需要通过“推测”（divinatio）进行“合并”（combinatio）。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校勘都离不开理校。

西方校勘学中还存在一种“底本法”，主要针对莎士比亚之后的文本。英、美等国这一类文本的初版、修订本，甚至作者的手稿大都保存完好，不难从中选择一个最为可靠的本子作为底本，而只对其中的明显讹误进行修改。不过，英国学者格雷格在《底本原理》一文中提出应当区分“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以限定底本的权威性：“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们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一般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称之为‘非实质性’的文本异文。”“底本（通常）管辖非实质性文本要素的问题，而实质性异文的取舍属于校勘学的一般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超越了底本原理的狭窄适用范围之外。因而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形：在校勘整理中被正确的选为底本的文本，在实质性异文方面并不一定提供最多的正确文字。”既然底本决定不了事关文本意义的实质性异文，校勘活动在涉及这些异文时，相当于回到“折中法”或“谱系法”的在众多本子中择优而从，仍然离不开理校的作用。

二、理校的性质

胡适认为，中国因为“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推理的校勘学”，是与这种依据古本的“科学的校勘学”相对的“推理的校勘学”，“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既然西方校勘学中也必须存在使用理性的理校，西方校勘学者是如何定义理校的性质？是否不是“科学的校勘学”的校勘都不是“校勘学正轨”？

西方校勘学家的传统，其实并不是将校勘视作科学，而是将其视作艺术。爱尔兰学者路德维希・比勒尔《文法学家的技巧》一书中，曾将这一传统归纳为：“一言以蔽之，文法学家逐步扩大其技艺的适用范围，直至最后，成为重建和研究所有语言中所有文本的普遍适用方法。然而自始至终，它始终都保持‘艺术’这个词的古代含义：是自发创造和技术常规的结合――对于这个概念，在英语中我找不到比‘craft’（技艺）更合适的词了。”比勒尔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指用通识和理性的参与，需要灵活把握的理校。不过，一味强调校勘的艺术性，显然也有失之灵活、缺乏衡量标准的缺陷。

英国学者豪斯曼较为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认为，校勘学是具有“科学”和“艺术”双重性质的一门学问：“校勘是一门科学，同时，由于包含了对校和修正，所以也是一门艺术。发现文本中的讹误是科学，校正讹误则是艺术。”为何在校勘学中不能用科学性完全取代艺术性？豪氏认为：“我们关于某个抄本异文的正误的结论，永远也不可能通过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决定性的检验加以证实或改正；因为唯一具有同等决定性的检验是作者手稿的出现。发现比已知抄本更好的、更早的抄本，并不具有同等的决定性；即使是这种不充分的证明，也不是经常的，或在大范围内可以期待的。”他注意到校勘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发现了校勘学中检验方法的局限性。这样，带有“艺术性”的理校，不但不会因其不能完全满足科学标准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反而可以与存在局限的“科学性”起到良性的互补作用。豪氏著名的“用思考校勘”的口号，就是在肯定理校方法独特价值基础上提出的。

20世纪以来，将精确的、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文研究各个领域的趋势在西方愈演愈烈，校勘学领域也不能幸免。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校勘学危机的出现。比勒尔从希腊、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出发，认为：“这种倾向作为对过度臆测一剂有益解毒针而兴起，却另一方面引向过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引向纯粹的假定建构……对原始文本的偏离，有些是无意识的，有些是有意识的。一类是机械的，另一类则不是。处理前者，客观的、所谓科学的调查方法可以胜任，但是对于后者却行不通。”正由于所谓科学的校勘学存在一些弊端以及使用范围的局限，因而始终不能取代其他校勘方法。可以说，虽存在纯科学方法的挑战，前述豪斯曼提出的校勘的“科学”、“艺术”双重性质，将理校纳入“艺术”范围，肯定其存在价值，仍然是西方校勘学界对理校比较恰当的定性。

