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贫困生与职业精神坚守

2001年8月，一封题为《我想“握住”武大的“手”》的求助信，启动了《襄阳晚报》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一对来自保康山区的李姓姐弟同时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路费、生活费，经过襄阳晚报编辑部牵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帮他们圆了大学梦。

从那年开始，《襄阳晚报》的编辑、记者开始用自己的一份执着传递点滴的温情，他们深入乡村山野寻找为大学学费担忧的贫困学子，他们四处奔走寻求社会各界捐赠。12年来，在他们的帮助下，300余名贫困生圆梦大学。

这300余名贫困生全部接受了记者的入户调查。通过入户调查，记者对贫困生的个人和家庭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认识，也对基层群众的生存状态和基本诉求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一些人质疑还要不要援助“无情贫困生”的情况下，大家依然坚持入户调查。大家觉得，入户调查受助对象就是落实“走转改”的一种生动实践，也是对记者进行三项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走进贫困家庭——对采编人员的一次再教育

调查和采访是记者的基本工作，但调查和采访的方式影响着调查和采访的质量。是听基层干部讲，还是听基层群众讲；是走进贫困家庭看，还是基层干部陪着看，媒体付出的人力和财力成本是不一样的，但获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编辑部内部出现过争论，但最终达成了一致——坚持入户调查。

大家觉得，活动本身是搭建爱心人士与捐助者之间的桥梁，入户调查能够让这座桥梁搭在最合适的位置，同时能让采编人员受到教育、受到启发。记者沈明晶说：“通过这个活动，我走下了基层，看到了最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的期盼是我们的动力，让我备受鼓舞。”

12年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每年都在7月初启动，8月底结束，这是一年中最热的阶段。12年来，襄阳晚报记者采取学校推荐和记者分组寻访两种方式，走遍了襄阳的10个县市区，60多个乡镇，寻访和调查需要帮助的大学新生。

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年轻记者的心灵也得到了洗礼，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回味的故事。

经济生活部记者乔丽在晚报工作第一年就参加了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的采访，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浦娟的贫困学生。

她说：“看到浦娟家的那一刻，我很受震撼：刚下过雨，她家门前稀泥一片，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脚走过去；3间低矮破旧的瓦房，因为漏雨室内多处地面潮湿。更让我震撼的是，浦娟的妈妈告诉我，浦娟和妹妹本来都留着及腰长发，为了给浦娟筹学费，她和妹妹卖掉了长发，而收头发的人为了多剪头发，把两个小女孩的头发剪得坑坑洼洼。卖头发得了1500元钱，两个小姑娘高兴不已，而她们的妈妈看到女儿的发型时，却心疼地哭了。”

在2012年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中，记者何伟被派往老河口寻找贫困生。这一年的老河口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何伟在各村走访时，亲眼见到了土壤干裂、玉米面临绝收的现状。因为地里收成不好，为了生计，何伟采访的四家贫困生的父亲，虽然年岁都在四五十岁，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加入了包工队，在建筑工地打工挣钱。贫困生熊燕的父亲，在干活中因为楼板断裂直接从二楼摔了下来，经过抢救，命保住了，但肠子被截去一大截，肚子上留下一个长达20厘米的手术刀疤。何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那道疤痕看起来触目惊心。我想，如果不是孩子上大学需要钱的缘故，这位父亲也不至于这么拼命。”

入户调查获得的一个又一个细节，让见报稿件充满着动人的力量，不少稿件见报后，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要求定向资助。编辑部认识到，入户调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爱心资金的数量，于是逐步把工作重点由爱心资金的组织转移到入户调查的组织上来。

选择资助对象——对职业精神的一次拷问

对困难群体的援助是运用媒体平台，整合社会力量，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济的一种方式。近些年，很多媒体和部门开展了类似的捐资助学活动，有些活动把追求的目标定在募集了多少捐款和捐助了多少学生身上。事实上，有些活动是在玩数字游戏，把妇联、团委、工会及企业开展的定向捐助活动纳入自己的规划，换来捐款数字上和捐赠人数上的“影响力”，对于学生是否真正符合捐助要求，捐助款项是否落实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

