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的距离:对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摘 要】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文章从社会距离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较大，处于中度融入状态。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分异程度是产生该社会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教育隔离假设虽未通过相关性检验，但它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

【关键词】社会距离；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

一、问题与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的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以“单身外出”而是以“举家迁徙”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流动的家庭化趋势、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扩大。农民工的子女跟随其父母迁徙到城市，在城市读书、生活；同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组建家庭、养育子女，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数量的急剧增长。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增加了604.3万人，增长44.5%。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704.5万，占常住人口的35.9%。随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流动儿童业已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流动大军。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为47.8万人，占全国的3.8%，创历史新高。作为流动儿童的主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具有“二等公民”的身份意味。较之市民子女，他们在社会地位、教育资源、居住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对市民子女的交往，导致两者的社会融合程度较低，并进一步阻碍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与融入。为了探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试图从社会距离的视角，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的社会融合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该问题做出一些回答。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距离概念之争

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一个内涵丰富但却模糊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主观与客观的维度，而且也涉及个体与群体的维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塔德（G. Tarde）提出，他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使用“社会距离”概念来说明阶级差异。塔德关于社会距离的定义属于客观维度和群体维度，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首次赋予社会距离主观的色彩，认为距离的本质是“自我”与“他物”的一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屏障”。齐美尔的定义强调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属于主观维度和个体维度。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E. Park）受齐美尔的启发，将其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运用到当时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上，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距离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距离是存在于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亲近程度，是一种可以测量的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亲密的程度和等。帕克对社会距离概念的界定属于主观维度和群体维度，这为后来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1925年，博格达斯（Bogardus）在其《社会距离及其测量》一文中不仅延伸了帕克对社会距离的定义，而且设计了一种测量这些等级和程度的社会距离量表，用于美国人对其他种族的社会距离研究，这为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李（Lee）等人认为从大族群（美国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设计回答项目的博格达斯量表表达的是大族群对小族群的距离感受，不能用来解释社会距离的本质。因此，他们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设计了另一套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即询问小族群成员大族群成员在某些角色上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如此，反转社会距离量表就可以评估出小族群对大族群所建构的社会距离的感受。

国内有关社会距离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群关系研究。随着我国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和适应问题越来越得到政府、学界和媒体等的关注，有关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距离研究也逐渐增加，而这些研究大多借鉴了之前的应用研究。杰等研究了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他们参照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测量法和张海辉的研究，通过对南京市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会再生产或复制到流动儿童群体。杰等的研究虽然发现“复制”现象，但他们并未对复制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停留于主观解释的层面。许传新从流动人口子女（弱势群体）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流动人口子女对城市学生的社会距离，他从交往状态、交往意愿、接纳预期以及调试结果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发现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经常且愿意与城市学生交往，并且预期城市学生对他们持接纳态度，两类学生之间的社会距离非常小，社会隔离的代际传递不明显。许传新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认为两类儿童社会距离较大的认识。或许我们习惯将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移植”到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身上，错误地认为社会隔离会代代传递，却忽略了儿童和成人的高度异质性。但是许传新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他忽略了进入公立学校之外的流动人口子女，而这一部分儿童不在少数。钟涨宝和陶琴受张海辉研究的启发，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进行了双向度的社会距离测量，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对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和本地学生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距离是对称的。社会地位和交往网络对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具有影响。但是由于钟涨宝等的研究选取的样本量太小，所以其结论的代表性不够，而且研究中的变量之间只存在着微弱的相关，检验结果的说服力也不够。

虽然近几年有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距离研究逐渐增加，但是它还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忽略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异质性，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研究。本文希望能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经验，有所创新。

三、研究方法与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研究的研究方式，辅之以实地研究。在资料收集的方法上以问卷法为主，结合访谈法、实地观察法和文献法。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下文提出本研究的三个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假设、教育隔离假设和居住分异假设。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和走访的结果，本研究对这三个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生活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即指年龄在6-14周岁的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北京）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在实际的调查中，考虑到问卷的难度对于年龄过小的学生而言较高，所以我们选取四、五、六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另外由于研究者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初中生不在本研究的抽样范围之内。

本研究并未进行科学严谨的概率抽样，而是使用非概率抽样的方法，具体包括偶遇抽样和主观抽样。因为没有达到随机抽样的要求，所以调查结果只能说明被调查到的这批样本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北京市所有的农民工子女（总体）。当然，这种结果对于了解总体的一般情况也有或大或小的参考价值。在此希望后续研究能够进行科学的概率抽样，这样抽取到的样本在推论总体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

