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的风采

时间:2022-06-04 05:01:58

1998年12月10日,当地时间下午4时许,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崔琦健步走进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大厅,接受瑞典国王颁发的奖章、奖状和奖金。

59岁的崔琦,在颁奖仪式和庆贺晚宴之间,应邀来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同中国留学生座谈,并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其言谈举止处处透露出他在为人方面的谦和以及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年近花甲的崔琦认为,“获得成功,要有一定的运气和时机,但勤奋是基础。”他说他每年带的二三十个研究生都很刻苦,他们往往把别人花在舞会上的时间用在了实验室,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崔琦说:“一个人如果只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搞研究工作,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目的。做学问可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对别人有用。”

崔琦还说:“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因为做作业只是在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做学问就像在旷野或森林中寻找回家的路一样,需要有开拓性的探索精神。”

崔琦的人生之路,同他的研究工作之路一样,充满了艰辛和奋斗。1939年,崔琦出生于河南宝丰县乡下一个贫困的小村庄,他是老小,上面有3个姐姐。1949年兵荒马乱之际,3个姐姐先逃到香港,1951年把12岁的崔琦接到香港。四姐弟远离父母在香港一无所有,只好自力更生,崔琦求学的费用完全是靠奖学金维持。正因为经历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艰苦岁月,崔琦形成了沉静、坚韧、不爱抛头露面的性格。

从1953年至1957年,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完成了中学课程。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中,同学们对崔琦的赠言是:“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有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

的确,崔琦中学成绩甚佳,每年都获得奖学金,但在许多生活小节上却很糊涂,他曾将五毛钱当一毛钱使用,此在校内传为“佳话”。

中学毕业后,崔琦于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美奖学金的资助进入美国奥斯特纳大学,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67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后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崔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因为在1982年发现了分数电荷激发的新型“量子流体”,即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在应用上为人体现象的诸多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微电子学的发展有重大裨益,并可令日后生产的电子仪器,如电脑、电视及手提电话等的记忆系统体积更小更精细。此外,它还有助于了解宇宙时空中量子真空的结构,所以更具宇宙学方面的意义。

崔琦由于在上述尖端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成为美国高尖科学学会会员,而且在1984年获得了浓缩物质物理巴克利奖,198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8年4月荣获本杰明・富兰克林物理奖――这是物理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崇高荣誉。当时很多同行都相信,崔琦有很大机会更上一层楼,因为历史上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都是在获得富兰克林奖之后才得到诺贝尔奖的。

果然不出人们意料,半年以后,1998年10月1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科学院传出了一个令全球华人振奋的消息:59岁的崔琦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6位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华裔科学家。

崔琦是在美国东部时间1998年10月13日下午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得奖消息的,之后他仍照常做日常工作,并按原先排定的日程到医院接受验血,因为前几天他身体不太舒服。

普林斯顿大学届时已经记者云集,校方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赶到记者招待会会场时,尚未将他获奖的消息告诉在外旅行的太太与两个女儿。

崔琦一身简约的装扮,浅色的衬衫外加深色的毛衣,深色的西装裤,未打领带,头发并没有特别梳理,皮鞋也没有特别擦亮,他就是这样出席记者见面会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夏比洛等陪同他出席见面会。他只简短地谈到从事研究工作是很有趣并极具挑战性的。对于获得诺贝尔奖,他谦虚地表示也要感谢学校及同事们的支持与协助。对于记者的询问,他常常以三言两语作答,给人以十分朴实和谦和的印象。

在1998年12月10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前夕,崔琦于12月3日回到阔别了40年的香港,他首先出席了母校培正中学同学会欢迎他的聚会,与当年的师长及朋友们会面,感谢母校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后来,他又到香港中文大学与一批大学生座谈。他手提一个黑色小背囊,所穿西装不特别挺直、领带不特别工整,脸上却挂着亲切可爱的笑容。学生所问的问题,多围绕如何成功,似乎希望从崔琦这位世界诺贝尔级的顶尖科学家口中获得一条简单的方程式。可是,崔琦自始至终,都回答是“坚持”。崔琦是同他的夫人琳达一起赴港的。琳达是美籍挪威人,在崔琦19岁初到美国奥斯特纳大学就读时他们就相识,当时全校只有崔琦一个华裔学生。有缘千里来相会。两人在分别多年后,又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时相逢,并开始交往。琳达回忆说,崔琦与她的交往,充分表现出他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个性。在三四十年前,异国情缘还非比寻常。崔琦的幽默感和思想深度,给琳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周末,崔琦最大的享受就是捧上厚厚一沓报纸,不论是政治、经济、科技还是艺术,都不放过,一读便是几个小时。琳达打趣地说:崔琦什么新闻都喜欢看,却不见得什么都看得懂;但他脑中的新想法、新念头总是永无休止,这可能与他喜欢读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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