2007年，襄阳就发生过一例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在襄阳市总工会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中，一名受助学生的父亲竟然是襄城区城管局副局长。经过记者调查发现，每年市总工会都会开展助学活动，其方式是给每个区分资助指标。当年市总工会给该区一个指标，考虑到城管战线工作人员收入较低，区总工会就把指标给了城管局。当时该区城管局只有副局长的女儿考上了一类重点大学，因此这个学生被确定为受助者。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负效应，襄阳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引发社会质疑。

《襄阳晚报》的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始终不追求数字影响力，在拒绝与商业单位合作的同时，主动接受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监督。总工会的这一教训让我们更加严格地坚守这一准则，也把活动能否在阳光下运行作为拷问记者职业精神的一道试题。

由于目前社会上的捐赠渠道较多，在对贫困生进行审核时，我们还提出“错位捐助”，即一个贫困生只能接受一个种类的捐助，在避免“重复捐赠”的同时，保障活动的公平性。2011年，家住高新区米庄镇桐树店村三组的田路同学被确定为当年《襄阳晚报》“援助贫困大学生”受资助对象之一，受助金额是4000元。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的前两天，我们得知田路就读的高中从另外一个渠道为他争取到了4000元助学金。通过记者的沟通，田路让出了《襄阳晚报》的名额，在仪式发放现场，将获得的4000元钱转给了通过审核但未“排上队”的贫困生。

新闻媒体援助贫困生作为社会救济的一种方式，力量是有限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向弱势群体表达一种取向、一种姿态——社会没有忘记他们，只要他们自身努力，社会就会努力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最需要的人，成为襄阳晚报选择资助对象的立足点，让有限的资金接受慈善总会监督则是建立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的一种机制，襄阳晚报援助贫困生活动因此进入了良性的运行轨道。

平视资助对象——对人文关怀的一种诠释

资助和被资助，作为主体的双方在心理感受上是截然不同的，作为资助的组织者和提供者，容易在心理上和道德上不由自主地产生优越感。

本地一家电视媒体也曾开展过类似的活动。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记者让贫困生多次面对镜头，一遍遍地讲述自己的贫困身世和爱心企业的善举。这一方面严重伤害了贫困生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引来观众的强烈反感。

《襄阳晚报》在组织援助贫困生上大学的活动时，对贫困生要求隐去姓名的，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助学仪式现场安排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在寻求企业捐款的同时，我们要求企业同样要尊重学生的意愿。我们相信，对于受助对象来说，尊重和资助同样可贵。

活动开展初期，我们把助学金逐一送到学生手中，后来逐步改为集中发放。考虑到赞助单位的实际要求，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个简单的发放仪式，考虑到贫困生的实际困难，发放仪式一般安排在下午2至3点，这样可以保证学生们从各县市区到襄阳市区，实现当天来、当天回，不增加过夜住宿的负担。近两年，应企业的要求，我们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改在了晚上，并适当增加了文艺节目。为了遵循不给贫困生添麻烦的原则，我们会向贫困生及跟随家长安排住宿、吃饭，记者到车站接车，跟贫困生一起吃住，为的就是与他们进行自然、平等的交流。

在做完每一年的援助贫困生上大学活动后，我们的记者会和部分学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到学校以后，会给记者写信或发短信告知学习情况。虽然我们内心很欣慰，但我们依然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回报，不想因此增加他们的任何负担。

一位经晚报报道得到捐助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记者发短信汇报学习情况。起初，记者每次都礼貌性地回复，后来，编辑部明确要求记者写一封信“断绝”与学生的联系。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受助对象有“负债感”，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帮助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不断地表达“感恩”会让他们内心难以平静。

对于那些从未与记者联系的贫困生，在部分人士强烈谴责他们“无情”的同时，我们一直能够坦然接受。我们始终相信，受助对象不是无情的，他们的选择有他们的理由，不联系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同样尊重他们的选择。

作为援助活动的组织者，作为社会公器，媒体运用媒体平台，整合了社会力量，让爱心人士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困难学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举多得。但是，如果把感恩变成受助者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不利于他们健康地成长。我们觉得，平视受助对象，也是对他们人格上的尊重、心理上的慰藉。让他们丢下包袱，轻装上阵，为自己积蓄资助他人的知识和力量，才是爱心传递的不竭动力。（襄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