三、理校与版本的关系

既然西方校勘学中，“本子”和应用“理性”的理校都有其存在价值，那么，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剑桥古典学三巨头之首――英国学者本特利在整理《贺拉斯》的校本时提出著名的论断：“对于我们而言。事实和道理胜过一百个本子。”从此，强调理校的重要性在西方校勘学界就成为一种通行的看法，为其后豪斯曼等许多学者所继承。比勒尔甚至认为：“修正往往被随后发现的新材料所证实。然而，方法上无懈可击的修正，完全有可能与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截然相反。只要没有这样的证据出现，对于修正的真正检验，不是它依照游戏规则是完美的，而是它使得一个讹文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为完美――排除了任何通过假设加以改进的可能性。这种完美性不足与外人道，个中人却常常感到绝对的确定：‘它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的感觉并不是我们竭力避免的虚妄的主观主义，而是一种主观的客观，有其自身合理性。这就是理校，为此，我们应当感谢这门技艺的大师们。这里的方法被超越了；校勘家穿越作者的思想，想其所想，几乎与作者合为一人。他也许与后来发现的文献证据相矛盾，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像作者同一时代的一个合契同情的亲密朋友一样对作品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对推理精密却与本子相矛盾的理校，都认为有其独特价值，可谓把推崇理校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西方校勘学家使用理校的具体实例。胡适曾指责对中国古代校勘学者“先去猜想后去印证”是“迷误后学”的做法。其实，在西方先用理校进行推定，后来被新发现的本子所证实的情况，并不乏其例。试看保罗・马斯《校勘学》所引博特和科博特校勘《米南德》（《公断》，388，载于斯托拔厄斯）的一个例子：

博特和科博特均根据格律，将此句乙转为κομιεισθατ

παραγυναικοζ。对于这一修正，“没有人信他们，我恐怕如果不是纸草本证明他们是对的，直至今日也不会有人信从他们。”这与王念孙根据他校和理校将《战国策・赵策》中“触学”改订为“触龙”，并为后来的马王堆出土帛书所证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方校勘学家甚至还有不靠版本作依据，完全使用理校的经典事例。例如，德国学者保罗・马斯《校勘学》记载，12世纪迈克尔・乔尼亚塔斯校勘卡利马科斯《赞美诗》4.226f，的一个例子：

（传承文本之文字，上面所标是推测意见）

以上校勘中，乔尼亚塔斯仅依据传承文本的不通之处，“将神的插翅信使的行事描写为‘践踏土地’，措辞很蹩脚”，便将文本修改为，“那些人将您的命令踩在脚下”，并认为如此修改“很好的挑明了阿斯忒瑞亚的罪过”。而唯一的依据是可以参照该诗203中的“不得接纳托勒”这一本校证据。这种基本没有版本依据的校勘，与受到胡适指责的段、王等中国古代校勘家的“推理的校勘”大同小异，却仍然被后来的西方学者所承认，为该诗的通行本所采纳。

即使是杰出的校勘学家，如果过于推崇理校，也会导致瑕瑜互见的结果。譬如，豪斯曼在《马利尼乌斯第一卷整理前言》中对本特利校勘的《马尼利乌斯》评价道：“从斯卡利杰的天才硝烟中来到本特利的蓝天清风之下，最让他们赞叹、拥戴的却是别的优点：他的明晰、他的理智，他的公允、简单、直截了当的思维方式。说到他对《马利尼乌斯》的贡献，他的理校只是其一部分，尽管是最惹眼的那一部分；在这里，一如在《贺拉斯》那里一样，很多段落都是他第一次排除谬说，发现正解。”豪斯曼肯定了本特利应用理校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他（本特利）没有耐心，专断，过于自信。因而他不及深味确解就妄改正确的诗句，改动不符合自己文学趣味的地方，而不愿驻足问问马利尼乌斯的文学趣味何如。”②揭示出本特利滥用理校带来的弊端也极为明显。

