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股权模式会变吗?

提到华为，首先它有让人尊敬的一面。在竞争激烈的通讯设备领域，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巨头。这和那些位列500强的央企不同，后者靠着国家的“特许经营权”，便可以轻松把13亿人口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转化为资产和利润。而华为的市场主要是海外，要靠自己去拼。

但它也有其让人疑惑的一面。它的股权结构曾被称为“黑屋”，与此相关的种种传说影射着中国特有的政商环境和利益分配格局。这种印象也是华为长期受阻于北美市场的绊脚石。但华为一直坚称，自己只是一家员工持股的私营企业。近期，华为还向外媒展示了其员工持股计划的簿册。可以说，这家公司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名誉之战”。

但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华为当下最需要的不是“名誉”，而是必须面对这种股权激励模式效力正在衰减的现实。“劳资共享”股权模式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其对劳动的尊重，更在于它也是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手段。

在市场份额高速扩张和利润高增长的时候，这种模式战无不胜，足以实现员工激励和灵活融资的统一。但当速度慢下来，事情就会不一样。 成本的逻辑 尽管华为并未披露这些年的具体配股和融资数据，但从华为庞大的持股员工数可以推断，融资量应有相当规模。而华为高层也承认，这是其主要融资途径之一。

从华为自己披露的股权信息来看，它是一家实现了“劳动与资本共享”的范本企业。

公司99%股票由8万名员工持有，持股人数约为华为全球员工的一半。华为2009年的财务数据还首次披露，创始人任正非的持股仅为1.4%。

至于具体持股方式，则主要通过“员工持股会”来持有。持股员工会定期投票产生几十名股东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投票产生公司董事会。华为强调说，在投票中，员工根据持股量获得等额选票权，在各个“选区”，即华为全球的分支机构，按照程序参与投票。

如何才能成为“股东”？员工在华为工作满一定年份后即可获得配股资格，除年份外，工作绩效也是获得配股数量的依据。多数时候，股票要员工自己掏钱购买。获得股票后，“员工股东”即可根据公司业绩每年得到分红。在华为利润增长最快的几年，员工年收入中，一半以上由分红和年终奖组成。

从以上这些信息来看，华为首先是一家股权分散的、纯粹的私营企业。其次，它还把民主集中制落到了实处。更重要的在于，员工持股分享红利的方式，实现了西方先贤所憧憬的劳动与资本共享企业的模式。

不过，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这种模式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极其灵活，并且成本不那么高的融资模式。尽管华为并未披露这些年的具体配股和融资数据，但从华为庞大的持股员工数可以推断，融资量应有相当规模。而华为高层也承认，这是其主要融资途径之一。

华为成立于1988年，其首次内部股权融资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华为多年后对外界表示，从“两间公寓起家”的民企身份，决定了它从国有银行贷款很难，因此才选择了这种内部股权融资的方式。

但事实上，融资成本的考量是华为做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奇高，一年期贷款光基准利率就超过8%，一年期以上贷款更有超过15%的情况。而企业要从银行贷到款，成本势必还要上涨几个百分点。此外，银行贷款的另一个问题是有着刚性的付息要求，即便本金可以展期，但利息却必须按期支付。

并不低廉的融资成本加上刚性的付息要求，这对一家极具企图心的企业来说，并非好的选择。在创立初期，华为主要以海外的运营商业务为主，在这些市场，它面临着西门子、爱立信、阿朗等巨头的竞争。作为后来者，华为必须以合适的“性价比”来战胜对手。

“性价比”来自于何处？必然来自于对成本的管控，比如原料、人工和融资的成本。通过内部股权融资，华为实现了对人工和融资这两项成本进行的有效的整合。简单讲，尽管内部股权融资最终也需要支付分红，但分红是在年底，而支付工资则是每月进行。因此，采取分红的方式让企业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差”。高月薪意味着必须“齐头式”支付成本，而年底分红则意味着把成本支付延后，而这些被延后支付的成本可以迅速投入研发和市场开发。

