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在北京

编者按：中国崛起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几近缺失，指的是与西方思想的对比中，中国文化在全球阐述上的存在缺失。本文作者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德国友人，他表明中国文化由于这种情况与西方期望相对立，因此中国儒家文化应该更加值得注意。

中国文化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方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首先将中国文化称为“儒家文化”，后来统称为“中国文化”。但他不能说明如何理解这种文化以及最后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虽然对他的文化差异的重要政治意义的理论来说，这或许很重要。其他人在定义中国的非西方特征上也同样不太成功，最近更难得听到“儒家学说”这个关键词。这很可能因为人们注意到，作为西方宗教或意识形态概念的等价物，它与中国的现实不符。

在中国方面，国家主席多年来一直要求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也就是说，在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文化推向全球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去年美国好莱坞甚至敢将动画影片《功夫熊猫》推向中国市场，还赢得了大批观众。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气得咬牙切齿，自问为什么本土的制片厂从来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庆幸的是中国的电影工业从后者的优势中看到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正试着追赶好莱坞。

中国这场“软实力”运动到目前为止的高潮是中国教育部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开办的100多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负责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这场全面行动已让加拿大情报机构开始凋查，后者在一份机密文件中得出结论：北京希望赢得“世界的喜爱和理解”并参与“突破加拿大人的思想意识”。但这种警告口吻或许来得有些过早。对于相关课程的语言和成效而言，毫无疑问是如此，但在涉及“文化”方面，孔子学院至今提供的课程只有书法、篆刻和稀水墨画入门。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与花样繁多的手段相对应的确是贫瘠的内容。中国当局会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的“五千年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特征的“中国记号”。但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时，剩下的显然只有篆刻艺术了，这种迷惘可能是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历的历史断裂的后果。

从那之后，寻找文化根源的行动再度增多。《三字经》重新出现在一些学校的课程中，传统节日被定为全国性假期，京剧得到大力弘扬，古装剧占据荧屏。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之前产生的空虚被一下子填满了。市场以极其迅猛的速度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是他们几乎无法平衡的。不少人认为中国缺乏思想和道德准则，担心最终只不过是经济竞争在提供共存的标准。

因此，中国也在尝试构建一个西方宗教和国家政体的对应物。一位名叫蒋庆的退休教师甚至打算重新将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例如政府今后应以三重合法性为支撑，除民意和文化传统外，还包括宗教，其议院议员应通过一种儒家考核体系和儒生内部的选举确定。

中国儒家文化首先与来回变化的过程和关系有关，因此几乎不能通过明确的“思想”得以表达，更不用说通过中国过去拿来衡量自身意义的西方的概念。就像篆刻是中国文化的化名吗?更确切地说，后者是不知所措、现实主义、谨慎和实用主义的混合体。对中国政府来说这至少也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好处，即它在对外关系中不必坚守明确的政治和道德立场。此外，其中也表现出了对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增加的自信，中国有时间在全球化当中重新理解自己，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已经成为关键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