为了弥补大胆的理校有可能掩盖底本的原貌这一缺陷，西方校勘家也采取了在校勘记中详尽说明异文和理由的办法。保罗・马斯在《校勘学》一书中有“在整理本中呈现校订理由”一节，应该说其描述的校勘记的写法，除了“推测性增补用（）”、“推测性删除用【】或{}”等校勘符号方面的枝节问题，与中国传统校勘学中校勘记的做法大同小异。

西方校勘学者中，也存在贝迪耶等人更倾向忠实于本子的做法。“他们宁愿选出一种总体上优于同侪的抄本，一切依准这个‘善本’（codex

opti―mus）。除了有缺陷或者实在难解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他们才不得已求助于其他抄本，或者冒险进行理校……它在特定群体中还颇受欢迎，尤其是新文献学家，认为这种方法比难免有错误的、主观的这种方法更加科学”。但是，这一方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问题。“这种单一文本法没有‘对校’的错误，它显然与原本之间也没有确定的关系――换句话说，它是有意的不鉴别”。虽然有利于保持底本的原貌，却难以获得接近原本的校勘。

西方的校勘学者中既有推崇理校的本特利、豪斯曼等人，也有注重底本的贝迪耶等人。恰如清代乾嘉诸老中既有段玉裁、王念孙等偏重理校者，也有顾广圻、卢文等偏重版本的学者。可以说，在校勘中对理校的应用，不论中西，都如陈垣所说，“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善于理校的学者，脱离了版本作为依据，不免会流于臆测妄断；注重版本的学者，完全排斥理校，便会轻信善本。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在推理与版本依据中取得平衡，得到最准确的校勘结果，仍然是中西校勘学者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四、理校的范畴与方法

西方校勘学者在进行理校时，首推利用西方语言学知识，依据语法规则、格律规则进行校勘。例如，萨福fr.96.8一诗，L本、P本作“υηνα”（月亮），不合格律要求“――”，人们便据此将其校改为符合格律要求的“σελ

υηνα”（月亮）。⑥

西方学者在利用语言学知识进行理校时，也善于总结各种规则与校例，据此进行校勘。前述迈克尔・乔尼亚塔斯在对卡利马科斯《赞美诗》4，226f，的校改中，根据αυνειν违背了田园诗二连元音的分音法则”，以及“因为前面的δμνασι，故易致讹误”，将其改为在格律上无可指责的“αμνεο”。对于本子和规则的关系，豪斯曼认为“这些抄本是我们得出规则的基础，而当我们归纳出规则以后，我们却说，这些从抄本语言事实归纳出来的规则显示出这些抄本存在讹误。无可否认，这里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这种情形的性质决定了困难是无可避免的；而克服这一困难的唯一出路，是做一个鉴别家。”应该说，语言规则和校例是从本子中总结出来，不能脱离本子而存在；但是语言规则和校例是带有规律性的准则，如能正确使用，据以指导校勘实践，发现本子中的错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在本子和校例中取得平衡，获得最理想的校勘效果，取决于学者的鉴别水平，而不取决于一味遵照本子，否定语言规律和校例的存在。乾嘉学者善于从校勘实践中总结规律性的“误例”，据此作为校勘古书的依据，应该说与西方学者是相通的。胡适指责乾嘉学者总结“误例”的做法是“中国校勘学所以不上轨道”的原因，恐怕是不够公允的。

西方学者还依据作者的思想、语言风格进行理校。例如，梅茨格在《新约文本》中总结：“通过考察作者可能写的是什么所得出的内在盖然性”，应当考虑的几种因素：“（1）作者整部书的风格、词汇和思想，（2）直接上下文，（3）与作者在其他地方语言运用上的和谐一致，（4）其他因素。”除了与本校、他校有交叉的部分，基本属于依据作者思想、语言风格进行理校的范畴。由于这一理校方法能取得在思想、语言风格上与故去的作者直接沟通的效果，故而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以至于有学者感叹：“他们（指古代文法学家）用自己的骨髓来理解作者，因为他们与作者有着相同的骨髓。在这方面，无论我们后来者的校勘感觉是如何敏锐，都只能像老斯卡利杰一样望古兴叹：‘真希望我们是那时的文法学家。’”应该说，中国宋代学者善于利用“文势”、“义理”来进行校勘，与此有相通之处。