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必然要求企业在资金管理上有一定灵活性。分红必须视企业利润而定，效益不好时少分，效益好则多分，但研发和市场开发等费用却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以保证业务持续的增长。可以说，这种模式是华为的现金调节器。

华为并不是这种模式的独创者。早在1970年代，这种模式就在台湾企业中非常流行。台湾的企业家认为，这种模式参与创造了台湾的“四小龙”奇迹。因为，一方面，这种模式为企业融到了资金，另一方面则调动了骨干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让台湾企业的员工成为了全球最积极的人。但这种模式也为一些台湾企业带来了“抠门”的恶名，因为企业开出的工资不高，而分红则是不确定的。

华为对这种模式的运用比台湾人更成功。台湾企业的持股计划，不少都是“中高层干部”的游戏，而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惠及面很广，骨干员工几乎都是受惠者。任正非曾说过，这种模式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度复兴，此言不虚。因为，受惠面之广的确做到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

但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模式的另一精妙之处在于找到了市场后来者的“比较优势”，以最灵活的成本控制，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工程师和最勤奋的销售人员组建为一支军队，纵横亚非拉，成就了一个真正的“国产”全球性行业巨头。按照华为今年年初的预计业绩，2013年，华为在全球的销售收入将达到2380亿～24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可以在非洲50多个国家的GDP中排前10。 台湾企业的持股计划，不少都是“中高层干部”的游戏，而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惠及面很广，骨干员工几乎都是受惠者。 封闭的模式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行业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巨头们既要跟进技术变革的步伐，也要不断进行产业横向的调整。其中，一直被华为看作是榜样的IBM就曾多次砍掉业务板块，比如把个人电脑板块卖给联想。华为同样经历过数次产业布局的调整。目前，华为已从偏重于运营商业务发展成为了三个主要板块，即运营商、企业网和终端业务。

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企业网业务和终端业务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必须让这家公司从“封闭”走向“开放”。简而言之，运营商业务只需要搞定少数的运营商客户即可，低调发财是正途，但后两个板块则必须要和“多数人”打交道。因为它们涉及品牌形象、销售渠道等产品本身之外的因素，所以华为只有更透明，才会赢得企业客户或者消费者。此外，即便就运营商业务而言，全球利润最高的北美市场同样以华为“不透明”而将其拒之门外。

华为近年来的不断“透明化”是有目共睹的。华为的股权结构被一点点地披露出来便是这个原因。开放为华为带来了改变，以终端业务为例，华为已位列国产四大品牌之一，“中华酷联”的格局已经形成。

尽管产业的拓展有了起色，但曾作为华为秘密武器的内部股权融资模式开始遭受挑战。挑战来自于扩张的放缓。一方面，增长放缓，分红不够可观，其激励作用便会衰减；另一方面，大量的新员工和老员工的持股差距很大，分红收入差距也大。而新员工想得到股票也越来越难，企业员工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一位毕业于国内著名计算机系的华为企业网板块员工对《南风窗》记者抱怨，“不是谁都能拿到这个股票，这是一种论资排辈。”

2013年，华为为一些员工进行了加薪。此外，华为还对新招基层员工表达了薪酬制度上将有所改变的想法，即在新招基层员工的年收入中，分红部分会下降，而工资会更有竞争力。

“这是一种跛脚的股权激励，肯定会遇到瓶颈。”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嵩对《南风窗》记者分析，常见的股权激励一般有分红和资本利得两种。所谓资本利得，可以简单理解为股票上涨和持有成本的差价，即员工从套现中获得收益。目前而言，华为由于没有上市，而且股票也只能在企业内部流动，属于一种封闭式的股权激励。因此只有第一种激励，而没有第二种激励。