四、样本与量表

（一）样本概况

本研究对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公立小学和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进行问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360份，回收问卷360份，回收率为100%。经整理、筛后，最终有效问卷共计347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6%，其中就读于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和就读于打工子弟小学的农民工子女样本分别为156份和191份。

就样本年龄（9～13周岁）而言，11周岁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32.3%，两边年龄所占的人数逐渐下降。其中公办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与总体分布情况基本相同。从性别构成看，男生占总人数的57.9%；女生占42.1%。公立小学男生97人，占公立小学人数的62.2%，女生59人，占37.8%；打工子弟小学男生104人，占打工子弟小学人数的54.5%，女生87人，占45.5%。从年级分布看，四、五、六年级人数分别为117人、128人和102人，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33.7%、36.9%和29.4%。其中公立小学的四、五、六年级人数分别为51人、55人和50人；打工子弟小学的人数分别为66人、73人和52人。

（二）量表及其检验

本文对社会距离概念的界定主要沿用国内学者郭星华的定义，将之定义为存在于农民工子女心理空间中的，与市民子女之间的心理距离，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农民工子女在实际生活中与市民子女的互动行为越少，他们的交往意愿和交往预期也越低。为了对社会距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和反转社会距离量表的基础上，结合走访调查的结果，设计出一套符合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情况的社会距离量表（见表1），其中前四个项目构成交往意愿量表，后四个项目构成交往预期量表。

本研究根据折半信度的检验方法对两个量表分别进行信度检验。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交往意愿量表和交往预期量表的折半信度表现良好，分别为Alpha=0.904和Alpha=0.881；方差分析组内项目之间差异显著（Sig值均为0.000），且各个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因此，交往意愿量表和交往预期量表都通过了信度检验。

由于社会距离量表在结构上具有趋强性，理论上若量表中的第一个项目（在同一所学校上学）选择了比较不愿意，则其它社会距离等级渐弱的项目，如第二个项目（在同一个班级上课），应该选择比较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反映在统计上，两个量表的项目得分的平均值应该均呈现从小到大的排列。因此，若研究所得实际数据与此预测相符，则表示量表的效度较高，能很好的测量所要测量对象的特质。如表2，3所示，交往意愿量表和交往预期量表的效度都比较高，通过了效度检验。

五、研究结果

（一）社会距离值及其分析

通过量表加总求和的方法，分别计算交往意愿值、交往预期值和社会距离值，并通过描述统计分析得到表4。从表中可知，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交往意愿平均值为8.83，交往预期平均值为10.49，以及社会距离的平均值为19.32。整体来看，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一般，处于一种类似于“陌生人”的态度，既不喜欢与市民子女交往，也不讨厌和他们接触。如果我们将社会距离值（范围为8～40）分为[8，18]、[19，29]和[30，40]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高度融入、中度融入和低度融入，则从农民工子女的角度来说，他们融入市民子女群体的程度为中度。

另外，我们发现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交往意愿平均值（8.83）小于交往预期平均值（10.49）。交往意愿与交往预期的不对称性表明，比起农民工子女的交往意愿，他们对与市民子女交往的预期在阻碍两者之间的互动行为上起到更大的影响。换句话说，相比起所感受到的排斥预期，农民工子女在与市民子女交往的意识上更主动和强烈，融入其中的意愿更集中和一致。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也许愿意与市民子女交往，但是由于自卑情绪，他们倾向于认为市民子女会瞧不起自己，从而放弃了主动接触市民子女的机会。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距离

社会经济地位（SES）假设是本研究提出的第一个假设，即SES与社会距离存在负相关，农民工子女的SES越高，则其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越小；反之则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越大。以下是对该假设的检验过程。

家庭SES主要包含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三方面指标，通过赋值及统计分析得到表5。从表中可知，农民工子女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分均值为10.78，父母职业状况得分均值为5.70，父母受教育程度得分均值为17.18。总体来说，农民工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其中父母职业状况的标准差为1.87，这表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趋向于一致，即大多从事低端行业，如建筑工人、商贩、保姆等。

通过相关分析，我们看到在构成SES的三个指标中，只有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距离具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比起家庭经济状况低下的农民工子女，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的消费能力较高，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城市特有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他们的城市化过程。同时，经济状况良好的农民工子女家庭更有能力选择居住在较好的社区，并让孩子进入公办学校读书，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农民工子女同市民子女交往的机会。因此，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就越小；反之则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越大。该结论部分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SES）假设。

（三）教育隔离与社会距离

教育隔离假设是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假设，即教育隔离增大了社会距离。具体而言，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小于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同时“分班”、“分校区”的教学方式也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和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下文是对该假设的检验过程。