西方校勘学家要进行成功的理校，同样需要渊博的历史知识。例如，本特利“对于古代社会……拥有广博的学问和知识，他把这个当作先决条件”，加上“特定的推测技巧和灵感”，运用诸多方法进行理校。这与中国传统校勘学者灵活地运用地理、职官、年代、名物等知识进行理校，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胡适说：“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那是个人学识的问题，不是校勘学本身的问题。”这一论断，符合中、西校勘学的现实情况。

西方校勘学还有一种依据抄写者、刊刻者心理特征进行理校的方法。梅茨格归纳的内部证据中，还有一种是“通过考察古代语言文字细节与抄写者习惯所得出的传抄盖然性（Transcriptional

Proba―bility），对此类方法的归纳较为全面：“（1）取难不取易。这里难的意思是‘对于抄写者是较难的’，因为抄写者有加以改动的冲动。特别是那些乍一看是错的，细一想却又其道理的异文。（2）取短不取长。因为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更倾向于增繁，而不是删减。（3）取异不取同。因为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常常会对相关的段落的平行表述进行协调统一。（4）取俗不取雅。因为抄写者习惯将不大熟悉的语词改成较为熟悉的同义词，习惯用雅饬的、更符合语法的语词去替换鄙俗的、生硬的词语。”

上述致误的心理原因，顾炎武在分析明代刻书的“通人”擅改古书时曾有所揭示，但在中国似乎还少有学者利用这类方法进行校勘。这些方法与依据语言学、作品风格进行的理校以及本校存在矛盾，且判断标准有时过于武断，不一定能直接搬用于中国古籍校勘。譬如王念孙校勘《老子》利用语言学方法理校以及他校证据，将“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改为“夫惟兵者不祥之器”，无疑是一个巧妙的校勘，却不符合上述“取难不取易”的规则。

利用语言学规则、作品思想语言风格、历史文化知识等对文本进行理校，中、西校勘学有诸多共通之处。在语言校勘上，西方偏重语法、格律，中国偏重字形、字音，这是双方语言的特点造成的，并非根本分歧。利用抄写者心理特点进行校勘的方法，虽然不能生搬硬套到中国，但也可对中国传统校勘学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结语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理校的存在必要性、理校的性质、理校与本子的关系上，中、西校勘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学术规律自有其客观性，也是不同国度学者长期摸索和总结的结果，完全可以殊途同归。在理校的范畴和方法上，两者虽有一些小异，但完全可以互相参考借鉴。可以说，中、西校勘学不存在何者“科学”，何者“不科学”，“科学者”取代“不科学者”的问题。今天，中国文献学工作者正确对待西方校勘学，应当站在平等、开放、严谨的立场上加以认识、学习，不需要存在任何自卑或自大的倾向。

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在中国较早地介绍了西方校勘学，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方校勘学不可绕过的一座里程碑。不过，他在西方留学时接触的可能只是西方校勘学中试图将校勘学完全科学化、偏重依据本子的一些流派，并不全面，其具体论断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些不全面的认识，却被当作西方的真理被胡适带回，作为专治中国学术病症的药方，迄今仍在发挥影响。余英时曾提到，“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这一方面（文本考证学）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所在。”意义如此重大的西方校勘学研究在胡适之后“少人问津”，存在长时期的研究空白，恐怕是不正常的现象。当今中西交流更加频繁，人们广泛接触西方原著和西学译著的机会愈来愈多，大量阅读西方校勘学原典，全面把握西方校勘学的特点和规律，大力推进西方校勘学研究，应当是当代文献学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