“跛脚的激励”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所有的激励成本都必须由公司本身承担，而无法像上市公司那样，可以通过股票的涨跌和转让由资本市场埋单。在一些后发地区，让资本市场为企业的股权激励埋单，几乎已经成高竞争行业的通行规则。曾一度流行员工持股的台湾电子企业，最终也都是采取公开上市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内部股权融资模式的“后遗症”的。

台湾知名管理学教授、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对《南风窗》记者分析，在IT产业发展初期，台湾为鼓励企业和员工运用内部股权的激励方式，采取了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在“征税”的时候，只按股票票面价来“征”，而不问持股者究竟获得多少股票涨跌的差价。鸿海等一大批台湾知名IT或者电子企业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上市公司，实现了股权内部和外部的接通，让员工有机会通过套现来获利，缓解了企业的分红压力。 未来的可能

那么，华为为什么不上市？这个问题引发着外界对华为的各种联想。

不难发现，几乎华为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上市公司。在国际上，思科、爱立信、西门子等巨头早已是闻名遐迩的IT巨型股。在国内，“中华酷联”4家手机制造商，除了华为之外，其他3家无一例外都已在香港上市。尤其值得一提的，业务几乎和华为完全重合，并且也采取过内部股权激励的中兴通讯，早在2004年便登陆了香港主板。

外界还认为，上市的一大好处是会使得华为成为一家透明的公司，有利于其进军利润最高的北美市场。

对于不上市的理由，华为高层曾在一些场合提到，上市会带来一夜暴富，不利于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

“不上市的理由有很多，但这样的理由站不住脚。”黄嵩认为，对员工的现金激励，远比高呼创业精神重要。以Facebook为例，其在招股说明书中就坦诚地提到，企业为什么上市？一是投资者要退出，二是对员工有激励的需要。“难道Facebook不需要创业精神了吗？”黄嵩认为，华为上市的障碍不在于员工持股，而在于是一种“代持”。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无法知道每一份员工股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外部投资者也无法知晓基于股权的决策机制。

也有观点认为，华为之所以不上市，在于它并不需要上市融资。对此，汤明哲举了一个郭台铭和鸿海的例子。鸿海自从1991年上市之后，20多年来很少向投资者要过钱。与此同时，分红也很少。鸿海为什么这样做？汤明哲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资本市场为股权激励埋单，而把利润保留在企业内部，不断投入研发和生产，以技术和规模来确保公司在行业的地位。

这些年以来，部分华为员工已经开始抱怨花钱购买的股票，其收益率远不如买房。尽管这不完全是华为的问题，但至少说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原先设计的激励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无论企业有着多么强大的“金库”，也总有考虑借用外部资金的那一天。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能忽略。如果上市，分散的股权结构是否会导致控制权旁落？而采取“代持”的模式，却可以保证少数精英对企业有所掌控。

“很多时候，这种控制力是必须的。”汤明哲认为，作为后发经济体的企业，除了人力成本的优势、资金使用的弹性之外，还必须有着决策上的优势。在IT行业，市场变化和技术革新快，管理层必须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迅速决策。韩国人为何在电子消费品行业赶超了日本人和诺基亚？其原因便在于韩国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尽管上了市，但家族有绝对的控制力，决策效率比对手高。相反，日本企业和诺基亚，由于变成了公众公司，家族色彩很淡，容易出现“人成本”的问题。企业管理者为了薪酬，会基于短期财务表现做出决定，而不愿为了企业长期利益而冒险和创新。

“有时候集权不一定是坏的。”汤明哲认为，华为这些年的迅速扩张，同样和其管理层决策的效率不无关系。

问题并非没有解法。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一直有着“特殊股票”存在，它们不必遵守“同股同权”的原则，持股人拥有强大的决策权。比如，为保持创始人的控制力，谷歌便设置了几种不同的股权。同样，阿里巴巴和港交所的纠葛，也是因为创始人希望用双重股权结构保持控制力而得不到交易所的许可。

不论如何，华为公司神秘了20多年的股权问题总有最终解决的那一天。尽管这一天看起来还很遥远，但变化已经开始。