从学校性质反映的情况来看（见表7），就读于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在交往意愿值、交往预期值和社会距离值的得分分别为9.00、9.85和18.85；而就读于打工子弟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在这三个值上的得分分别为8.69、11.02和19.71。数据较为直观地显示了就读于不同性质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社会距离的差异。虽然在交往意愿值上，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得分比打工子弟小学的农民工子女高，但在交往预期值，打工子弟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得分比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高得多。由于两者在交往预期值上的差别较大，所以整体看来，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要比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大。

为了进一步检验教育隔离假设，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见表8）。从表中可得，虽然学校性质与社会距离具有相关性，表现为打工子弟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大于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且微弱。无论是Kendall相关系数（Sig.值为0.752）还是Spearman秩相关系数（Sig.值为0.752），它们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

分析到这，我们似乎能够教育隔离假设，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探究教育隔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根据走访调查的结果，A小学对农民工子女的教学安排是采取分班教学，而且一开始校方区别对待农民工子女，将他们单独安置在矮平房上课，甚至为了防止他们与市民子女有过多的接触，他们放学时间的安排与市民子女的不同。下面的访谈摘要证实了这一点，受访者是就读于A小学学生的母亲。

访谈者：现在A小学的编班情况是怎样的？

受访者：现在A小学是独立编班，原来打工子弟学校原班人马（包括老师和学生）搬进新校区，其他一切几乎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单纯的提供校舍，上课属于两套系统，公办学校几乎没有举办任何活动来促进学生融入。考试排名两边学生也不挂钩，中午吃饭时公办学校孩子们吃自己学校做的饭，新搬进来的打工子弟们需要订饭（每天8元），上课时间6：40-5：30.很多打工子弟孩子初中毕业就要回老家，原则上在北京不让上高中。

后来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才安排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在同一栋教学楼上课。可见，虽然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小学学习，但是由于校方的制度性隔离，这些孩子依然缺乏与市民子女交往的机会。因此，即使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小学，他们也难以融入公立小学的生活，他们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也难以缩小。在我们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是A小学采取“分班”的教学形式，基本上凡是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都是这样安排的。下表9展示了学校走访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并不能简单地否定教育隔离假设，因为教育隔离的内涵不局限于学校隔离这一指标，而本研究主要是针对学校隔离对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社会距离的影响，并未对进入公立小学的农民工子女作深入的调查，所以得出学校性质与社会距离不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检验教育隔离假设，我们需要进入公立小学展开更为深入的实地研究，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中与市民子女的互动情况。

（四）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

居住分异假设是本研究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即居住分异程度越高，社会距离越大。具体来讲，农民工子女所生活的社区中市民子女所占的比例越小，他们与市民子女交往的机会就越少，从而强化了群体分化程度，这使得两类儿童之间的社会距离扩大，疏离感增强。以下是对该假设的检验过程。

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图1，该图直观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所居住的社区中市民子女与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关系，大致勾勒出社区的居住分异程度。由图可知，农民工子女所居住的社区中“基本上没有市民子女”的比例最高，达到38.15，而且60.40%的社区中，农民工子女的数量比市民子女的数量要多。如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农民工子女所居住的社区中市民子女所占的比例较低，其居住分异程度较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因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首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所以他们在居住模式上倾向于选择聚居或集聚在一起，比如居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带。依靠“强关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了生存空间，但同时，这导致了农民工在与市民的社会关系上出现自愿性隔离的现象。由于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迁移到北京，所以他们大多与市民子女不在同一个社区生活，这导致两者之间出现了居住分异现象，甚至造成非自愿性隔离。

勾勒出居住分异程度之后，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的相关关系。如下表11所示，居住分异程度和社会距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居住分异程度越高，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就越大。而且，由Kendall相关系数（Sig.值为0.006

六、研究总结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对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较大，处于中度融入状态，而家庭经济状况和居住分异程度是产生这种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缩小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的社会距离。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让他们充分地接触交流，那么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好的融合，而这会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比如，在社区经常举办一些活动，让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一起参加；在公立学校进行城乡孩子是“一家人”宣传教育等。这样不仅能够缩小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而且可以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从而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

虽然教育隔离假设在本研究中并未通过检验，但它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中与市民子女的互动情况。另外，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非概率抽样，所以在推论总体情况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一缺点。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子女这一群体势必长期存在于各个城市中，对于他们的城市适应与融入状况，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呵护这些“流动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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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叶小根（1992- ），男，福建福鼎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纪竞垚（1992- ），女，辽宁沈阳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